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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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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人进军中原所引起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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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于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发动攻势后，势如破竹。宋兵看见金兵便回头跑。宣和六年的东京，还是“灯火荧煌天不夜，笙歌嘈杂地长春”〔257〕，但不久就落在敌人的手中了。米价涨到每斗三千文，猪肉一斤六千，羊肉八千，驴肉二千，一只老鼠也要几百个钱〔258〕。建炎三年一斗米曾涨到四五万文〔259〕。由于金人勒索金银，金银隐匿，价格涨得更快。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金人围城，当局要同金人议和，须用金银币帛来犒赏，对金银的需要更是迫切，乃下令叫民间将金银按官价卖给政府，黄金每两二十贯，白银每两一贯五百文〔260〕。十二月十九日当局用茶盐钞来收兑金银，黄金每两准三十贯，白银每两二贯三百文〔261〕。靖康二年正月十三日，官方又提高金银的收购价格，金每两三十五贯，银每两二贯五百文省〔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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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以后，不但中原陕右都叫金人占据了，就是长江以南的江西、浙江、湖南也受到蹂躏。大批人民逃难到南方来，而许多铜钱却遗留在汴京带不出来。江南的铸炉，因战祸而荒废。所以小平钱的购买力很高，而物价低〔263〕。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越州糯米一斗八百，粳米四百〔264〕。这价钱比起北宋来虽高得多，但在南宋要算低的。南宋政府第一步是想恢复铸钱，但因为铜铁铅锡的供应减少，绍兴初每年只能铸十万缗，反花了二十万成本，常至于罢铸。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收敛民间的铜器，所铸也不过四十万缗，大概大部分是大钱。十三年为十万缗，二十七年十五万缗。以这一点数目，如何能给养那许多士兵来保卫那半壁江山？战后四方的贡赋，也不按时缴送，虽然定出各种各样的税钱，也不能应付局面，只好取给于纸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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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初（公元1131年）就在东南发行关子，关子本来是一种汇票的性质，因屯兵婺州，运钱不便，叫商人在婺州出钱领关子，到杭州兑现。但不到几年，政府没有钱兑现，有时只能兑到六七成，商人不愿意领关子，地方政府竟加以抑配。六年曾发行交子一百五十万，因没有现金准备，人民不加信任〔265〕。后来改为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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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南宋初年，东南一带主要还不靠纸币，纸币流通的重心是四川。东南一带是以金属钱币为主。建炎绍兴年间，钱制是相当混乱的，建炎钱自小平、折二、折三到当十，小平的板别很多。绍兴钱也有小平、折二和折三，有通宝和元宝。而且有私铸，据说江西州县，多用私钱，民间到处都销镕官钱改铸〔266〕。改铸的大概以折二钱为多，因为有些绍兴元宝折二钱窳薄不精，大小同小平钱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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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韩世忠、岳飞等人正在同金人作战，各地驻有重兵。这些驻军虽然多是当地赡养，但作战的费用，还是中央政府负担。所以政府的财政，总是入不敷出；不敷的数目，每年自几十万缗到几千万缗。这些赤字，自然是靠发行纸币来应付〔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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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年间的币值，可以从米价和绢价上看出来。北宋熙宁二年，政府用百钱一斗的价格收米，王珪、司马光等人便大骂吕惠卿。政和二年市价是每斗百二十钱。建炎元年粳米每斗四百。四年十月越州折纳，糯米一斗为钱八百，粳米四百〔268〕。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高宗问知浙西米价由一千二百文一斗减作六百文一斗，便大喜，说可免饿殍〔269〕。二年春两浙又涨到每斗千文〔270〕。三年高宗说“饮食衣帛之直，比宣和不啻三倍”〔271〕。五年市价为每斗七百文〔272〕到千文〔273〕。在秋收米贱的时候，民间往往也只要三百足钱一斗〔274〕。千文两千文一斗的价格大抵都是饥荒时的价格〔275〕。十一年湖南曾跌到一百多钱一斗，臣僚们就说“谷价之贱未有如此时者”〔276〕。十二年只要一百钱一斗〔277〕。范成大的“二麦俱秋斗百钱，田家唤作小丰年”的诗句，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形。十三年荆湖丰稔，据说曾跌到六七文一斗〔278〕。可能是六七十文一斗之误。到了二十六年便宜的也要一百三十文一斗〔279〕。二十七年福建丰稔，糙米一斗也将近三百文。次年人民输纳苗米，每斗竟以八百文计算〔280〕。二十九年政府籴米备赈是两千一石，而且一部分是以关子和茶引支付〔281〕，三十年湖广几十钱一斗〔282〕。米价因受天时地利的影响大，涨跌的频数和幅度也大。大体上讲来，绍兴年间的米价，或12世纪前半的米价，每石三千多文，这价格比北宋初要高七八倍，比熙丰年间也要高三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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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绢价，有很大的变动。北宋到熙宁元丰间，每匹绢是一千到一千三百上下；崇宁大观间稍有上涨〔283〕。后来因为大钱和夹锡钱的废止，以及纸币的整理〔284〕，可能稍有回跌，但南渡以后，就是从两千一匹起价了（见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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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 南宋绢帛价格表〔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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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价的上涨，缘于生产受到破坏，需要增加。但在折价之中，有多少成分属于租税性质，多少成分由于通货贬值，这是一件难以计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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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政治中心虽在东南，军事重心则在川陕。币制上的各种新的措施，如铁钱和纸币都是在川陕行起来的。后来陕西为金人所占，四川赖吴玠兄弟得以保全。但因驻有重兵，它的负担也特别重。绍兴七年李迨论到四川的财政，说唐朝刘晏的时候，全国的岁收是一千二百万，现在四川区区一隅，光是盐酒税，一年便有一千九十一万，连同其他的收入，要三倍于刘晏时全国的岁入，而于维持当时的大军，一年还阙一百六十一万。刘晏时以一千二百万贯养六师规复中原而有余，现在以三千六百万贯还不够养驻川陕的一军〔286〕。李迨的话说明了四川通货膨胀的情形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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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纸币，在北宋时因对西夏战争已由一百二十几万增发到两千多万，使价值大跌。大观时经过一次整理，恢复天圣时的限额。但南渡以后，又渐增发，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靳博文因为利州路增加驻军，加印六十二万缗〔287〕，三年张浚又增印一百万缗作军饷。那以后八年间，共增加两千零五十四万缗〔288〕。到绍兴七年的时候，三界并行，发行总额是三千七百八十几万缗〔289〕。三十年间增加三十倍，引价的跌落是可以想象的。四川的物价，利州路往往比他处高一倍，大概也是这个缘故。自陕西大部分沦陷后，利州所受的军事压力更大了。军费既不能减少，缓和的办法只有铸钱，因为当时钱引不能兑现，所以价值更跌，大家以为若有钱兑现，跌价的趋势便可以缓和。因此在绍兴年间先后在利州、邛州、施州等地铸钱，来救济钱引，但数目很有限〔290〕。对于几百倍的纸币，没有多大作用。绍兴年间，钱引一贯，值铁钱八百，或值铜钱四百文〔291〕。吴玠在河池发行银会子，无非想求得那一地区物价的稳定。银会子以白银一钱为单位，每年发行十四万五千钱，合钱引三万六千二百五十缗，数目不多。但既然同钱引发生联系，势必要受引价下跌的影响，而失去银本位的意义。大概正因为这样，所以在绍兴十七年实行了一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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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三十一年钱引发行总额为四千一百多万缗〔292〕，准备金只有铁钱七十万贯和盐酒等实物。当时王之望总领四川财赋，引价的维持，是他的责任。他的政策是把钱引分布到陕西去。那时陕西是在金人手中，但陕西人需要的布、帛、茶、药，都是四川货。王之望请政府下令，如商人将钱引带往陕西，将来收复陕西，可以照样通行，这样钱引通行的范围就广了。他对于钱引的增发，主张十分谨慎，说如果引法一坏，四川就完了。如果有增发的必要，必须秘密地一步一步进行，不可让外面知道增发的数目〔293〕。当时金主亮（海陵王）大举进攻，有窥蜀的企图。王之望对于四川财政的擘画，煞费苦心。因为“战胜则有重赏，纳降则有大费”〔294〕，胜败都要花钱。高宗也说川陕用兵，全靠王之望：“大军十余万众，数月与金角敌，而蜀人不知，他人安能办此？之望在蜀，几如萧何之在关中。”〔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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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建炎以来的三四十年间，虽然生产衰退，军费浩繁，而且除四川外，东南也发行纸币；可是物价的高涨，仅限于绍兴十年以前的一二十年间。而这二十年间（公元1121—1140年）的米价，似乎还没有涨到唐代安史之乱前后那二十年间（公元751—770年）的程度。8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米价每公石平均要一万七八千文，而12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每公石平均只要一万一千多文。绢价则两个时期都是以万钱一匹为最高价格。但唐中叶对于绢帛的需要，除国际贸易方面以外，是以国内的社会经济为主，即民间以绢帛代替一部分货币的职能，那种需要不是急迫的，有则用，没有也可。宋室南渡前后，对于绢帛的需要，除国际贸易方面已超过唐代的规模以外，对北方的民族，有巨额岁币的供应义务〔296〕。而且绢价自宋初以来即贵。唐代涨成万钱一匹，是涨成五十倍；宋代涨成万钱一匹，不过涨成十倍。这种情形在地小人多的南宋，一定有特别原因。这特别原因一方面是生产逐渐恢复，因为绢帛本是南方出产。另一方面是钱币数量减少了，就是东南所发行的纸币也不很多。熙丰间所铸的钱，一部分流出国外，一部分或因窖藏而落土，落土的数量恐怕比流出国外的数量还要多。靖康之难，许多人倾家远逃，铜钱不便携带，只好埋入土中，以待太平。近代有大批宋钱的出土，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新的补充又极为有限，所以又发生钱荒，使物价大涨不起来〔297〕。绍兴十年以后物价反而跌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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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宋会子的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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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三十一年夏，金海陵王亮率领大军南下进攻。鏖战几个月，打到长江下游，占领扬州，直到十一月被厌战的部下所杀，才议和北返。那时金人已经另立海陵王的从弟为皇帝，称为世宗。南宋高宗也在次年让位，由孝宗继承。但双方仍是冲突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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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人进攻之前，南宋已采用了一种新的纸币会子。会子在那时也不是一个新名词，绍兴七年吴玠就在陕西河池发行过银会子，不过东南大规模地使用纸币，却是自发行会子开始。应付金人的战争，自然也大部分靠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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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子的流通范围，起初限于两浙，后来扩大到两淮、湖北、京西等区域去。除了盐本用钱以外，其余各种用途，差不多都可以用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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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子的发行，起初似乎没有一定的限额。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正月度支郎中唐瑑说自绍兴三十一年到乾道二年七月那五年间，总共印过会子二千八百多万道，一道即一贯。到乾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为止，共发行过一千五百六十几万道。而实际流通额只有九百八十万。三年正月六日尚有八百多万贯在流通中，每月只收兑六七十万〔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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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道二年政府便觉得发行太多，又以一百万两白银来收兑。隆兴二年当局粜米每升还只作二十五文省〔299〕。可是乾道初，米价有卖到五六百钱一斗的〔300〕。三年又出内库银二百万两换钱收会子焚弃。四年改革会子的发行制度，定三年为一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限，这已是北宋交子界额的八倍以上。当时米价每石二贯五百文〔301〕。九年会子每贯只值得铜钱六百文足钱〔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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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战争状态之下，会子的膨胀是难免的。淳熙初，会子的流通额就有两千两百多万〔303〕，购买力下跌，政府不得不用金银铜钱等全数收回〔304〕。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让第三界第四界会子各展期三年，这就是正式让发行额加倍。不过人民收到会子，便用纳税的方式送回国库。当时户部岁收一千二百万贯中，一半是会子。同时当局又用金银收回四百万，所以实际流通数，只超过界额两百万。十二年临安会子一贯，只值钱七百五十文。到了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第七第八两界会子又展限三年。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索性把每界的发行数增为三千万，等于乾道四年的三倍。而且伪造的很多。于是一贯跌成六百二十文。当局虽想维持每贯合钱七百七十文的比价，但不大成功〔305〕。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会子一贯只值三四百文〔306〕。发行既多，政府赋税收入也增加：淳熙末就有六千五百三十多万，等于南宋初的六七倍。史家或加以夸耀，或替人民忧虑〔307〕，其实这是通货膨胀时应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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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宗开禧年间（公元1205—1207年），韩侂胄当国，妄起兵端，金兵陷荆襄两淮，东南大震；所以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会子的流通额就增加成一亿一千五六百万贯，等于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额的十一倍。此外还有各种铜铁钱。理宗绍定三年（公元1230年），李全称乱于淮东，四年蒙古兵攻川陕，五年两界会子就有三亿二千九百多万〔308〕。六十五年间，增加三十三倍。膨胀的速度虽不算快，但程度却不轻。这还是指政府发行的，如果连假会子〔309〕计算在内，数目更要多。本来纸币因为耗损率大，收回的时候，应当比发出的数目要少，例如绍兴十一年收换钱引时，不来兑现而作废的有二十几万缗，号称水火不到钱〔310〕，但后来在收回的时候，常比发行数多，这证明伪造之盛〔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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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子并不是全国性的货币，就是在南宋治下，也不是全用会子。单是四川的钱引，在绍兴末已积至四千多万。后来因战事关系，屡有增发，到宁宗嘉泰末（公元1204年），两界发行到五千三百多万缗，三界合计共约八千万缗，等于天圣时的六十四倍。嘉定初每缗直不得四百个钱，后来跌到百钱〔312〕。湖北会子在淳熙十一年也以两界同时流通，共五百四十万缗。此外，还有两淮会子，为数当也不少。兴元府的铁钱会子每两年印发两百零四万缗，共折川引四十万缗。银会子自绍兴十七年再发以来，改为两年一换。乾道四年增加发行额三万钱。后来发行到六十一万钱，共折川引十五万缗〔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