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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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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代的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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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给中国的币制带来一种基本的变革，就是使中国从此采用白银为价值的尺度。中国的币制，可以根据各种标准来划分阶段。例如根据铜钱的名称，是以唐代为一分水线，唐以前是用铢两货币，唐以后用宝钱。根据纸钞的采用，则以宋代为一分水线，宋以前用金属货币，宋以后亦使用纸币。但这些分别都不是基本的，因为宋以前主要的价值尺度是铜钱，两宋的交会是兑换券的性质，仍以缗文为单位。只有自元朝起，中国改用白银为价值尺度，并且逐渐发展到用白银为流通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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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是从游牧生活〔28〕受到邻近民族的影响、一跃而进入货币经济的。在铁木真的时候，还残留着物物交换的办法〔29〕。但由于邻近民族的影响，大概很快地就学会了使用白银。土耳其斯坦一带，一向使用银币，花剌子模的银币，在8世纪时就通行土耳其斯坦一带〔30〕。而蒙古民族同花剌子模有密切的贸易关系。铁木真曾同花剌子模订过同盟，商队往来很频繁。花剌子模是当时中亚的一个强大的国家，比蒙古进步。所以蒙古族在统治中国以前，以及统治中国以后的初期，是使用白银的。不但贸易〔31〕和借贷〔32〕用银，物价也用银表示〔33〕。这种情形，充分反映在杂剧中，这些杂剧一大部分是反映金人治下和元初的情形。蒙古大汗每年对于皇亲和将士的赏赐是用白银，买马也用银付价〔34〕。并且还有银币的铸造，币面有人骑马持刀像，但普通多是打一兽印，如鼠、牛、虎等，以代表年份。他们统治中国以后，文书上还是用虎年鼠年等纪年的办法。蒙古族在入主中原之前，就开始铸造中原式的钱币，即大朝通宝〔35〕。这种钱有许多板别，制作多不工整，每枚重两公分七到三公分。大通宝三字的笔法仿北宋大观钱。有些钱为灰白色，向来认为是银质，但没有经过化验，某些钱背有印文，或一印，或二印，有人凭以推定它曾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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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得对中原的统治权以后，虽以使用纸币为主，而且曾几次禁止金银的流通和买卖〔36〕，但这种禁令都是短期的，而且执行的效果也有问题。因为民间对于借贷〔37〕、劳务报酬〔38〕、物价的表示〔39〕和日常的交易〔40〕，似乎都有用银的。至少白银普遍用作宝藏手段，同时它是纸币的发行保证。这时白银的形态，大概已不是以前外国式的银币，而是中国式的银锭，或元宝。据说银锭称元宝，是元朝开始的。至元三年杨湜任诸路交钞都提举，请以平准库的白银铸成锭，重五十两，名之曰元宝〔41〕。至元十三年蒙古兵征服了南宋回到扬州，丞相伯颜下令搜检将士行李，搜得的撒花银子，销铸成锭，每锭五十两；后来献给世祖，再分赏下来，因此民间有这种元宝流通。后来政府也自行铸造。至元十四年的每锭四十九两，十五年的四十八两〔42〕。但元宝的名称，铜钱上早已用过〔43〕。而银锭重五十两的事也不是蒙古人创始的，唐代大概就有过，金人也用过。近年曾有这种元宝出土，形制同汉代船形银锭相像。正面有三行字，中央一行是“平准 至元十四年 银伍拾两”，左右是有关官匠的官衔和签押；背面有阴文“元宝”两个大字。重市秤六十两七钱一分，约合库秤五十两〔44〕。可见是初期的元宝。这时元宝一词取得了新的意义，即元朝之宝的意思。不过因为同钱名混淆不清，后人不再注意它的政治意义，而成了银锭的通称。元人偶尔还用银锭和铤银的名词，似乎有一定的制度：大铤五十两，中铤二十五两，小铤十二两许〔45〕。曾见一种银锭，成砝码（）形，为丁巳年（应为仁宗延祐四年，即公元1317年）铸造的，重约库平五十两，上面文字很多。文字虽然是阴文汉字，可是初看去好像蒙古文一样。除真定路的地名外，还有监纳、库使、库副、四名银匠和三名秤子、一名库子的签字花押。日本的博多曾发掘元代的银锭，长约日尺四寸五分，重约四百九十目（约合中国五十两），大小五枚，稍有轻重，形状如砝码，面背都有文字，形制和丁巳银锭也差不多〔46〕。此外见诸著录的还有太原路的银锭和真定路的银锭，上面都有很多文字，但漫漶难辨。太原路银锭上的文字只约略认得出“太原路”“库使副连”“库子”“重五十两”“匠”“榷官”“王”“李”等字。真定路银锭上的文字只约略认得出“真定”“银匠”“都监”等字〔47〕，可见都是官银。此外还有一种长条形的天历饷银，重三百五十六点二五公分，约合当时十两。一面有十六个蒙古字，另一面有两行汉字，即“大元天历贰年九月兵部发放钱粮官局军饷”，底下有两个蒙古字的签署〔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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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的纸币，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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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是世祖以前。蒙古人在铁木真的末年，因受宋金的影响，特别是受金人的影响，有发行纸币的事。例如何实于公元1227年（宋理宗宝庆三年）在博州印制会子，以丝为本位〔49〕。窝阔台的第八年（公元1236年）曾发行交钞〔50〕。十二年刘肃在邢州行楮币〔51〕。在这一个时期，金人的币制，已经崩溃。他们的纸币，当然已不通用，所以蒙古人在各地发行，限于本地流通，不得出境，三年换发一次，没有金属保证。这对于商旅很不便，所以蒙哥继位的那年（公元1251年）史楫提议立银钞相权法〔52〕，以维持交钞的稳定。宪宗三年，忽必烈在京兆发行交钞〔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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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时期钞票的形制，只见外人的一点记述。公元1253年法国人卢布鲁基（Gulielms Rubruquis）由君士坦丁堡东来，那正是蒙哥在位的第三年，后来写成游记，在游记中说：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用棉纸做的，大小如手掌，上面的印文如蒙哥的国玺〔54〕。这里可能就是指忽必烈在京兆所发行的交钞。从这些记述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交钞是用棉纸印造的，形制比较小。但也许各地的办法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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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是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后。他于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实行一次币制改革。史书提到中统元年的三种钞票。首先在七月间诏造中统元宝交钞，以丝为本位，以两为单位，交钞二两，值银一两。其次在十月行中统元宝钞，有时叫元宝，有时叫元宝钞，有时叫宝钞。分为十等〔55〕，即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贯、二贯。宝钞一贯，等于交钞一两，二贯等于白银一两〔56〕，十五贯等于黄金一两〔57〕。此外又以文绫织成中统银货，分为五等，即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银货一两，等于现银一两。这三种纸币中，银货没有流通，这是史书所说得清楚的，不应当有什么问题〔58〕。但对于交钞和元宝钞，史家却没有交代清楚。到底交钞和元宝钞是同一种钞票呢，还是两种不同的钞票？这就是一个问题，《元史》只说中统元年七月丙子诏造中统元宝交钞，十月癸丑初行中统宝钞，好像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东西〔59〕，说交钞时不提等级，说宝钞时却有等级。而且后来只统称中统钞，不再提到两者的区别，发行数字也是笼统的。至元十九年中书省奏准的《整治钞法条画》中和二十四年颁行的《至元宝钞通行条画》中，都只提到中统宝钞，没有提到交钞，但官衙名称却用交钞使、交钞提举司、交钞库。此外对于交钞的作价，也有矛盾：各书都说是白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而同时又说宝钞一贯同交钞一两，宝钞二贯同白银一两。所以丝钞一千两应当是交钞一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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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发行两种名称不同而价值相同的纸币，似乎难以理解。但史书又明言，宝钞一贯等于交钞一两，分明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而且户钞也分丝钞和元宝钞。因此我们只能理解为先后发行的两种纸币，即在两种不同的建议下所发行的纸币，也许应当说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符号，交钞是丝的价值符号，宝钞是钱文的价值符号，可是两者同样对白银作价，并以白银来兑现。后来两者就并行流通。结果连两和贯两种单位也混同起来了。中统二年正月的谕告中提到中统元宝交钞〔60〕，许人拿元宝交钞向钞库倒换白银物货。在元宝交钞体例中，只列举元宝的等级，以贯文为单位，但说明：元宝一贯同钞一两。体例中另一条规定各路原来流通的旧钞和白帖子，都要倒换新钞，不许继续使用。在发行中统钞的时候，旧日的银钞还有八千多贯在流通；由于废止不用，钞价下跌，公私嚣然。于是刘肃提出三种办法：一是仍用旧钞，一是新旧兼用，一是用新钞收兑旧钞。中书省采用第三种办法，拨出五十万贯宝钞来收兑旧钞〔61〕。一说是五千锭〔62〕，那就只有二十五万贯了。中统二年二月中书省同提举司官吏讨论发行方针时，说到酒醋税盐引等课税，以元宝为标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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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兑旧钞的时候，也许交钞和宝钞有分工的意义，即用交钞去收回旧日的丝钞，而以宝钞来收回银钞。也许当初发行交钞，目的就是用来收回丝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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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统钞的制度，还需要有更多的资料才能解决这些疑难。最好是有实物的发现，有元宝钞的发现。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似乎限于交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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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出土过中统元宝交钞，我曾见过五百文的〔64〕，也是分为三段，最上面是钞名，第二段是金额和两旁的字料和字号，金额下面有横列钱贯的图案。字料和字号之上各有两行字，一行汉文，一行八思巴蒙文。第三段是若干行文字，有“中书省奏准印造中统元宝交钞宣课差役内并行收受不限年月诸路通行”。然后是元宝交钞库子和攒司的签押处以及印造库子和攒司的签押处。然后又有一行“伪造者斩，赏银伍定，仍给犯人家产”。后面是中统年月日、元宝交钞库使和副判的签押处，以及印造库使和副判的签押处，最后一行为中书省提举司的签押处。钞票用的是灰黑色的桑皮纸，应系铜板印制。据史书所载，中统初系用木板，用绵纸印制；至元十三年才改用铜板。大概就是这时改用桑皮纸的，但仍用中统年号。出土的交钞，文字上也同史书所载有出入；史书明明说交钞以两为单位，王恽《中堂事记》说：倒换金银物货时，每两纳工墨钞三分，都是银两体系。而实钞上却用钱文，只有赏格是用银。《元史》说，中统元年叫八思巴制蒙古字，《新元史》则说到至元六年二月才颁布新字，为什么中统元年的交钞上就有八思巴蒙文呢？如果这些钞票不假，那就是在至元十三年改用铜板的时候，对于中统钞的形制和文字实行过一次改革。而且把宝钞和交钞统一起来，称为元宝交钞，因而两个名字都可以用。中统钞的大小大概随它的金额而不同，金额越大则尺寸也大。钞背不盖官印，据说中统二年有人建议加盖官印，以杜伪造，因不便而罢〔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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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宝钞虽然是以钱贯为单位，实际上也曾铸造中统元宝铜钱，但宝钞却以金银为保证，而以白银为主〔66〕，几乎可以说是一种银块本位制度。政府在各路设立钞库，有十足的现金准备，人民可用纸币向钞库兑换金银，如果市面钞票太多，马上抛出白银来收回〔67〕。这种制度，只是宋金币制的发展。但南宋还有铜钱流通，元朝则纯粹用纸币流通，金银和铜钱，都不许流通。正如马可·波罗所说：以区区一小块纸片，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商品。可见当时欧洲人不知使用纸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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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二年曾添印二文、三文、五文三种小钞，叫作厘钞，但十五年以不便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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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三年在元代币制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是一个实行币制改革的机会，因为这年蒙古人统治了富庶的江南。首先要收兑江南的纸币关子和会子，因此发行额大增。其次是不再有现银准备，而且禁用铜钱。最后是中统钞板由木板改为铜板。所以趁机将宝钞和交钞合并。后来之所以还称两称钱，大概是为免得同至元钞混淆起来。至元钞称贯，中统钞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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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九年十月，中书省曾奏准《整治钞法条画》九条，并规定金钱的收兑价格，课银每两买价二贯零五十文，卖价二贯零六十文；白银每两买价一贯九百五十文，卖价两贯；花银每两买价两贯，卖价两贯零五十文。黄金每两买价十四贯八百文，卖价十五贯。所以金银比价仍为一比七点五。条画中规定各种罚则，如私下买卖金银，旧钞换新钞时官吏作弊等。金银匠和金银铺不能用自己的金银打造器皿，只能用顾客带来的金银打造，凿明匠人姓名〔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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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阶段是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的币制改革时所发行的至元宝钞。三月由尚书省颁行《至元宝钞通行条画》〔70〕。宝钞分十一等，即五文、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贯、二贯〔71〕，和中统钞并行，至元钞一贯当中统钞五贯；两贯当白银一两，二十贯当黄金一两。由各路的平准库买卖金银，以稳定钞价，但仍禁止金银的私相买卖。破烂宝钞换领新钞，工墨费仍是每贯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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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宝钞通行条画》据说是叶李所提出的〔72〕。叶李是南宋末人，曾向南宋政府提出他的币制建议，没有被接受，到元代再次提出。这个条画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币制条例。不像至元十九年的《整治钞法条画》，只是就几个特殊的方面作一些补充的规定。但这个条画同以往的币制法令是相连贯的，无论文字和内容都是承继以往的法令，如中统二年的《元宝交钞体例》和至元十九年的《整治钞法条画》，特别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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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至元钞的时候，当局想把中统钞收回〔73〕，但实际上没有做到。而且各种岁赐、周乏和饷军，都以中统钞为标准。各种物价也用中统钞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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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钞的尺寸，也是随票面金额不同而有大小，金额大的尺寸也大。但文字图案大体相同。例如二贯钞，除去边缘的空白不算，也有二十九厘米长，十九个半厘米宽。顶上自右至左横写“至元通行宝钞”六字，下面环以花栏，栏中分上下两部。上部中央横列“贰贯”两字，两字下面各有一串钱的图样；两边各有一行蒙文，蒙文下右边是字料，左边是字号。下部分列十行字，直书，头三行是“尚书省奏准印造至元宝钞，宣课差发内并行收受，不限年月，诸路通行”。第四、第五两行分列宝钞库子攒司和印造库子攒司的官衔和印章。中央一行是“伪造者处死”，下面分两行印“首告者赏银伍定，仍给犯人家产”。接着就是“至元年月日”、“宝钞库使副”、“印造库使副”和“尚书省提举司”。大概发行时要在右边斜捺合同印，和金钞的办法一样〔74〕。小钞除尺寸和金额以及金额下的钱贯图样稍有不同外，其他完全一样。例如二百文钞，长只二十二厘米半，宽十五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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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阶段是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九月实行的一次币制改革，发行至大银钞，自一厘到二两，分为十三等。银钞每两合至元钞五贯，或白银一两，或黄金一钱。同时铸造两种铜钱，即至大通宝和大元通宝。至大通宝用汉文，一文当银钞一厘；大元通宝用蒙文，每枚当至大通宝十枚。并且恢复历代古钱的流通，限期将中统钞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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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大的币制改革，使中国的币制更加接近于银本位制。中统钞的称两称锭，已经是受银两制的影响〔75〕，但中统钞的一两，只合白银五钱。中统银货的单位和白银相同，但没有发行流通。只有在至大银钞采用之后，白银才成了正式的价值尺度。然而至大银钞制在中国币制史上只是昙花一现，四年正月武宗死，四月仁宗就废罢至大银钞和铜钱，恢复中统钞和至元钞。中统钞早已不流通，但民间作价还是以中统钞为标准，现在恢复印造。铜钱则禁止流通，大元钱限在五十天内到行用钞库去换领宝钞，历代旧钱即日停止使用〔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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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在废罢至大银钞和铜钱的同时，却允许民间买卖金银，只不许运出国境，也不流通。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Ibn Batuta）于至正五年前后来到中国游历，说中国用纸币，不用金银交易。并说如果一个人带金银到市场上去买东西，商人会不肯接受。一定要把金银换成纸钞，然后才可以任意购买〔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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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阶段是顺帝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的币制改革时所发行的至正钞和至正通宝铜钱。至正钞一贯当铜钱一千文，准至元钞两贯。但这至正钞又是史家所没有交代清楚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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