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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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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工作的展开，在各个历史时期是不平衡的，要看各种条件。然而学术研究工作也不会中断；追求真理的热情，好像一把永不熄灭的火炬一样，总在那里燃烧着。无论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总有一些不畏艰险的人物，埋头工作，并取得成就。元代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蒙古贵族政权只晓得要培育更好的牧场，不知提倡学术和文艺；对于汉人，多方压迫打击。中国文化遇到一股寒流。但这种恶劣的气候，并没有消灭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产生相反的效果：在文学方面，由士大夫阶级的诗词变成市民阶级的戏曲；在学术方面，反而使得有些不满现状而又无力改变现状的人，更加努力地投入研究工作。拿货币史的研究工作来说，元代并不比别的历史时期差，有通史、有断代史、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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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的《钱币考》可以说是货币的通史。《钱币考》的副题是“历代钱币之制”，分为两卷，共三万多字。这个数字是空前的。《钱币考》自货币的起源一直论及南宋的各种纸币。它的体例同以前的两部通书不一样，采用纲目的形式，在纲领性的叙述之后引一段或几段他人的话。但征引的话并不总是用来说明前面的纲领性的叙述，这就弄得有点繁杂了。除钱币外，对于各种纸币也分条叙述，包括交子、会子、川引、淮交、湖会五种，作为一种参考用的资料书是便于翻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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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优点有：第一，在于说明出处，不像《通典》《通志》一样，一直抄录下来，好像是作者自己的意见一样。第二，由于征引较多，所以它的史料价值要高于以前同类的著作。第三，它的内容虽然基本上是抄袭前人著作，连前人的错误也承继下来，但作者有时是有自己的见解的，这种见解以按语的形式出现。例如在引用《周礼》关于赊贷的一段之后，有一段作者自己的按语，提出他自己对那一段的理解，以反对王安石以及后儒的解释。又如唐代元和年间禁蓄现钱，马端临加以反对。他认为政治家不能“制民之产以均贫富”，单想限豪强兼并之徒，是不适当的。他说限民名田还可说，限民蓄钱就过分了。因为买田的人目的是吞并，必须立法以限其顷亩；至于蓄钱的人则志在流通，何必立法来叫他贸迁。又如南宋绍兴二十九年限制家存现钱，他也认为是末策。他对于南宋的纸币制度也有批评。从这几点可以知道：他是反对统治阶级的苛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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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说来，《文献通考》的价值绝不在《通典》和《通志》之下。后代的史学家，固然多承认这一点，但也有些人偏要把《文献通考》置于《通典》和《通志》之下，他们说《通典》的价值在于创立一种新的体裁，而《通志》的价值在于有自己的见解，有独创性，即所谓“独断之学”，甚至暗示其所论不必确实有据〔249〕。其实这三部书都只能算是一种资料书，而作为资料书《文献通考》就有便于翻检的优点。而且作为资料书，更需要确实有据；若是把要求提得更高，要成一家之言，那就更要掌握正确的资料，如果根据的资料不可靠，如何能形成正确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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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关于货币的断代史可以《宋史·食货志》中关于货币的部分为代表。这一部分的内容分为《铜铁钱》和《会子》两项，《铜铁钱》一项共一万字多一点，《会子》一项四千多字。字数比起《文献通考》的《钱币考》没有增加，而且组织得很坏，等于一些资料的堆积，读了使人得不到一个明确的概念。关于纸币的部分，虽然名为《会子》，实际包括交子、钱引、关子、会子、现钱关子、银会子、淮交、湖会等，只是讲得眉目不清，杂乱无章。这是由于著者系奉命编修，自己并没有著述的要求，因而不负责任，草率从事，这是历代官书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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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和《金史》是同一批人编修的。两者都有《食货志》，但《辽史·食货志》关于货币没有什么资料。《金史·食货志》有《钱币》一卷，九千多字；这是最详细的一篇金国货币史，自初印交钞、鼓铸正隆钱一直到亡国。文字体例和《宋史·食货志》相同，但由于金人的币制比宋代币制要简单得多，所以显得清楚些。不过钱币部分只有一千多字。因此不免有许多疏略遗漏，例如关于承安宝货就交代不清楚，而铜钱只提正隆钱和大定钱，连泰和钱也不提。好在关于金人的钱制，从钱币学方面可以得到许多补充的材料。至于纸币，那就只有根据《金史·食货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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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马端临的《钱币考》和《宋史》中的《铜铁钱》，正如杜佑《通典》、郑樵《通志》以及历代旧史中有关货币部分一样，只是全书中的一小节，作者不是专门研究货币史的人，他们对于货币在历史中所占的地位，也各有不同的看法，对这部分所耗费的精力也不同，所以根据这一小部分来批评全书，不是很恰当。例如在艺文或经籍方面，《通志》就比《文献通考》的资料来得多。但是我们在讨论货币史的时候，也只能根据这一小部分来作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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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关于货币史还有一些专著。郑樵和《宋史》的编者不能说是货币史的专家，专著的作者应当是对货币史有特别研究的。元代有费著，他是至正年间的人，曾任汉中廉访使、重庆府总管等职〔250〕，著有《钱币谱》一卷和《楮币谱》一卷。《钱币谱》专记四川的货币史，自汉代到南宋的淳熙年间〔251〕。《楮币谱》专记四川的交子和钱引，到南宋庆元年间为止〔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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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武祺的《宝钞通考》八卷。内容不详。据说是叙述中统以后八十几年间的钞法的历史〔253〕。武祺在发行至正交钞的时候任户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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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钱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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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不大用钱，所以钱币学的不发达是容易理解的。据说至大三年有《历代钱法》一卷，这正是在诏行铜钱的第二年。但书已失传，内容不详。可能是像《文献通考》中的《钱币考》一类的著作，而不是真正的钱币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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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通行纸币，所以有几部关于纸币的书，这是元代钱币学的特点。见诸著录的有费著的《楮币谱》和武祺的《宝钞通考》。费著的《楮币谱》附有钱引的格式，可以看作钱币学方面的著作。但这格式并不是图样〔254〕，所以读者看了还是不知道钱引是什么样子。他去南宋初已有一两百年，但他既生活在四川，也许见过钱引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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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武祺的《宝钞通考》则不属于钱币学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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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货币史和钱币史也没有严格的界限，真正研究货币史的人应当把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并重。实际上，优秀的钱币学家，没有不钻研史籍的。但古代研究货币史的人很少接触钱币实物，而研究钱币的人则总是将文献资料摆在次要地位。纯粹的钱币学家，即使钻研历史文献，也是为在钱币学方面获得启发。因为钱币学本身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所以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划分问题，并不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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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四节 信用和信用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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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三世纪的时候，欧洲封建制度开始崩溃，进步的速度加快了。在信用事业方面，有兑换店、放款团和典质的产生。因为商业逐渐发达，封建制度开始衰落，城市国家先后兴起；各地的钱币，流到城市来，成色重量都不划一，劣币很多，盗削也是常事，兑换店就是因此而产生的。他们不但替商民估定钱币的成色、重量和价值，而且代为保管钱财，代作债务的清算。后来并由本地的清算而发展成外地的清算，这就是汇兑。12世纪末，意大利已经使用汇票了。中国的汇兑业务，因纸币的使用，反而衰落了。另外因为欧洲城市国家兴起，彼此间常常发生战争，此时服兵役不再为人民之义务，士兵必须用钱来雇用，这需要大笔款子，多不是那些城市政府所能负担得起的，因此它们常向当地的富商借款，并由他们组织一个团体来经理放款账目并代收用作抵押的税款，有时就利用这些税款来放款。这种团体就成了另外一种金融机关。12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便有这种团体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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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信用事业，在这期间，没有重大的新发展。在金人治下，信用上的通融，仍多靠私人的放债〔255〕，政府当局虽规定利率不得超过按月三分，积久只能到一倍；但实际上有时不到一个月便收息三倍〔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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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信用仍旧是靠典当，叫作质典库或解库，这是民间经营的。另外有公典，叫作流泉，这倒是中国信用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世宗因为民间质典利息太重，高到五七分，有时并用复利计算，因此下令在中都南京（即汴京）东平真定等处设置质典库，称为流泉，设专人管理，并规定典质的时候由使副亲评价值，押款数目照估价的七成，月息一分，不到一个月的，按天数计算。如果满了两年再过一个月还不去赎取，就下架出卖。当票叫作帖子，上面写明质物人姓名，质物的名称和品质，或金银的等级和分两，以及质典的年月日和金额等。如果质物被遗失，照新物赔偿。大定二十八年十月添设流泉务二十八所〔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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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因为银钱纸币兼用，所以兑换业也相当发达。纸币的兑现，虽然有政府设立的交钞库，但老百姓很不容易走进衙门机关。好在商贾们也有经营兑换业务的〔258〕。这在货币流通混乱的条件下，大概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业务，兑换商可以从买卖价的差额上取得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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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因为四方征伐，赋税特重，人民多借贷以输，于是放钱举债的人，便抬高其利息。最有名的是所谓羊羔息或羊羔利，一年翻一倍，经营这种放款的人似乎是西北的回鹘人，那是在蒙古入主中原以前。太宗（窝阔台）十二年（公元1240年）曾用公款七万六千锭，代为偿还这种债务〔259〕，并规定从此借贷不论时间如何长久，利息不得超过本金〔260〕。至元三年二月又下诏重申一本一利的原则〔261〕。十九年因为权豪势要之家，榨取债户，故仿金人的办法，规定民间贷钱，只能收息三分〔262〕。但一般放债人总是利用所谓“子本相侔”的原则，每次放款，偿还时总是本利对倍〔263〕。如果超过一年，往往要债务人另写借据，本利合计，这样就使复利合法化了。债务人若不能偿还，债权人往往侵占债务人的财产，甚至夺取他的子女以为奴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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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卢世荣奏请各路设立平准周急库，目的是平准币值，对人民供给低利放款。他认为当时虽然有平准机关，但是没有人会运用基金，使得钞价下跌，物价上涨；如果运用基金来放款生利，不但借的人多，而且本金不致损失。卢世荣的许多计划，比王安石的办法更进一步。这平准周急库，可以说就是国家银行，他主张每路设一家，等于后代的省分行。几个月后卢世荣就被劾入狱而死，这些办法当然没有实行。但至元三十年曾以钞五千锭为本设立公典，叫广惠库，放典收息〔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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