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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逻辑：人人都必需读懂的货币常识 [:170368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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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逻辑：人人都必需读懂的货币常识 拿着强权当信用，谁都逃不掉纸币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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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通行宝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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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深明元朝倾覆的基本原因之一在于币制崩坏，但出于缓解财政压力、强化中央集权、置贵金属于政府掌控之中、降低交易成本等考虑，明廷仍决定采行纸币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制度。洪武八年（1375年）立钞法，颁行“大明通行宝钞”，这是有明一代印发的唯一钞票。票幅面积为338×220毫米，是中国和世界上迄今为止票幅最大的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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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通行宝钞”的发行，与宋元纸币不同，完全违背了信用准则，不设发行准备，又不分界（期）发行，是长期全面流通但无储备担保的“信用纸币”。而且只出不进，亦即一方面发钞支付军饷和政府采购以及单向兑入金银，另一方面收取租税时却不收宝钞只要白银或搭收少量宝钞。如此行事，纵有严刑酷法和种种补救措施，随着发行量无限扩大，不久就开始膨胀贬值，沦为“无信用的信用货币”。不及百年，其值仅为最初的千分之二三，民间视同废纸，宝钞流通名存实亡。到了嘉靖元年（1522年），明廷规定入库一律为金银，无异于宣判了宝钞的死刑，回归贵金属货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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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信用的“信用货币”制回归贵金属货币制，不失为明智之举，可以约束政府任意印发纸币的权力，切断通向恶性通货膨胀之路，为市场带来相对稳定的预期，借以鼓励投资与贸易，有利于晚明的经济繁荣。但本国产银很少，通货数量严重依赖于不稳定的海外进口，中央政府仍然非常缺乏对货币和信用的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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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强敌当前，天灾人祸，社会动荡，辽东等战局日渐恶化，社会生产力直线下滑，税收却不断加大，人们对于国家民族前途信心黯淡，货币持有人（白银所有者）越来越倾向于窖藏白银作为自保的储备。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中小地主竞相搜刮积银，付之窖藏。社会性大量货币沉积，势必催生通货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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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天，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限制日本人进行海外贸易，并为根绝天主教，终止了来自澳门的葡萄牙商人的贸易。入秋，华人和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发生暴力冲突，西班牙在菲律宾屠杀2万多名中国人，切断了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通途。这两条以丝绸、瓷器和茶叶换取白银之主要商路，一旦突然受阻，进一步导致通货紧缩、银贵物贱，迅即诱发了一场全面经济危机，和天灾、人祸、内乱和外敌一道，摧枯拉朽般地埋葬了朱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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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自成抄掠北京城时出现了如此奇观：平民饿殍遍野，军费左支右绌，官兵无饷养家，崇祯皇帝穿着破龙袍，而仅在北京官宦家里，就抄出了至少3700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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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三代和金朝都用纸币，都不能有效控制其发行数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除了明朝主动废弃纸币，掉头转向仍告失败，加速了王朝末日来临，宋、金、元三朝的灭亡都同纸币高度通货膨胀有重要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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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面对前朝惨痛教训，经再三权衡，决定禁行纸币，全面承袭了类似于明朝嘉靖年间实行的银两制度，维持着原始的金属秤量货币体制，即以金属币材本身的重量、成色及价值为基础来确定的交易媒介和储藏手段。和信用纸币相比，“确实是中国的倒退”（《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黄仁宇著，三联书店2001年版），但也是无奈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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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直捣南京，国本动摇之际，清政府发行“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以图“济银之不足”，挽救面临的严重财政危机。但发行的票据并无本金，不能兑换有价值的金属货币。尽管硬性规定“银票即是实银，钱钞即是制钱”，政府各种支出和税收中搭收一半银票，但没有储备保障，加之投放过多过骤，印刷技术落后（较宋元无甚长进），纸币防伪较差，各地不予认真执行，甚至有外商在民间低价收购充抵关税，使钞票迅速贬值，加速通货膨胀，成为一大社会累赘。10年后，即同治元年（1862年）就停止使用。当时人们习惯将宝钞官票合称为“钞票”，这个称呼却一直沿用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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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逻辑：人人都必需读懂的货币常识 [:170368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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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逻辑：人人都必需读懂的货币常识 大清朝在国际“货币战争”中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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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使用金属货币还是纸币，中国都占了世界头筹。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大臣单穆公提出的“子母相权论”，也是公认的最早见诸文字的货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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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社会在汉代以后，陷于滞进状态，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中国由草昧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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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将孔子学说篡改为愚民伪儒思想，变成一种非常有利于专制君主体制稳定运行的“政教合一”型社会控制论。中国就此开始了借崇儒为名的漫漫两千年政治专制、精神黑暗时期。特别是冒称“后儒”的宋明理学行世后，南宋以至明清之世每况愈下，人的自我意识、创新精神竟成绝响，几乎阻断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切通途。虚有其表、腐朽落后的天朝大国，一旦与蓬勃发展的西方碰撞，顿然一触即溃。鸦片战争后，天国沦为列强俎上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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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货币制度，除了失败的元朝银本位纸币外，不存在什么明确的本位制度，也没有主币副币之分，往往金、银、铜，以及纸币（有时偶用谷、帛）同时不同程度地行使货币的职能，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侧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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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也是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北宋的“交子”为世界历史学家公认为第一个官方主办的真正纸币，有发行准备（钞本）、更新周期、防伪措施等一系列保障制度。但北宋和后来南宋继行的一系列纸币体制都因信用扫地而一一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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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强势全面推行银本位纸币体制，尽管制度规范详备，也因信用丧失，恶性溃败有过于前宋。明朝曾雄心勃勃地实施无发行准备的纸币，不久几成废纸，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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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不仅无力经营自己的纸币，连传统的金属货币体制也一直抱残守缺，停留在成色、规格混乱的银两交易，以及两千年不变的“天圆地方”通宝制铜钱水平上。结果是，外国银行的强势货币，包括优良银币和新潮纸币攻占了市场，“中国的币制”成了“错出而无统”，“任何一个重要的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的制度”（《1927-1937年中国财政财政经济情况》，杨格著，陈泽宪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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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无论实行过渡性的“兑换凭证或代用券”，或是无本金的地道信用纸币，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了。我们应该看到，停滞不进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其不成正果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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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中国科技史研究权威李约瑟（1900-1995年）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史料论证：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技知识水平，直至15世纪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他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们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切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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