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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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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四节 信用和信用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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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多认为宋代不论在生产方面或商品流通方面都比唐代有显著的发展，好像的确是这样。如果认为货币数量反映商品流通数量，那就更加有证据了。然而信用事业和信用机构方面没有同比例的发展。宋代的信用事业和信用机构同唐代差不多，只是金融中心由长安移到汴京，再移到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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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款方面，仍可分为信用放款和抵押放款。信用放款叫作贷息钱〔457〕，出子本钱〔458〕，赊放〔459〕，称贷〔460〕，有时仍叫出举〔461〕。利率大体上比唐朝要低，也就是利息不得超过本金。这主要由于宋代货币数量多，容易获得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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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所制定的市易和青苗法，都是政府放款。市易是一种抵押信用，人民赊贷地方当局的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没有抵当就要有三个保人；周息二分；过期不输息，则每月罚钱百分之二，也叫保贷法〔462〕。青苗法是一种农业信用，春天放，秋天还，利率两分，合年息四分。当时的目的，一则为调节农村金融，二则为增加政府收入，但受到反对党的猛烈攻击，韩琦说利率比周礼的利率高一倍〔463〕。其实民间利率比这还要高。民间供给放款的，除普通有钱的商民外，寺僧也很普遍，大概当时寺僧仍相当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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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还有市易的办法，但性质稍有不同。绍兴四年，又设置市易务，只把钱在市面出借，利率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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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农业信用，并不限于青苗钱。还有所谓营田也可以得到农贷。凡是官田或逃田，以五顷为一庄，募民承佃，五家为保，共佃一庄，每庄给牛五具，耒耜及种副之，别给十亩为蔬圃。贷钱七十千，分五年偿还，这是绍兴六年的事〔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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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抵押信用的，止有典当，宋朝仍叫作质库〔465〕或质肆〔466〕。押款时叫作典或典质〔467〕。也有叫作解库的〔468〕。据说江北人名之为解库，江南人名之为质库，宋人说自南朝以来即如是〔469〕，然而宋以前解库的名词却少见。寺庙所经营的多称为长生库〔470〕。南宋时杭州城内外的质库有几十家，收解以千万计〔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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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代和宋初，开一家质库，有三五百贯钱也就够了〔472〕。至于质库除了押款以外，做不做信用放款，不得而知，但开质库的人，兼作信用放款，是一件很自然的事〔473〕。野史中甚且记述南宋时临安质库做接近投机性质的买卖〔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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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仍不是很发达，尤其在南宋那种战乱和通货膨胀的情形下，人民对于钱财不但更加小心，而且更加愿意保持流动性。金银钱物多取窖藏的方式来存储〔475〕。当时购买房宅，如果没有发掘过的，除房价之外，还要出“掘钱”〔476〕，可见窖藏风气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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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仍有柜坊。不过它的性质仍是难以捉摸。在唐代，柜坊同钱财的存放或保管有关，但在宋代的文献中，看不出这种联系。宋初在淳化二年的诏书中，提到京城的无赖辈，相聚蒲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铸铜钱为器用杂物等〔477〕，似乎柜坊专做犯罪的事，似乎开设柜坊的全是恶少，他们租用居人邸舍来开设柜坊。后来苏轼说定州有开柜坊的百余户，明出牌榜，召军民赌博〔478〕，可见柜坊特别同赌博有关系。南宋绍兴三年诏书中又提到贵族阶级的子弟，多从事酿私酒、开柜坊〔479〕。此外婺州义乌县的人民似乎也有开设柜坊从事私织罗帛、以图逃税的，政府当局曾将八乡柜户全数拘捕；掠夺其所织罗帛，投税于官，引起人民的不满，乃于乾道四年下诏许其买卖，只要依法纳税就可以〔480〕。这里同信用业务一点关系也没有。绍兴年间桂阳军曾告谕百姓以窝藏柜头的罪格〔481〕，仍是把开柜坊同赌博联系在一起。周密的《武林旧事》〔482〕也把柜坊同美人局（以娼优为姬妾引诱少年为事）、赌局（以博戏关扑结党手法骗钱）、水功德局等并列。《庆元条法》中也是将开柜坊和博戏赌财物并列〔483〕。或者同茶户、酒肆、妓馆、食店、马牙、解库、银铺、旅舍等并列〔484〕。这里柜坊同解库、银铺等并列，可能是一种信用机关。普通商店还有保管存款的事〔485〕，而且有用书帖取钱的办法〔486〕，柜坊自然也可能有这种业务，尤其是它同赌博有密切的关系，不但会替赌徒保管钱财，而且由此可以发展借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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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将钱财寄托亲友保管，那是更加普遍。有些人怕财产被没收，因而隐寄在外〔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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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兑换机关，比唐朝发达；因为黄金的使用，虽然唐宋差不多，但白银的地位，到了宋代，却重要多了。几乎比西汉时的黄金还更重要，通行得更广。办理兑换业务的，自然是以唐朝遗留下来的金银铺〔488〕或银铺〔489〕为主，南宋有时叫作金银交引铺〔490〕或金银钱交易铺〔491〕，或金银盐钞引交易铺〔492〕或单称交引铺〔493〕。因为宋朝除了金银的买卖兑换以外，还有各种钞引的买卖，所谓钞引就是一种贩卖特许证，商人向京师榷货务缴费领茶引或盐钞，然后才许到茶场或盐场去贩卖。当时贩卖茶盐都是很赚钱的事，所以茶引和盐钞就成了一种商品，在金银铺中买卖。同时它们也可能兑换纸币。北宋时汴京金银铺很多，如唐家金银铺、王家金银铺等。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辄千万〔494〕，俨然现代的银行区。实际上在唐朝就已经有金银行的称呼，不过那时是指金银区或金银业的意思，和金银市的名词一样〔495〕，是一种泛称。南宋时杭州五间楼一带，金银钱交易铺有百多家。规模大的有沈家、张家金银交引铺，邓家金银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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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换业务在中国货币史和信用史上所占的地位，远不如欧洲那样重要。这种区别是由两地的具体情况决定的。欧洲是一个许多国家的集合体，货币的种类非常多。它们的发行单位不同，币材不同，同一种币材有各种不同的成色，同一种货币有不同的重量，这成色和重量在使用低级金属为货币的中国重要性比较小，但在使用金银币的欧洲却很重要。那些五光十色的钱币，在流通上是没有国界的，商人们经常需要用一种钱币兑换另一种钱币，所以欧洲的兑换业不论在希腊古代也好，罗马古代也好，中世纪也好，一直是很繁盛的。中国的情形就不同：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对外贸易在全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一向不是很大，基本上不用外国钱币，本国钱币限于铜币，贵金属不铸成钱币来流通。铜钱虽有成色和分量的不同，但因本身价值低，一般都是等价流通。到了宋代，情形就有点变了。宋代的货币流通成一种割据局面，各区所用的钱币不一样，除纸币外，还有铜钱铁钱之分，铜铁钱本身又有大小钱之分，这大小钱不是因铸造不合标准或由于磨损和剪凿而产生，而是名目价值不同的钱币。这些都替兑换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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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有所谓兑坊的〔496〕，它的性质如何，不大详细。大概是宋末或宋以后的一种店铺。文献中在提到兑坊的时候，似乎是用来填补柜坊所遗下的空白的。也许在宋代，柜坊已改称为兑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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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汇兑业务，初年还是由政府机关办理，和唐宪宗时的办法差不多；许人民在京师向左藏库付现款，到各州去取现，叫作便换。在开宝三年（公元970年），政府特别设置便钱务，专门办理这种业务；同时命令各州，凡商人拿券来的，必须当日付款，不得搁延。在至道末（公元997年）汇款金额每年达一百七十多万贯。天禧末（公元1021年）有两百八九十万贯〔497〕。后来用纸币，携带方便，而且纸币本身兼有汇票的作用，所以专门的便换业务，大概就衰落了〔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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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rthur Sunle，Deutsche Münz-und Geldgeschichte von den Anfangen bis zum 15. Jahrhundert S.18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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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阳修《归田录》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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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献通考·钱币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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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会要辑稿·食货·量衡》四一之二八：“御书真草行三体淳化钱，较定实重二铢四絫为一钱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为一秤之则。”王禹偁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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谪官无俸突无烟，惟拥琴书尽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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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般胜赵壹，囊中犹贮御书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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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史·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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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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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应运钱和应感钱，据说是1939年在四川简阳胡家场出土。几千枚铁钱中，都是开元、宋元、太平、淳化等钱，也有几枚广政钱，没有淳化以后的钱。其中有应运钱二枚，应感钱一枚（《泉币》杂志第二六期《应运铁钱》和第三〇期《应感铁钱》）。这并不是应运钱的第一次发现。洪遵《泉志》卷一四《神品》中有《应元钱》一条，并引沈括《梦溪笔谈》说：“庐山太平观乃九天采访使者祠，唐开元中创建。元丰二年道士发地得一瓶，封甚固，破之有一铜钱，文有应元保运四宇，不以为异。元丰四年忽有诏进号九天采访使者为应元保运真君，与钱文符同。本观乃以其钱表献之。”这里所谓“应元保运”可能就是“应运元宝”的误读，而将“宝”作“保”。罗沐园在《泉志应元保运钱正误》（《泉币》杂志第一七期）一文中并据乾道刊本《笔谈》，所叙稍有不同。是说：“元丰二年，道士陶智仙营一舍，令门人陈若拙董作发地，忽得一瓶，封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唯有一铜钱，文有应元保运四字，若拙得之，以归其师，不甚为异。”又引《老学庵笔记》言：顺将败，披度为僧，饭僧潜逃，后三十余年，始就擒戮。以为庐山的钱是李顺或他的同党所埋的。又王荫嘉在《神怪之应运元宝钱》（《泉币》杂志第二一期）一文中引旧钞本孟仁《言识小编》：“慕庐韩先生（菼）少贫困。乡荐后，犹借馆读书。岁壬子，暇游荆洛间，忽有人持关书聘金来寓，曰：奉主人命，请先生授生徒焉。遂欣然就道。至则门闾宏壮，如公侯家。……而主人初不一见，心颇疑之。问之馆人，不答。问之弟子，则又支辞以对，疑愈甚，窃欲私觇之，而主人已排闼人，若知先生之欲觇之也者。曰：先生勿疑，吾实冥府官也，敬君学品，故聘求教子，顽劣之资，得沐教化，实为厚幸。然先生功名中人，吾何能久羁。今赠君一钱，即当如钱之文，应运而元，大魁天下，宝之宝之。遂遣使送归，资赠甚厚。次年癸丑，先生应会试，果擢第一。”王荫嘉认为遣使资赠等语“均记人事，而非鬼事，意其绿林豪侠之流。时当升平，公又显位，直言秉笔，有所冒忌讳，不如寓意阴曹之得体，赠钱数语，显将钱文应运元宝四字和盘托出，毫不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