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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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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1879年绿钞与黄金之间没有法定的联系，所以在美国通货与英镑之间也没有固定的平价，而英镑是严格与黄金挂钩的。黄金的绿钞价格实际上是英镑的绿钞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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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和英镑每月的平均价格在这一时期变化很大。在战前价值1美元的黄金到1864年时，价格升高到2.5美元。这相当于每英镑折合12美元以上，即之前及之后平价（4.86美元）的2.5倍。随后黄金和英镑的价格不规则地下降，并在1879年1月1日恢复铸币支付时达到平价水平。黄金的价格变化主要是由美国与国外商品及服务的相对价格水平的变化造成的，而这又主要是由美国国内价格水平的变化造成的。战争期间批发物价上涨了两倍多，但在后来的15年中又超常地下降到原来的水平。价格的下降是成功恢复铸币支付到战前平价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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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期间，仅仅商品价格的运动还解释不了美元大幅度贬值（即英镑的美元价格大幅上升）。可信的解释应该是南方、北方以及与世界其他地方联系的切断：南方用出口棉花的收益从北方进口商品，而北方则用向南方出口的盈余向国外购买商品。由于国外预期美元升值，所以投机性资本涌入美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北方的外汇流失。因此，贬值幅度仅超过由价格变动水平引起的贬值的20%，投机性资本的流入也造成了1863-1864年异常低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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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后的五六年中，英镑的美元价格要低于商品价格变动所预示的水平。这是由于1870年前国外的大量资本到美国进行投资，尤其是投资美国政府债券和后来的铁路债券，使美元没有大幅度贬值。当资本流入在1873-1879年大幅下滑的时候，英镑的美元价格先是高于美国与英国的物价比率，然后与这一比率的变动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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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期间美国最初的价格增长伴随着为支付政府支出发行绿钞和其他法定货币而导致的货币存量的大幅增长和银行存款的扩张。不幸的是，无论是战争期间价格的上升还是战争刚结束时价格的下降，我们都没有令人满意的统计数据。我们可用的连续的统计数据始自1867年，而那时的价格与战争期间的最高水平相比降幅已经超过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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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67年1月到1879年2月，我们对货币存量的估计接近于恢复铸币支付日的货币存量，货币存量增长了17%，或者说其年增长率是1.1%。这主要发生在1870年到1872年年初。从1875年起，货币存量实际是下降的。价格的走势与此类似，价格的上升主要发生在1871年到1873年年初，而在1876-1879年则大幅下降。以后来的标准来看，货币存量的这种变化是很不寻常的：在如此长的时期中增长的幅度如此之小而下降的年份又如此之多。而在之后的时期，货币存量的增长率倾向于在经济周期顶峰来临之前减速，在经济周期谷底来临之前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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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存量小幅增长的原因是1868-1878年高能货币（公众持有现金以及银行持有现金准备的总和）的数量保持稳定。高能货币在内战后起初是短暂下降的，因为战时政府债务工具退出流通。然后随着关于恢复铸币支付、绿钞和银币势均力敌的政治争端，高能货币在一个稳定水平周围波动。直到铸币支付的恢复成为既定事实，关于恢复铸币的争论才平息，并被银币的问题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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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众持有美元存款数量和银行派生存款数量的增加，这种高能货币的持续稳定就转化为货币存量的增加。存款通货比率的增长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商业银行的扩张。存款准备金比率的增长反映了国民银行几乎两倍的增长以及非国民银行相对重要性的提高。这两个存款比率的增长都集中在1873年以前，而在1875年后这两个比率都下降了，这也是货币存量与其有相同的变化趋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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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产出的快速增长，相对缓慢的货币存量增长造成了物价的大幅下降。我们不能精确地计算出产出的增长。唯一可用的综合性指标（以不变价格衡量的国民生产净值）是从1869年开始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估计值严重高估了此后10年的产出增长率。不过也有很多的证据证明，虽然仅凭国民生产净值并不能完全说明产出的增长，但事实上产出的确增长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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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数据的不完全使我们无法得到有关货币流通速度的准确结论。仅有的数据显示，1869-1879年收入有小幅上升。更精确的测算可能显示其是下降的，但我们无法知道下降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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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1878年或1879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阶段，同时代的观察家都认为这个时期是“经济的低潮期和混乱期”[99]。国民经济研究局指出，从1873年10月的经济周期顶峰到1879年3月的经济周期谷底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紧缩期，国民经济研究局的这一判断与当时观察家的结论是相符的。然而，如果数据显示的结论是准确的，至少在这一阶段的后期，产出是增长的。如果仅仅从产出上来衡量，经济衰退可能在1877年以前就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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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价格的走势（1877年到1879年年初急剧下降）和成功恢复铸币支付之前货币的不确定性态势解释了这种明显的矛盾。无疑，紧缩是漫长和严酷的，但是金融变量的迅速下降（表现得十分明显，并且比其实物变量记录更为完备）可能使当时的观察家和之后的学者高估了紧缩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当时的经济观察家（数量不亚于现在的观察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价格的急剧下降与产出的迅速上升是不相容的。这一时期值得更深入的研究，因为它颠覆了许多从前我们深信不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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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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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可能的例外是1877-1879年财政部以较低的利率赎回内战时发行的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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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银行业的衰退中，通货与存款作为两种主要的货币形式在很短时期内是采用浮动比率兑换的（见第3章和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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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Bray Hammond，“The North’s Empty Purse”，America Historical Review, pp.8-11，Oct.1961。文中谈到北方政府为战争融资的三种方式，即发行绿钞、税收和借款。为了更方便地从国民银行提款并且扩大政府债券的市场，政府制定了《国民银行法》，这个法案的许多重要思想体现了1838年建立的纽约自由银行体系及1858年马萨诸塞州立银行法案的精髓。见Fritz Redlich, The Molding of American Banking, New York, Hafner，1951，Vol.Ⅱ，PartⅡ，pp.9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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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Simon Newcomb对以国民银行体系为战争融资的猛烈批评（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Our Financial Policy during the Southern Rebellion, New York, Appleton，1865，pp.199-222）。他的这本小书对我们在内战时期融资的理论问题作出了精辟、深刻以及具有原创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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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多讨论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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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后来这一规定改为100%：1900年3月14日的法案授权国民银行可以以票面价值从货币监理署处回收流通中的国民银行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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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是在1874年6月20日的法律中规定的，这实际上放松了以前的管制，而只要求国民银行持有一定的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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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最初国民银行券的发行量被限制在3亿美元，在1870年7月被提高到3.54亿美元，1875年的《恢复铸币支付法案》完全取消了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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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73年年初，纽约市国民银行折价出售国民银行券以换回绿钞（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 Jan.18，1873，O.M.W.Sprague, History of Crises Under the National Banking System, 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 GPO，1910，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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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货币的季节性流动，大量包括其他地区银行票据在内的通货流向纽约，而这些票据在纽约的作用不如绿钞大，原因是如下两项制度安排：（1）与其他城市的清算所不同，纽约清算所规定只能用法定货币结算赤字。（2）在1874年以前，国民银行券只能在发行银行的柜台或其指定（在纽约或其他储备城市的）的代理机构的柜台赎回。发行银行往往在后者保有存款以满足法定存款准备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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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银行本可以简单地通过减少发行银行相应金额存款的方式来赎回票据，Sprague认为这是纽约的银行可以偶尔采取的合理措施。采取这种方式赎回可能会减少纽约的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因此每赎回1美元的票据就会投放25美分的法定货币。然而，这种形式的赎回会导致发行银行准备金的减少并增加其他银行的责任，所以纽约的银行有充足的理由避免这样做。它们可以以0.25%的折扣向经纪商卖出票据，然后经纪商以0.125%的折扣再把票据卖给乡村银行，从中赚取绿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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