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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导致货币存量改变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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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货币存量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内货币体系外的因素最终决定的。这些因素主要包括:(1)国外价格的变化;(2)国内农业丰收和国外农业歉收的同时出现;(3)对美国能否保持金本位制所持的态度。但是,货币存量改变的过程,以及该过程中的一些短期变化,都反映了国内货币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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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描绘了1879-1897年货币存量变化的情况,以及在上一章中所讲的3个影响货币存量变化的直接因素:(1)高能货币总量;(2)存款准备金比率;(3)存款通货比率。另外,该图也描绘了以下两个变量:财政部持有的通货(国库现金)以及高能货币和国库现金之和。国库现金反映了财政运作对货币存量的影响,因而短期内的作用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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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1879-1897年的货币存量及其直接决定因素,以及国库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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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阴影部分代表经济紧缩期,非阴影部分代表经济扩张期。下方三条曲线以比率为刻度,上方三条曲线以数量为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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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货币存量,表A-1列(8)。高能货币,同表B-3。存款准备金比率以及存款通货比率,表B-3。国库现金:1879年1月-1887年2月,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1898,pp.124-133;1887年3月-1898年1月,Circulation Statement of U.S.Money(Treasury Dept.),对每月月中值进行平均并利用总移动比率法进行季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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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879-1897年各因素对货币存量变化的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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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年变化率是按连续复利计算的。由于四舍五入,各个数据的加总可能不等于总计数据。由于1892-1897年货币存量的实际变化较小,故该时期各因素的贡献度计算的结果不合理,因此没有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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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存量在1896年6月达到最低点。以该月为界,划分为两个子阶段,各自的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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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表B-3。也可参见附录B,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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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最显著的特征是货币存量和高能货币的两条曲线近似平行。之所以不完全平行,主要的干扰来自以下因素: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提高,导致两条曲线之间的距离不断扩大;存款准备金比率明显的周期性波动,反映在货币存量上是相应的温和得多的周期性扰动。之前我们提过,在恢复铸币支付后的经济反弹中,货币存量增长得十分迅速。从1879年2月至1881年8月的两年半内,货币存量总共增长了62%,而从1881年8月到1897年6月的16年内,货币存量一共才增长了79%,两者的实际增长数量很接近。1879年2月到1881年8月期间,由高能货币增长导致的货币存量的增量占其总增量的81%,也就是说,如果两个存款比率保持不变,货币存量的增长量将是其实际增长量的81%(见表4)。[45]接下来的16年中,货币存量在1881-1892年的前11年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后5年则保持近似不变。1881-1892年期间,由高能货币变动导致的货币存量的增长占其实际增长的55%,余下的45%基本上是由存款通货比率的上升所致。从整体来看,1892-1897年期间货币存量的变化很小。但是这段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1892-1896年,货币存量的减少反映了高能货币的下降,但是同时两个存款比率上升,从而几乎将高能货币的作用抵消了一半;(2)1897年,高能货币上升对货币存量的影响超过了存款准备金比率下降对它的作用,而存款通货比率保持不变,因此货币存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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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详细讨论这些因素的变动,首先考察两个存款比率,然后考察高能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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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存款通货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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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来看,1879-1897年是商业银行体系迅速扩张的一段时期。期初,公众每持有1美元通货,平均持有不到2美元存款;而到期末时,公众每持有1美元通货,平均持有的存款达4美元以上。存款相对于通货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结算工具的广泛使用,即持有存款有效成本的降低所造成的。但是,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对收入可观者来说,存款是比通货更为优越的货币余额持有方式。当收入有所增长时,他们更倾向于持有存款,而不是通货。[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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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存款通货比率在整个时期并不是匀速增长的。1879-1883年期间,该比率的增长缓慢而稳定;1883-1884年期间,其增长出现停滞。这种停滞可能是对1884年春的银行业危机的反应,也可能反映了经济紧缩前期该比率整体下降的趋势。接下来的两年内,存款通货比率的增长速度达到这段时期的峰值,对于这点我们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其后是更为缓慢的增长,期间有两次停滞:一次是在1887-1888年经济紧缩的时候;另一次是在1890-1891年,由1890年下半年银行业危机所导致。最为严重的一次停滞发生于1892-1893年期间,这显然与1893年的银行业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次银行业危机导致当年夏天出现了恐慌和对现金的支付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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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18年间的3次银行业危机中,每一次危机都在年度数据中有所反映。如果有月度数据的话,这些数据很有可能会更清晰地描述银行业危机,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些数据更精确地了解危机的演进过程。之后章节涉及的年代基本上已具备了月度数据。从这些章节我们可以看出,直到1934年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建立,我们才能得到比存款通货比率更为灵敏的指标来衡量公众对银行的信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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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存款准备金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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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准备金比率变化的趋势是在波动中逐渐上升。其温和的变动趋势反映出以下因素未发生重大变化:(1)法定准备金要求;(2)以高能货币衡量的不同法定准备金要求下国民银行和非国民银行的相对重要性;(3)影响银行审慎保留超额准备金的其他长期因素。[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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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准备金比率的变动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在经济扩张时期上升,在经济紧缩时期下降。这种变动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三次银行业危机的影响。这三次银行业危机我们之前在讨论存款通货比率时有所提及,都是在经济紧缩时期发生的。1884年银行业危机后,存款准备金比率紧接着在1884-1885年间急剧下滑;1890年银行业危机后,该比率于1890-1891年间缓慢下降;1893年危机后,该比率的下降最为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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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3年的危机中,存款通货比率下降一年后,存款准备金比率开始下降。1884年的危机同样遵循了这种模式(虽然不如1893年危机时那么显著):1883-1884年间存款通货比率保持稳定,随后1884-1885年存款准备金比率开始下降。在1890年的危机中,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在1890-1891年都发生了下降。前两次危机和1893年危机的模式有所不同,部分原因在于之前的两次危机不是特别严重,部分原因在于两次危机发生的日期与我们使用的每年6月的数据并不一致。存款通货比率在1892-1893年间的大幅下降反映了银行遭受的挤兑,导致了1893年7月出台的现金支付限制。同时,存款准备金比率微幅上升,可能是由于银行储备已被客户提取殆尽,尽管银行试图重建储备。一旦危机过去,公众对银行恢复信心,存款通货比率立即开始上升,同时银行也能够获得更高的流动性。一次次的危机使银行相信,它们必须提高这种流动性以防范危机的再次发生。因此,存款准备金比率逐渐下降。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上一章提到的,在1873年危机的第二年,存款准备金比率也发生了类似的下降。但是在那个例子中,存款通货比率在危机当年几乎保持不变,并没有下降。分析其原因,可能在于我们使用的1873年数据来自危机发生的7个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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