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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三节 货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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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经济之确立，对于社会有一种推动的作用，它使当时的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立与自由。因此在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上，万紫千红，开出奇异的花朵。这是古代中国思想最发达的时代。这种情形并不限于中国，希腊古代思想最盛的时候，也正是刚进入货币经济之后不久。欧洲中世纪货币经济衰落，在思想上是一个黑暗时代，只有意大利少数城市重新发展出一种货币经济来，而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正是产生在这几个城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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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时代的思想，不能超越当时的社会环境。换言之，人类的思想，大部分总是集中在几个迫切的问题上。在春秋战国时期，最迫切的问题是军政问题和伦理问题。军政问题是如何能导致天下的统一与和平，或本国的保全，或个人的得志。伦理问题是如何定出一种社会的新秩序来。自公田制度破坏以后，以前那种传统的秩序已被遗弃。在那种混乱的社会中，日常接触的人，已经不再全是自己的家族和同自己有隶属关系的人。在这种新的混合社会中，如何彼此相处，的确是一件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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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经济问题。其实每个时代都是有经济问题的。不过向来从事生产的人，都是社会上地位很低的人，所以不论中国和外国，在古代总是把经济活动置于其他活动之下。一般知识分子，甚至认为讨论这种问题，有失他们的身份。中国在汉以前，虽然没有轻商的明令，但商人的地位一向是卑下的。阳虎就说过“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205〕的话。希腊的柏拉图说了完全相同的话。他说：富足同幸福是不两立的，富人不可能是善人，因为他的财富的一部分，得来和使用一定不正当〔206〕。可见当时自命为正人君子的人对于财富的轻视。所以在古代的著述中，关于经济学方面，不但没有发展成系统的学说，就是提到经济问题的时候也不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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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刚从实物经济进入货币经济，对于这种改变曾发生过争论。农家很有要回复到实物经济去的意思，主张皇帝也要同老百姓一样，自己耕田做饭。儒家〔207〕则是拥护新潮流的，主张要分工，主张交换经济。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说：“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这两种思想的冲突充分表现在孟子同陈相的一段谈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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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许子〔208〕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然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力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滕文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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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也主张分工，他说如果实行分工，可以增加生产的数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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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陈相一派也并不是反对分工和交易，不过孟轲为加强自己的理由计，想把对方挤到那种思想去。从另一段会话中可以看出孟子是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反对统制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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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相曰）“从许子之道，则市贾而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孟子·滕文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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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赞成分工与交换，由荀卿（约公元前313—前238年）的话也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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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荀子·王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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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废小钱铸大钱。单旗说：废小钱使人民失去购买手段，无法生活，所以提出反对。这件事的确实行否，虽难断言，但单旗所说的一段话，如果不是后人的依托，倒是关于币制问题最早的话。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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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大小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国语·周语下》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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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意义本相当明确，就是由于商品价值有大小，所以货币单位也应有大小，若大家认为钱太小，就铸大钱，一道流通；若大家认为钱太大，就铸小钱来流通，也不废大钱。这就是所谓子母相权说。这里子母仅指大小而言，不牵涉法偿问题。可是这种理论以价值观念获得一定的发展为前提，大小钱有不同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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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完全相信古籍的话，那么，单旗所谓古者，似乎就是指《逸周书》中的“币租轻，乃作母以行其子”。然而以币字指货币乃是战国时的事，春秋以前没有；就是在战国时期，币字也不一定指货币，一般是指币、帛。而且“作母以行其子”的意义不明。照字面讲是铸大钱而行小钱，这话怎样理解呢？单旗的话就比较明确了，他说是大小并行。所以不是单旗在发挥《逸周书》中的论点，倒恐怕是后人看到单旗的话而造出来的。也可能两者都是后人的依托。无论如何，看不出西周初年，政府有铸造大小两等钱来流通的事。很难相信：那时的货币理论已走在货币流通实践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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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子母相权是指辅币和主币的关系。所以这段话被看作是发挥辅币的理论。后世的论者每次讨论到币制问题的时候，总是喜欢扯到子母相权的一套话。实际上单穆公以后的两千年间，并没有行过真正的辅币。各种货币形态，多少都有主币的性质。如果说单穆公懂得辅币的道理，那么就是没有被后世所了解，或了解而没有行得成功。实际上这段话恐怕是战国时人的假托。因为文中所说的周景王的大钱至今还不能确定。在周景王的时候，若有金属货币，那只能是空首布，可是空首布中并没有特别大型的，有些被钱币学家称为古布的东西，的确比较大，时代要早于一般空首布，而且有些可能不是货币。当时的空首布未必是由王室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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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货币的使用渐广，价格观念也渐发达。于是有人留心物价问题。这时候中国出了一个怪人计然或计倪〔209〕。他替越王勾践出了很多主意，可惜遗下的言论不多。他从五行出发，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210〕。这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循环论者的论调差不多。计倪的话可能并不完全是从阴阳五行推算出来的，大概还加上了他个人的观察，所以也有一点粗略的统计意义。他并且提出挽救经济危机的办法，就是利用货币政策来调节物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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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疾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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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维持一种适中的物价，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如果发生极端的情形，就用平准的办法来纠正，所谓“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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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绝书·计倪内经》引计倪对勾践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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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审用臣之议，大则可以王，小则可以霸，于何有哉？越王曰：请问其要。计倪对曰：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是以民相离也。……其主能通习源流，以任贤使能，则转毂乎千里外货可来也。不习则百里之内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价十倍，其所择者，则无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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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时期有白圭〔211〕和李悝〔212〕二人，他们的主张，同计然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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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圭也是从阴阳五行来讲穰旱的事。所谓“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等话，和计然的“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如出一辙。白圭的应付办法，也差不多。他说：“人弃我取，人取我与。”〔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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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的政策，也是要维持一种适中的物价。他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勤。”所以他主张平籴，就是在丰年由政府收买过剩的谷粟，凶年则用这些谷粟抛出来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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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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