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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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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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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将银行业危机界定为系统性偿付危机或系统性流动性危机。一些危机，如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美国1837年、1839年、1857年、1861年、20世纪20年代、1930—1933年，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危机，导致大量银行资不抵债，而不仅仅是银行经历严重支付压力时的流动性紧张。何种范围和程度的资不抵债才能构成危机，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定义，但一般而言，银行偿付危机的一个实用定义是，当银行负净值或政府救助成本超过GDP的某个关键百分比。这一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对近代银行业危机的研究中，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如Caprio and Klingebiel，2003；Laeven and Valencia，2012）。第二类银行危机是系统性的流动性中断（如广泛的银行挤兑），但不至于出现银行严重资不抵债或代价高昂的政府救助性干预。例如，Calomiris and Gorton（1991）将美国1873年、1884年、1890年、1893年、1896年和1907年银行业恐慌归为系统性和重要的流动性冲击，即使这些冲击并未造成很大程度的银行资不抵债。相比于一些文献中使用的“金融危机”概念（如Reinhart and Rogoff，2009），上述定义的范围都更为限定，在此类“金融危机”定义中，单一大型银行的破产等负面事件都被认为是危机的证据。如果援引这些更为宽泛的标准，全球银行体系将显得更易遭受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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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文的分析不包括前共产主义国家和现共产主义国家，因为国营银行体系并不配置信贷，而仅仅是一个记账体系，反映国家控制下的投资分配情况。在这样的体系下，银行危机的概念不具有实际的分析意义。前共产主义国家常常经历危机。若将其包括在本书数据集中，则世界上易发生危机的国家的占比将进一步提高。此外，本研究也没有包括那些在1990—2010年吸收存款银行的私人部门信贷/GDP数据库中没有上报至少14个观测数据的国家。换言之，为了减少测算误差，我们选取的国家均在1990—2010年间上报了2/3以上的观测数据。之所以选择1990—2010年这一区间，是因为世界银行金融结构数据库中缺乏1990年之前的数据，特别是非富裕国家的数据。我们参考了Laeven and Valencia（2012）关于银行业危机的数据，将该文中的“系统性”风险和“临界”风险纳入本书对危机的定义。同时，本书对该文数据进行了更新，增加了2013年塞浦路斯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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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Gerschenkron (1962)，Cameron et al.(1967)，Sylla(1975，2008)，North and Weingast(1989)，Neal(1990)，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1997)，Rousseau and Wachtel(1998)，Rousseau(2003)，Rousseau and Sylla(200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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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ing and Levine（1993），Levin and Zervos（1998），Taylor（1998），以及Beck、Levine and Loayza（2000）使用创新性的统计方法识别跨国形态。其后，一些学者，其中最著名的包括Rajan and Zingales（1998），Wurgler（2000），Cetorelli and Gamberra（2001），Fisman and Love（2004）以及Beck et al.（2008），关注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国家的发展，他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金融推动增长。一些关注研究国内地区经济增长的学者也得出了大致类似的结论，如Jayaratne and Strahan（1996），Black and Strahan（2002），Guiso、Sapienza and Zingales（2004），Cetorelli and Strahan（2006），Dehejia and Lleras-Muney（2007）以及Correa（2008）。这些研究基于以下文献的理论性和描述性洞见：Goldschmidt（1933），Gurley and Shaw（1960），Gurley、Patrick and Shaw（1965），Goldsmith（1969），Shaw（1973），McKinnon（1973）以及Fry（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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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们也许会认为，根据世界银行的国家收入划分来界定一国信贷充足的标准，在此标准下会看到大量信贷充足且很少发生危机的国家。事实恰恰相反。如果我们对信贷充足国家做如下界定，即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占GDP比重至少比该国所处的世行收入分类组别中的均值高1个标准值，那么有多少国家自1970年以来没有经历过银行危机呢？答案是只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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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Laeven and Valencia(2012)，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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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Calomiris and Powell(2001)，Cull、Senbet and Sorge(2005)，Demirg-Kunt and Detragiache(2002)，Demirg-Kunt and Huizinga(2004)，Demirg-Kunt and Kane(2002)，Calomiris and Wilson(2004)，Barth、Caprio and Levine(2006),Chapter 4;Haber(2008a);Calomiris(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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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Schularick and Taylor（2012）。理论上，监管可以取代股东和存款人的监控，但实际证据是，监管者会受制于政治压力而不作为（Brown and Dinc，2005;Barth、Caprio and Levine，2006,第五章)。因此，随着银行家在资产质量恶化后仍发放贷款，损失增大。无可避免的是，未暴露的坏账（称为“长青贷款”）总量扩大，以至于整个银行体系受到完全坍塌的威胁，此时监管者最终被迫介入。然而此时，坏账总量已相当之高。这意味着相比于股东和储户约束银行家的体制，清理这些问题银行的成本将大为增加，银行危机后的经济衰退也更加严重。信贷不仅收缩，还收缩得非常快速。此外，政府还必须为救助银行引发的财政失衡寻求解决办法，这意味着压缩开支，提高赋税，提高央行利率以防范对本币的抛售。因此，与金融危机相关的衰退总无疑比其他衰退更为深远(Jordà、Schularick and Taylor，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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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本书的研究路径基于以下学者的经典作品，包括Olson（1965）、Stigler（1971）、Krueger（1974），以及其他认为政府政策反映了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冲突的学者。本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重点研究掌控银行政策的利益伙伴关系是如何形成的。这些伙伴关系往往可以跨越意识形态和党派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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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参见Pinto(2011),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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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Haber、Razo and Maurer（2003）的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重点研究寻租行为对各行业中能通过证券市场融资的公司数量的影响，在该书的研究框架中，寻租限制了公司的进入与退出。Stulz（2005）重点研究寻租行为对公司少数股东能持有的股份数量的影响，在其研究框架中，要实现寻租，必须有一小部分有权势的股东对抗政府的掠夺。这些机制并不互相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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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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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这一点上，可参见Haber、North and Weingast（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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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解决这一问题，银行家可以尝试向储户支付高利率，以补偿他们可能因借款人违约而产生的风险，但这一做法只会加剧储户的风险：为了能履行和储户的高利率合同，银行家不得不向借款人收取更高利息。因为高息借款所吸引的借款人，必然从事回报高于贷款利息的风险行业，也就是说借款人从事投机且风险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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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银行也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资金，包括同业。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可放贷资金来源在金额上往往不如储户重要。更重要的是，不管债务源自何处，始终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即银行的高杠杆率。银行的杠杆化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自古希腊开始，银行便用债务融资方式来获取资金，而不是通过股权融资。有大量的经济学理论文献研究银行对短期债务融资的依赖，核心观点在于，银行筹资来源方对银行行为缺乏信息和控制，而这都是可行的股权融资的必要条件（D.Diamond，1984；Calomiris and Kahn，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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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金缓冲使银行可以同时降低资产的总体风险水平和流动性风险水平（因为现金可用于支付储户存款的提取）。更高的现金资产比例意味着银行在高风险贷款价值减损时对储户的违约概率更低。例如，假设某银行有80美元贷款资产和20美元现金资产，而其资金来源是90美元存款和10美元股权资本或净资产。负面冲击导致贷款价值下跌11%，这并不会导致银行资不抵债：贷款跌价11%后，银行净资产为1.20美元。但如果银行有100美元贷款资产，则11%的负面冲击会导致银行资不抵债：净资产为-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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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技术上讲，银行内部人向少数股东（外部股权投资者）提供“现金流权利”（分享利润的权利），但内部人拥有全部或绝大多数的“控制权”（银行运营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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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美国，银行内部人分为两类：经理人和董事会成员。理论上，经理人向董事会汇报，董事会是少数股东的代表。实际情况是，董事会常常被经理人控制。有大量关于公司治理的文献，研究股东和“老谋深算”的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经理人可能在与股东利益冲突中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行为，包括不充分利用债务资金、风险偏好过低、不尽职等）。在美国和其他类似经济体中，少数股东受到保护，免受公司资产管理方面的欺诈损害（例如，将公司财产以低于市场价出售给由管理层控制的公司——通常称为“利益输送”），这是公司治理中的主要代理问题。在发展中经济体，对少数股东保护不足，针对欺诈性转让的法律覆盖面不广或执行不严，经理人通常是公司中具有控制权的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往往来自最初创办银行并继续控制银行的家族。因此，公司治理的失败导致了利益输送和其他欺诈性行为：主要股东身兼经理人岗位，从公司窃取财富，把小股东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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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就是为什么在无限责任制的合伙人制度中合伙人的数量受到限制，为什么要制定与合伙人相关的复杂协议和条款，以及为什么合伙人之间会有代价高昂的相互监督。社交网络能为相互监督提供便利，这也解释了为何有些人对乡村俱乐部（country club）的会员身份如此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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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股东的责任仅限于他们在银行中的投资额。在双倍或三倍责任体系中，股东的责任仅限于他们在银行中的投资额的两倍或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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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并不是说有限责任是银行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少数股东所面临的风险极小，那么他们可能会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进行投资。然而通常来说，除非责任是有限的，否则外部投资者不愿意投资。而且，有限责任的大小并不一定直接和股东投资的数额挂钩。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有限责任制各不相同。例如，在双倍或三倍责任体系中，股东的责任被限定在他们在银行中的投资额的两倍或三倍。在有些体系下，持有股份时间越长，责任越有限。在有些体系下，和美国的现行制度类似，责任和投资额严格对等。总体来说，银行的股权结构都设置了有限的股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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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储户和少数股东获得不同的风险补偿。储户因此进退两难：他们需要银行以便进行支付，但他们可能被迫接受负的实际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储户减少存款额至日常支付所必需的余额，从而降低风险。本章后文会再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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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政府也不是一个单一行为体。政府工作的实际开展依赖众多官僚，而他们的利益很少等同于国家财富的最大化，或是社会福利最大化。事实上，官僚们出于自私的目标，也许会制定高成本却无效的监管规定，以从市场参与者中获取旨在放松监管的贿赂（Barth、Caprio and Levine，2006）。尽管复杂和低效的监管体系对银行体系几乎没有帮助，又给社会带来巨大成本，但是，当权者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监管体系，可能因为贫穷或威权政府的当权者可以借此向其在官僚阶层的盟友提供持续的资源。特别是通过建立监管，官僚阶层能够获得政府集中批准发放收入之外的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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