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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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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熙丰年间的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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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产生了中国的第二次货币流通高潮，这高潮的顶点是在熙宁元丰年间。唐末到五代，由于钱币的缺乏，实物经济的成分大为增加，就是在北宋最初的几十年间，实物经济还是很盛行，从官俸制度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嘉祐年间官吏的收入中，实物自百分之七或八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元丰年间一方面铸钱的数目激增，另一方面官吏收入中货币所占比重反而减少，各种官级只有百分之三十几到四十几是现钱，其余用实物支付。但是钱币的铸造数量是越来越多了（见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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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北宋铜钱铸造额表〔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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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庆历年间，因为铸造当十钱，表面上数额显得突出以外，其余各年的铸造数额，基本是逐渐增加的，以熙丰年间为最高点。熙宁年间增加了许多铸钱监，四年京兆府和华州各置一铜钱监，七年河南府置阜财监，卫州置黎阳监，两浙的建德府置神泉监，荆湖的鄂州置宝泉监，八年京兆府和华州各置铁钱监，淮南安庆府置同安监铸铜钱，九年陕西岷州置滔山铁钱监等。唐朝天宝年间每年铸钱数只有三十二三万贯，以全国人口计，每人只摊到六七文，北宋初年就在十倍以上。有人说开元年间每年铸额满百万，也只及北宋元丰年间的五分之一，铁钱和纸币还不在内。当时流通中的货币总数，难以计算，但如果根据各年的铸造额来计算，则北宋到元丰末年为止，已铸造的铜钱，当在一亿四五千万贯，无疑还有私钱，合计当接近两亿贯，铁钱应有几千万贯。还有少数交子。前朝旧钱无疑还有大量在流通，特别是开元钱，大概要占全部铜钱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165〕，所以全部货币流通量当在两亿五六千万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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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数量之多，一方面是生产发展和商业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反映当局的政策，特别是熙宁、元丰年间铸造数额的突然增加，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措施。可能是王安石的政策，或受了他的政策的影响。王安石是一个讲求富国强兵的人，是商鞅一类的政治家。他之所以没有把北宋弄成一个像汉唐那样强盛的帝国，是由于受到很大的阻挠。他远在皇祐年间就说当时财政的困难，在于管理得不好。他主张提高官吏的待遇，而且说可以不伤经费〔166〕。这自然只有铸钱和加税。他的政策是要增加中央政府的权力，并使政府的工作人员忠于职守。在他执政之后，这几点都做到了。铸钱、税收和官俸都大大增加了。他铸的钱，并没有全部发行出去，实际上大部分存留或收回在国库，因为官吏的薪俸大部分还用实物支付。他无疑认为这些钱币是国家的后备力量，然而他所追求的目的却没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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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货币经济的飞跃式的发展，在军事上虽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因为货币不是投放在武备上，而是用来维持一个庞大的士大夫阶级的豪华生活，但是在文化上却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差不多促成了一次文艺复兴。无论在史学、文学、哲学、美术和科技方面，都呈现出少有的活跃，并取得优异的成就。这些成就的总和要超过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只有战国时期或许要除外。这些成就同铸钱数字大体上表里相应。我们不能说完全是巧合。论理只有从自然经济过渡到货币经济那种质的变动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单是货币数量的增加不足以促成文化的发展，可是如果当局有意识地利用货币来发展文化，来鼓励从事文化工作的人，那么，文化也是会受到促进的。近代有些经济学家以为货币数量的多少，丝毫没有关系，货币数量的增减也没有什么重要性。他们说，货币数量增成十倍，则所有的物价和工资会同样增加十倍，谁也占不了便宜；货币数量减少也是一样〔167〕。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首先，物价和工资绝不会按照货币数量的增减来作同比例的增减。其次，他们把社会事物看成一种静止不变的，以为变动是例外的，静止是正常的。不知道事物永远在变，永远也不会静止；货币数量的增减，不会是在各个部门或各人的收入上同时按比例增减，每一次增加必然会使得社会的购买力作一次再分配，单拿官俸和工钱来说，谁的收入增加得多或增加得早，谁就占到便宜，就受到鼓励。北宋政府把大量的货币投在士大夫阶级身上，就无异于鼓励士大夫阶级，因而推动了他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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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币制有明显的割据性，却没有阻碍文化的高潮，这似乎是一种难以解释的事，而且古代希腊和中国在战国时期也有同样的情况。对此我有两点解释。第一，在北宋，各个不同的货币区，币制是比较稳定的，特别是重要的铜钱区，没有发生长期的减重情形。北宋文化正是以这些地区为基地。古代希腊和战国时的中国也是一样。稳定的币制本身不足以引起文化高潮，但至少不至于成为障碍。第二，各货币区之间，有银绢可以通行，这是两种区际的支付手段，特别是白银，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换取当地的钱币。战国时期的黄金也有这种作用。所以这一时期的割据是一种开放的割据，不是一种封闭的割据；若是封闭的割据，那就会阻碍商品的交流和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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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数量的大增，对于物价有没有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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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熙宁、元丰年间，物价没有大的波动，因为各地常有丰收的报告〔168〕。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京师米价每斗虽要百钱，但外郡只要四十钱〔169〕，河朔则七八十钱〔170〕。三年陕西大旱，四年每斗一百文足〔171〕，但陈米每斗七十五文〔172〕。五年八十文〔173〕。六年汴京方面自七十五文到一百零五文〔174〕。七年自八十五文到一百五十文〔175〕。八年自八十文到一百文〔176〕，产米区每斗只要五十文〔177〕。元丰二年乡村一斗米卖二十文〔178〕。七年京西麦价每斗不过三十〔179〕，陕西四十〔180〕。元祐年间，物价仍然很低。元年（公元1086年）每斗米四五十文，最低仅三二十文〔181〕。四年浙西水旱，杭州每斗由六十文足涨到九十五文足，因当局宽减上供额，次年又跌回六七十文〔182〕。五年苏湖杭秀一带灾荒，苏州每斗自六十七文足涨到九十五文足，浙西涨到一百文足〔183〕。六年淮南宿亳等地灾伤，每斗涨到七十七文，江东七十文〔184〕。四川米价在元祐年间每斗为六七十文〔185〕或七八十文〔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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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物价数字，到底表示什么呢？是低物价呢？还是高物价呢？它们比庆历、皇祐年间的物价要低，但比宋初几十年间的物价要高。当时的人，或者加以歌颂，或者提出诉苦。歌颂的是当时物产的丰富，王安石所谓“水满陂塘谷满篝，漫移蔬果亦多收”，“露积成山百种收，渔梁亦自富虾鳟”，“家家露积如山垄，黄发咨嗟见未曾”〔187〕。诉苦的是有东西卖不出去，所谓“东家米粒白如银，西家稻束大如鼓，再三入市又负归，殷勤减价无售主”〔188〕。苏轼说，甚至有人日夜祷祠，愿逢饥荒〔189〕。这两种态度所代表的立场不同。表面上看，歌颂的人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诉苦的人是站在生产者的立场。物价下跌对作为生产者的工农多少有打击〔190〕。然而丰年究竟是应当歌颂的，那些愿逢饥荒的人，大多是地主，他们希望别人饥荒，而自己仍能丰收，以便高价卖给饥饿的人。这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我们只能批评当时政府不出来设法利用多余的物产。总之，不管这两种态度如何对立，却能证明当时人都认为物价便宜，甚至太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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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频年丰收下的米价，为什么还有那样高呢？为什么没有产生像汉唐那样的低价格呢？这原因要向货币方面去寻找。换句话说，这是货币价值下跌了，数量大为增加了。首先是铜的生产率提高了，铜的产量增加了，价值降低了。这就影响铜钱的购买力。盛唐时每年铸钱数最多是三十几万贯，北宋熙丰年间增成二十倍。西汉元帝时，外戚的资产，很少有到千万个钱的；可是在北宋，则中下户也有这么多〔191〕。其次，有些地区盛行铁钱，铁钱的购买力更低。此外，四川的交子也贬值了。自熙宁五年起，以两界同时流通，即增加一倍，共两百五十万贯，已不能维持它的平价了，每贯只值九百多文〔192〕。由于货币价值下跌，所以物价自然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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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铸钱的数量，既然二十倍于盛唐，而丰稔的频数和程度，也不见得超过盛唐。至于垦田的面积，在仁宗时还远不如盛唐。唐开元时全国户数为八百多万，垦田一千四百三十多万顷。宋仁宗时全国户数为七百三十多万，垦田只有二百十五万顷〔193〕。虽然在熙丰年间，垦田数大有增加〔194〕，但无法证明总面积超过盛唐。那么为什么熙丰年间的物价，并不比盛唐的物价高几十倍呢？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理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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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史书中所载铸钱数额，不能代表当时通货的实际供给量和流通量。书中的数字，只是官方的数字，私铸不在内。盛唐时，私铸非常厉害，而且因官钱太少，有此需要，所以当政府收回恶钱时，商民反而觉得不便。而北宋的私铸问题除了对西夏战争期间以外，并不严重。就是在对西夏战争期间，似乎也没有唐代那样猖獗。至于熙宁、元丰间，则因官方铸造数额多，不但没有发生私铸的问题，反而盛行私销，即销钱为器〔195〕。所以唐宋间通货流通数量的差异，并不如史书中所记载的那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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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熙丰间，王安石的免役法把通货集中国库，冲销了一部分通货的作用。免役法包括免役钱、助役钱和免役宽剩钱。免役钱是劳役的货币化，其作用应当同杨炎的两税法差不多。助役钱和免役宽剩钱则和西汉的算赋相像，这些都使货币流进国库〔196〕。单就免役宽剩钱一项来说，熙宁十年吕陶报告四川彭州四县在四年间便积了四万八千七百多贯，他计算全国应当有六七百万贯在官库里〔197〕。元祐元年苏轼说自取宽剩钱以来，十六七年间已有三千多万贯积而不用〔198〕。所以熙丰年间钱币虽然铸造得多，但实际流通数却没有那样多；有些钱铸造后根本没有发行出来流通。例如熙宁间各州的折二钱积存很多，到崇宁时才用来改铸当十钱。因此不但没有发生通货过多的现象，反而产生通货紧缩的现象，即当时人所谓的钱荒。关于钱荒的原因，有些人认为是役钱的收敛〔199〕，另外一些人则说是钱币的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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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熙丰间铜钱输往外国的数目，远超过唐代。唐代铜钱的外流，只有文化上的意义，没有经济上的重要性。因为数量实在不多。到了宋代就不同了。朝廷常常把铜钱赠给外国使节〔200〕，虽然这些铜钱多被用来购置商品或金银〔201〕，很少带回去，可是有些国家，使用中国铜钱，这种国家的使节，不但把赠给的铜钱带回去，而且还多方设法私运出境。本来中国是不许铜钱出境的，偷运一贯就处死罪。熙宁七年解除此禁，于是“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据说沿边州军对于铜钱出境，只论贯收税，这是造成当时钱荒的一个重要原因〔202〕。当时需要中国铜钱的地方，最主要的是日本。他们自铸的皇朝十二钱，不大成功。公元958年发行最后的乾元大宝以后，失去人民的信任，不再鼓铸而靠输入中国钱。越南是在北宋开始铸钱的，大概也输入中国钱。南洋使用中国钱，大概也是在这时候酝酿起来的，因为近年爪哇日惹发掘的几十枚中国钱中，除两枚开元钱外，全是北宋钱，而以元丰钱为最多〔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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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宋代的货币经济远较盛唐发达。唐代在两税法施行以前，自然经济的成分很浓厚，许多地方不用钱而用绢帛。宋代的交易支付，多用钱币。而且宋代国内外贸易更为发达，也需要更多的通货。上面所说的运钱出境，一大部分就是对外贸易的结果，甚至因此许多人反对对外贸易。国内商业也很发达，尤其是都市中的商业，比唐代要发达。唐代都市的商业，多集中于几个市，如长安的东市和西市。到了宋朝，都市里到处可以开店做买卖。又唐代都市除南方的扬州等地外，多禁止夜市，日午开市，日落以前即闭市〔204〕，宋代都市如汴京就有夜市〔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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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宋代通行短陌制度，称为省陌，名为一千文的，实际上只付七百七十文或七百七十文以下〔206〕。所以铸钱数和各种物价要打一折扣才能同盛唐物价比较，盛唐是用足钱的。但宋代的省陌制度，和两晋、南北朝以及唐五代不同，它不是由于钱币缺乏，而是由于民间的习惯，已变成一种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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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宋石大于唐石十分之一强〔207〕。所以宋代的粮食价格，即折合成实钱，也还要打一折扣才能同唐代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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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假定宋代的米价，除注明为足陌的以外，全部以七十七陌为标准，将其折合成足钱，那么北宋最初的一百三十年，即10世纪的70年代起到11世纪底，每石平均约值三百四十六文，折成公石，则每石值五百二十文。在西夏战争前的六七十年间，每公石米只合二百五十三文，盛唐（8世纪前半）要三百三十六文。不过盛唐的数字，不是实际上记录的平均数字，而是根据记录的数字估定的一个正常米价。如果根据开元、天宝间记录的米价来平均，则每公石只要一百三十六文。北宋的这一数字则是各种记录的平均数字，那些记录也大多数是丰年的记录，正常米价应当要高百分之五十到一倍。无论如何，比盛唐的米价应当要高。西夏战争以后的米价记录，比较能代表正常价格。11世纪后半每公石合八百七十五文。所以北宋百多年间米价约上涨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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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趋势，从绢价上不大能看出来。北宋的岁赋，一部分用绢折纳，所以绢帛常有一种官价。官价的变动自然没有市价那样敏锐，虽然也常有增减，可是长期看来，百多年间，涨跌并不大。北宋初年每匹大概是九百文或千文〔208〕。太平兴国二年江西官方由每匹一千增为一千三百〔209〕。咸平中一匹折钱千文〔210〕，但川陕四路只要三百文折绢一匹〔211〕。大中祥符九年山东一匹直八百〔212〕。庆历六年四川梓州绢价由九百至一千二百增到三千以上〔213〕。这是北宋最高的价钱。这无疑是钱币贬值的结果。嘉祐中冀州每匹一千三百〔214〕。熙宁二年和三年每匹都是折一千，以后增为一千五百〔215〕。末年四川每匹市价一千四五百文〔216〕。元丰二年成都为一千三百文〔217〕。元祐年间成都每匹一千七八百文〔218〕，但四年浙江每匹只要一贯〔219〕。北宋绢价之所以比较平稳，应当是由于生产的增加和生产力的提高。但北宋绢价还是远高于盛唐的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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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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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崇观年间币值的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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