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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史：1867-1960（精校本） [:1703687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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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战争赤字时期（1941年12月-194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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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开始的防御工程以及1941年早期生效的《租借法案》使政府支出大幅增加。一段时期内，税率的上升和税收收入的增加弥补了支出的扩大。但是到1941年年初，赤字开始迅速上升。1941年，政府现金支出比现金收入多出了100亿美元，几乎占总支出的1/2。[6]“珍珠港事件”大大加强了赤字扩大的趋势。1941年到1942年，政府支出几乎增长了两倍；1942年到1943年，支出又增长了50%；1944年达到了顶峰——近950亿美元。税收收入也有所增长，但速度要慢得多，税收比例也没有提高。结果，现金赤字无论按绝对数量还是按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1942年将近400亿美元，1943年超过500亿美元，1944年超过450亿美元，1945年超过350亿美元，其总和大约相当于当时国民生产净值的30%。战争结束后，政府支出迅速下降，而税收收入却居高不下。同一战的情况类似，在战争结束后的6个月内，政府收入大于支出，因此在1946年1月，战争赤字时期便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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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赤字时期经济上的这些变化，同一战时一样，其实是对已有趋势的一种继续和加强。经济资源在1940年早期已经开始由和平生产向战时生产转移。从实物生产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二战时期这种趋势的增强比一战时期强烈得多。美国在二战的中立时期相对一战时要短，而积极参战的时间相对长些。因此，二战时经济向“完全战争”模式的转变要彻底得多。从金融角度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在二战期间，美国的积极参战并没有使战争资金的来源发生太大的变化，这要归因于《租借法案》的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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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价格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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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战时的情形相同，美国的积极参战伴随着价格指数上升速度的减缓，而战时赤字的结束则伴随着价格指数的加速上升。如表23所示，批发物价在战争赤字时期以每年4%的速度上涨，而在赤字时期前的上涨速度为9%，赤字时期后的上涨速度为16%。这些二战时的数据在解释当时的价格变化趋势方面不如一战时的数据可靠。因为在1942年早期政府开始普遍实行价格管制，到1946年中期才取消。在价格管制阶段，价格主要以隐蔽的方式上升，例如商品或售后服务质量的下降、折扣的取消，或者集中生产那些价格上限相对较高的商品。此外，有效的价格管制导致了商品的“短缺”，比如那些由政府定量配给的商品，像石油、肉类以及一些其他的食物。这样就迫使消费者放弃其比较偏好但无法得到的商品，而购买其他容易得到却不太喜欢的商品，这样消费者所承受的压力就等同于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压力，只不过这种价格的上升没有在价格指数中体现出来。最后，这种情况下必然存在着许多合法规避价格管制的措施或违反价格管制的非法手段，“黑市”恐怕仅仅是其中较明显而又最不重要的一种。因此，在价格管制阶段，相对于价格指数而言，任何真正经济意义上的价格上升幅度都要大得多。1946年取消价格管制后，价格指数出现了跳跃式的上升，这种上升并不是因为价格的同步上涨；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之前潜在价格上涨的公开化。如果考虑到价格指数作为价格变动测度的上述弊端，毫无疑问可以得出比表23中的数据更高的战时价格上升速度和更低的战后价格上升速度。这就造成价格指数反映的战前、战时和战后的价格上升速度之间的差异会更小。但是，即使考虑到这些，也很难改变一个定性的结论，即战时价格的上升速度要比战前、战后慢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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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时期，价格变动速度的差异伴随着货币存量变动速度的差异：战时货币存量的上升速度不如战前、战后快。在二战时期，情况正好相反：与战前、战后相比，战时货币存量的上升速度要快得多。这对应着1942-1946年间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以及随后的上升，正好与1917-1918年及此后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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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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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清楚哪些因素可以解释二战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1940-1942年，流通速度上升了1/5——略低于1915-1918年间的上升程度——此后到1946年下降了1/3还要多。1946-1948年，它上升了13%，但仍远低于1939年的水平（见图45）。国民收入的季度数据和个人收入的月度数据表明，货币流通速度在1942年第四季度达到了最高点，在1945年第四季度或1946年第一季度降到了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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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流通速度最初的加快并不意外。经测算，流通速度一般在经济扩张阶段加快，而在经济萧条阶段减慢。1940-1942年，经济的扩张富有活力，1940年中期以后，经济的扩张伴随着价格的急剧上升，而价格的上升可能会打击人们持有货币资产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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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解释的是1942年之后货币流通速度的减慢。1942年早期实行的价格管制阻碍了价格的上升，使其未能在价格指数中体现出来。有人可能认为，价格指数上升的停滞会让人们之前由于价格上升而产生的减持货币资产的动机消失。但是即使假定价格指数可以真实地记录价格的变化趋势，而价格的变化趋势可以决定公众愿意持有的（相对于收入的）货币余额，价格上升趋势的中止最多也只能使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到1940年的水平，而不可能使其下降更多。即使这样也高估了价格指数变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的前提是货币流通速度可以针对之前的价格上升速度作出充分的调整，但是前面的章节已得出结论：货币流通速度对价格变化的调整是非常缓慢和滞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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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与1942年战时停产造成的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短缺以及建筑业和私人资本形成所受的限制相比，价格管制的任何直接影响都是次要的。[7]消费者和工商企业都无法运用其资金购买他们认为可以增加财富的物品，这部分物品以前会占用他们收入增量中的一大部分，尤其是短期收入增量。由于这些消费的渠道被阻断，消费者和工商企业不得不增加其他资产的持有——尤其是货币和政府债券——从而使得这些资产数量的增加相对于收入水平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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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流动资产的积累相对应，收入账户上的个人储蓄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由于充分就业和战争繁荣带来的高水平收入，个人储蓄的规模无论如何也会很大。但是实际储蓄的规模之大远非收入增加可以单独解释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消费者以流动资产的方式积累了大量资金，他们本来可以用这些资金来购买汽车、其他耐用消费品和住房，现在由于物品的短缺将其转为储蓄。而重新兴起的债券发行通过唤起人们的爱国情绪对高储蓄率也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怀疑这种作用并不突出。如果确实有影响的话，那么它可能影响了储蓄持有的方式——使政府债券相对于其他资产要多一些。由于债券的替代物之一是货币，债券发行使得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比其应有的速度要缓慢一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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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货币和政府债券的名义价值都是固定的，因此如果持有者预期实物资产会迅速贬值，它们便不再是理想的持有财富的方式了。在这个逻辑推论中，有两点是很重要的：首先，持有这些资产的目的是在未来某个时刻购买某种特定商品——如前所述，尤其是当时无法获得的耐用消费品。公众预期这些商品的价格下降是完全合理的，按常理说，因为商品目前的价格实际上是无限高的，所以价格必定会下降。同类二手商品价格的迅速上升也强化了人们的这种预期。就这类商品而言，人们会预期持有货币到战后能获得更多的价值。其次，几乎可以肯定，当时最普遍的预期是战后价格将下降——虽然在事后看来，我们认为这种预期根本站不住脚。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形成的观点加强了人们对一战后价格迅速下降的记忆，而盛行的“专家”预言——战争的结束必然伴随着一场经济大萧条——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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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战后的预期很重要，不仅因为它们关系到人们用何种方式来持有他们的储蓄，而且对未来极不确定的预期也使人们更加重视对货币等流动资产的积累。人们预期的价格变化意味着持有流动资产将比现在花掉它们获得更大的收益；而未来的不确定性则意味着，当给定某种收益时，人们更偏好流动资产。因此，这两种预期都使得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并且任何给定的货币存量的增加必然与价格上涨相关（见第12章中对货币流通速度，以及对将来经济不稳定程度的预期对流通速度影响的更为详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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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的可得性和对战后价格和收入的预期方面，一战和二战的情况有很明显的差异。一战时的“短缺”和“管制”远没有二战那么广泛，并且没有任何一种主要的民用生产完全停止。一战前的近二十年里，价格基本上处于上升状态，因此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生产具有无限的潜力，而没有想过会发生经济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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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战争一结束，耐用商品重新出现在市场上，人们便开始利用手中的流动资产来购买这些商品。这使得价格和收入上升，而流动资产对收入的比率下降。这与我们前面分析的货币流通速度在1946年早期开始上升完全一致。可能让人们感到意外的是，流通速度一开始上升的幅度虽然非常小，但是持续的时间却非常长。我们将在下文对此进行解释（本章第3节及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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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赤字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和产出的增加解释了为何当时价格的上升远远慢于货币存量的增加。现在我们将对决定货币存量增加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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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决定货币存量增加的直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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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3所示，与中立时期的情况相似，战争时期货币存量的增加从数学角度看主要是由于高能货币的同步增加造成的。但是，与一战类似，高能货币增量的来源与中立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两次战争的参战时期，高能货币的增加是由于联邦储备信贷余额的变化，而不是因为黄金的流入。联邦储备委员会又一次在本质上成为财政部出售债券的窗口，其货币权力的行使基本上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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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储备体系扮演的角色基本上相同，但也有所差别。一战时，联邦储备体系通过对由政府债券担保的成员银行票据进行再贴现来增加自身的债权，而其自身持有的政府债券却自始至终很少。在二战期间，再贴现业务的规模一直很小，联邦储备体系主要通过购买政府债券来增加信贷余额。用我们的术语说，就是法定货币增加了。这一般会导致高能货币的增加，增量部分分布在通货和银行准备金上。一战时期，两部分的比例大致相等；二战时期，大约6/7在现金上，1/7在银行准备金上。当然，银行准备金的增加使得银行存款扩张了数倍。商业银行资产的相应增加在一战期间表现为贷款的增加，而在二战期间则表现为持有政府债券的增加。[9]但是同样，这种区别只是形式上的。一战时，银行贷款大约一半的增量都由政府债券担保；而在二战时，则是由银行直接购买政府债券。由于人们对一战时联邦储备体系的行为有所不满，它不得不放弃使用一战时期的形式。但是由于面临同样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它采取的措施在本质上又必然是相同的。以下数字说明了这些操作的规模：从1941年11月到1946年1月，美国政府和联邦储备体系外的政府债务增加了1780亿美元，其中690亿美元由商业银行获得，公众持有的现金增加了170亿美元，商业银行的存款增加了520亿美元，而联邦储备体系的信贷余额增加了22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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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年4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宣布，把国库券[10]（大部分的期限为90天）的年利率固定在0.375个百分点，并承诺会购买或出售任意数量的国库券来维持该利率水平。[11]一直到1947年6月该利率都保持不变。委员会没有对其他的政府债券利率作如此严格的承诺，但也为它们建立了一套有效的价格体系——1年期公债的利率大概为0.875个百分点，13个月的债券的利率大概为0.9个百分点，4.5年期的债券的利率为1.5个百分点，长期债券的利率为2.5个百分点。[12]联储承诺，必要时购买任意数量的这些债券来阻止其收益率的上升，但当其收益率下降时，联邦储备体系没有义务通过抛售来阻止其下降。二战时相对固定的政府债券利率体系其实类似于一战时相对固定的贴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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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利率支持计划将所有的债券变成了货币等价物。由于利率体系从20世纪30年代晚期开始实行，反映了对流动性的过高估价，因此联邦储备银行倾向于持有国库券，其次是1年期公债，再次是中期国债，最后是长期国债；而银行的偏好顺序则正好相反，其偏好程度从长期国债、中期国债、1年期公债到国库券依次递减。当国库券的利率保持绝对固定时，其他债券的利率体系要维持稳定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1）财政部通过调整国库券发行，使其供应量比国库券持有人在相应利率水平上的需求量小；（2）联邦储备体系通过出售长期债券，或购买快要到期的国库券等其他短期债券，把财政部最初发行的债务工具结构转变为持有者偏好的结构。财政部并不反对长期利率的下降，而且，当联邦储备体系的长期债券组合减少时（到战争结束时，联邦储备体系持有的长期债券只有10亿美元，而其持有的政府债券总共有230亿美元，见图48），其他持有者抛售短期债券而购买长期债券的行为使得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在1944年开始下降。这些持有者的行为被称为“操纵利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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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联邦储备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1941年3月-194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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