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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货币:国际化货币与货币国际化 8 国际货币体系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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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佐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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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past, present and a possibl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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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obert Zoel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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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权力,包括购买力以及更为广泛的影响力,都是经由时代的货币体系来实现。要衡量储备货币的角色与重要性,以及其他潜在强势货币对其地位发起的挑战,以历史的视角来观察今日的国际货币问题不无裨益:实际上,如今我们还在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某些“未竟之业”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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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泰尔(Benn Steil)的新书《布雷顿森林之战》(The Battle of Bretton Woods)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内容基础。145按照斯泰尔的解释,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政策的设计者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是以终结货币贬值与贸易保护主义为目标来创建新型国际货币体系的,毕竟从美国的视角来看,货币贬值与贸易保护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的两大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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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作为时代的反映,罗斯福政府的财政部也希望通过打破英国的帝国贸易优先权等方式,将作为对手的旧欧洲强权从世界舞台上抹去。他们还想将美元提升至黄金替代货币的地位,并将美国货币体系的权力从华尔街和纽约美联储转移至华盛顿和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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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怀特的英国同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则想建立一种既能够支持自由贸易又能防止全球出现收支失衡的新货币体系。凯恩斯希望,即便出现收支失衡,这种新的货币体系也可以用最小的经济代价来得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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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的截然不同反映出两国不同的国情。美国当时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并且实现了大额贸易盈余,因此在1944年时并不关心全球失衡问题。负债累累的英国则几乎没有外汇储备,出口前景不明,因此希望通过新的货币体系来创建一种新型国际央行,使之能够鼓励全球的货币增长,并且拥有施压贸易盈余国家使其增加进口或升值本国货币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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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和英国在那场争论中失败了。(但讽刺的是,66年之后,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却重拾凯恩斯的逻辑,提议在G20国家中建立经常账户盈余的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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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今天的辩论中,“布雷顿森林之战”仍有四项遗产值得我们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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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怀特和凯恩斯都认为,重振多边贸易,消除贸易歧视以及根除抑制贸易的实物交易等,都属于货币问题而非贸易问题。然而多年以来,他们的继任者们却一直把全球的货币和贸易事项放在不同的全球机构之下分而治之,IMF和世界贸易组织之间没有政策联系,只能各自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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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际货币和贸易体系如今仍疲于应对贸易盈余国与债权国如何共担调整之责任这一“再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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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怀特的胜利,即美元的王者地位,在他所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崩塌之后仍长期存在。这种结果相当讽刺,因为在怀特眼里,没有了黄金牢固支撑的美元根本不能够持续扮演其全球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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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各种益处频繁被人提及,这些益处的艳羡者尤其乐此不疲。美国政府可以自由发行债务,印刷钞票。人们在收支往来中使用美元,美国政府则从这种特权中获利。正如全世界所见到的,尤其是近年来,对美元结算系统的控制使得美国能够限制他人的金融管道。许多全球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都以美元计价。这些益处也使得美国在政治和软实力上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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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nternational role for the US dollar comes with two big costs:firstly, other countries can determine their exchange rate with the dollar-and avoid appreciation-by buying dollars;and secondly, a moral hazar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be pressed to adjust its domestic policies as its imbalances 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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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曾指出的,美元在获得这样的国际角色的同时,也付出了两大代价:一是其他国家可以通过购买美元来决定其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并避免升值。二是美国存在当失衡出现时却无调整国内政策压力的道德风险。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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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斯坦和约瑟夫·加侬(Joseph E.Gagnon)曾指出,美元的角色让美国付出了规模巨大的贸易成本,其就业也受到相当影响。147加侬发现,为了增强经济力量和创造内部就业,超过20个国家都曾经在外汇市场直接干预本国货币价值。这样的结果是全球的美元储备总量逐步增加,如今已超过10万亿美元。伯格斯坦估计美国是各国货币干预政策的最大绝对输家,因为美国每年的贸易和经常账户赤字会因为这些货币干预政策而扩大2000亿~5000亿美元。这些数字至少相当于美国全部外部失衡损失的一半,同时伯格斯坦还指出,这些新增的失衡使得美国损失了100万~500万就业岗位,让本来已经高企的失业率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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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斯坦解释说,“货币操纵”问题不只是美国的困扰。欧元区是此方面的全球第二大输家,部分深陷危机的南欧国家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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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凯恩斯辩论留给我们的第四项遗产,是决策者应当保持智识审慎。斯泰尔讲述了凯恩斯是如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走向智识成熟的。当时,原本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基础都轰然倒塌,“特别是对金本位和固定汇率制度的顽守,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顺理成章,但在后人看来却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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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泰尔说,在当时,讨论以他物替代金本位,如同今日全球讨论以他物替代美元一样困难重重。在20世纪30年代,考虑过纯粹浮动汇率这种“极端”方法的经济学家几乎不存在——利奥尼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是其中一个知名的例外——更不用说,没有人认为这种方法可以成为有助于恢复均衡的一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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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浮动利率体系,对央行及其货币政策的严重依赖也未必会一成不变。1937年,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eidrich von Hayek)就认为浮动利率最终会导致严重破坏稳定的资本流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对浮动汇率稍为乐观,但是仍将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归咎于央行错误的货币供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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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德国和法国从未放弃对固定汇率的坚持。他们在1999年创造了欧元,当然,和全球体系一样,欧元区也面临着盈余国和赤字国之间的调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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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频繁出现,其强度也日趋提高,这说明,这种(浮动)体系的代价或许已经超出了其有益之处。”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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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的确还在讨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未竟之业”。全球经济的变化或许要求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旧的智识对我们造成的束缚。实际上,笔者感觉到,全球经济的结构调整和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并行,会加快我们对未来全球货币体系的讨论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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