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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平天国的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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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丰初年，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建立了独立的政权，占领了全国一大部分的地区。在这地区内，太平天国政权以及天地会在响应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政权也发行了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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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正式发行货币大概是在定都南京之后，那是太平天国三年（清咸丰三年即公元1853年）春天以后的事，特别是以“圣宝”为名的钱币。但由于行军的关系，或由于其他原因，在太平天国范围内，货币制度并不是统一的，各地将领似乎有自行铸钱的事，他们可能得到了天京的核准，可是钱币的文字和制作是不一律的，甚至钱的等级，各地也不一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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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的钱币中，有三套比较成系统，因而比较重要。第一套是楷书阔边的太平天国背圣宝直读，共分五等，料想为小平、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这一套大概是在天京铸造的〔14〕，因为多出现于江苏、安徽一带，它的特点是鎈磨得比较规矩，文字和制作很像宝苏局的阔边咸丰大钱，几乎使人疑心是在苏州铸造的，但苏州到太平天国十年才由太平军取得。无论如何，宝苏局咸丰钱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有人说太平天国的钱币只有四等，没有五等，只是小平钱有大小之分。这是为了强求制度的统一而想出来的话。这一套的五等制是相当明显的，为什么仅仅小平钱有大小，而其他几等没有大小呢？就重量来说，最小的重三公分，其次五公分，再其次是八公分，最大的两种是十二公分半和三十一公分。小平钱不应有五公分重，而清代不流行折二的办法。恰巧宝苏局的咸丰钱有当五的一级，这是别的省份所少有的。咸丰大钱中，当五十以上的在咸丰四年以后已不流通，而用纸币，所以太平天国钱币的分量，比起同一等级的咸丰钱来要轻一些，这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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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套是方体宋字，钱文及其排列的方式和第一套相同，但分量稍重，铜色发白，锉磨得不精，看起来好像沙铜一样，这是一般太平天国钱币的特点。其所以用方体宋字，大概钱范是由书板的雕匠所刻，足见不是利用旧有的炉局铸造的。就其出现地区来说，大概是铸于衡阳，传说当时衡阳设有铸局。这一套共分四等，大概是小平、当十、当五十和当百。有一枚特别大的，直径有七十七厘米，同最大的至正权钞钱一样大，文字楷书像第一套，但铜色和制作以及发现地区和第二套相同，它又不是花钱，有可能是试铸的当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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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套是隐起文楷书，所谓隐起文就是文字笔画不深而且高低不平。钱文和前两套相同，但背面的圣宝二字不是直读，而是分列穿孔的两旁。这一套也分为四等，也出现于湖南。黄铜铸，略轻于第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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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那三套自成体系的钱币以外，还有许多零星而不大成系统的钱币，如绍兴一带出现的厚肉楷书太平圣宝背天国横读，大小有三种，三种相差不是很大，自五公分到八公分，但文字书法不大相同，似乎不是同时铸的，因而可能都是当十钱。又有楷书的天国太平背圣宝横读，大小两种，不成套，小的广穿，大的狭穿，文字笔画也不尽同。这种钱大概仍应读作太平天国圣宝，只是将天国二字抬头，所以读起来应当先横后直。又有楷书天国圣宝背太平小钱。还有天国圣宝四字钱，一面为天国，一面为圣宝，都是直读，都是楷书，有普通和隐起文两种，而且有大小两种，但不成套，大的重约三十一公分，也有轻小的，板别很多，多见于南京，大概是当百钱〔15〕，小的大概是小平或当十。另有天国通宝一种，一面为天国，一面为通宝，制作和上面一种相同，大概时间比较早，钱币上还没有用圣宝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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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这些钱币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也许可以认为是太平天国钱币的特点。第一是钱币称圣宝，这是太平天国宗教信仰的表现，是容易理解的。第二是钱币上没有纪值的文字。有一些钱币不符合这两个特点，可是在钱的制作上显然同太平天国钱相近，这些钱币要么不真正是太平天国的钱币，要么是在特殊情况下铸造的，例如在制定圣宝的钱名以前铸造的，或为了特别用途而铸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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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太平天国钱制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就是作价的问题。由于钱上没有纪值的文字，料想在当时就已在流通上造成一些不便，对于我们后代的研究者亦增添许多麻烦。实际上有人认为太平天国钱币中，比小平钱大一号的是折二，大号的天国圣宝是当十〔16〕。大号天国圣宝的重量同最大的太平天国圣宝一样，应当是当百。至于那些比较轻的，那是减重的结果。只有折二钱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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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二钱盛行于宋代，特别是南宋。那时以前，中国的钱币基本上都是小平钱，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铸造大钱，而且总是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南宋的折二钱比小平钱用得多，这是由于南宋用纸币，物价偏高。那时折二钱几乎等于小平钱的一倍大，容易识别。元代和明初采用多级制，如洪武钱，自小平钱到当十，其中包括折二，但通明代，除小平钱以外，其余都行得不顺利。万历崇祯期间也曾铸折二钱，也不是很成功。所以清代基本上不用折二钱，到了咸丰年间，由于应付太平天国革命，不得不大规模地实行货币减重，铸造各种面额的大钱，有当四、当五、当八，却没有折二钱，这不是偶然的。经验证明：折二钱没有必要，铸得小了同小平钱差不多，铸大了成本贵，得不到减重的好处。所以当时人民没有使用折二钱的习惯。太平天国政府为什么要铸造折二钱呢？我认为：除了小平钱本身可能稍有大小外，其显然大一号的钱不是当五，就是当十，一般说来，都是当十，只有京苏一带可能有当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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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钱之外，似乎还有银钱的铸造。李秀成于同治元年送给一个英国人银钱二十元、青钱十元〔17〕，这种银钱没有遗留下来，大概系花钱一类的东西，不是正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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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钱币，不称圣宝，而称通宝。如天国通宝，宋体字，一面天国直读，一面通宝横读，发现于南京。还有杭州出现的永圣文武一套，即天朝通宝背永、皇帝通宝背圣、太平通宝背文、开元通宝背武，四钱的文字近方体宋字，铜色不一。而且也稍有大小，普通见到的每枚重量自三公分八到四公分。皇帝通宝还有背面铸宝浙二字的，而且宝字是满文。显然不是太平天国所铸，因而使人怀疑上面那四种钱也不是真正的太平天国钱，至少不是正用品。太平军到太平天国七八年间才攻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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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有些不称圣宝的钱大概是天地会的政权所铸造的。在推翻清朝政权的运动中，天地会是一股很大的势力，它的根扎得比太平天国还深，只是没有太平天国那种统一的组织，所以成就不大。但有些地区的天地会也成立了政权，并发行货币。例如广西的大成国和上海的大明国，都有钱币的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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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国的钱币是指几种平靖钱，见诸著录的共有九种，一种小钱称平靖通宝，背面穿右有一“中”字。其余八种称平靖胜宝，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背面有营名，包括前营、后营、左营、右营、中营五种，分列穿孔的两旁。第二类背面有军名，包括长胜军和御林军两种，分列穿孔的上面和两旁。这两类钱比通宝钱大。第三类是一枚当千大钱，背面穿上有“兴汉灭满”、穿右有“祷天福”、穿左有“武正军”、穿下有“当千”等文字。这些平靖钱虽大小不同，铜色、制作和文字却都一样。除当千大钱出于杭州外，其余都是湘桂一带发现的，特别是湖南的湘潭和广西的桂林。起初大家认为是太平天国的钱币，因为钱背军营的名称多同太平天国的制度相符。有人疑是太平天国四年收复靖江后为颁赏将士而铸造的纪念币〔18〕。但文字同太平天国钱币不一样，而且太平天国钱币称圣宝，不称胜宝。近年有人说是大成国李文茂所铸〔19〕。李文茂在1856年冬称平靖王，亲率大军攻入柳州〔20〕，大概就是这时候铸的。大成国是天地会的政权，天地会的山堂喜用胜字，如洪胜堂、太胜堂、恒胜堂、连胜堂、得胜堂、义胜堂、聚胜堂等，同胜宝的钱文配得上，发现地区也相符。至于军营分为前、后、左、右、中的办法，乃是当时湘桂一带天地会、三合会起义军通行的办法〔21〕，并不限于太平天国的军制。然而大成国铸钱为什么不用洪德年号〔22〕？至少应由陈开来铸，而不应由第二号人物李文茂来铸，除非后来李文茂单干。大概那时候李文茂已想单独干了〔23〕。当千大钱有人怀疑，它不出于广西，而出于杭州；而且是在杭州有人假造太平天国钱的时候。钱背的祷天福似乎是基督教的用语，不是天地会的用语。太平天国《诰谕四民檄》中有“以受天福”的句子，太平天国的《三字经》中也有“遵天诫、受天福”的句子。此外，不论太平天国钱币或其他天地会政权的钱币都不纪值，而这钱忽作当千，太突然了。就是清朝政权在南方发行的咸丰钱中也没有当千的，宝苏局的咸丰钱有当千的，大概系试铸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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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嗣统通宝、明道通宝背天和光背以及皇建元宝，铜色和制作都像太平天国钱，至少时代应当差不多。嗣统通宝有人认为是石达开入川后所铸，因为出自四川，但有人说是张保山所铸〔24〕。明道通宝和皇建元宝出于江西，无从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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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小刀会在太平天国四年建立大明国政权，铸造两种太平通宝，一种背面穿上下有日月文〔25〕，隐明字，称为日月钱；另一种背面穿上有月文，穿下一明字。他们是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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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末的钱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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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在钱币的铸造技术上，发生了一次革命。中国造币的方法，自春秋战国时期到光绪年间，两千多年，全是用范铸〔26〕，进步很少，北宋以后反有退步。外国古代，也曾用范铸的办法，例如罗马最早的铜币阿斯，就是范铸的，但比它更早的希腊的银币已经是打造的。那是中国的战国时代。后来罗马所铸的银币德纳留斯也是打造的。打造时，需要更多的设备和更高的技术，不容易假造、盗铸。中国历代的货币问题，有一大部分是私铸问题，许多次的物价波动，是私铸所引起的。引起私铸的原因自然很多，其中铸钱方法的简单，也是一个因素。因为方法简单，几乎人人可以铸钱。不过中国也有不能用打造办法的原因。外国货币，自古以来就用金银，数目少，价值大，便于打造。而且它们的货币实际上没有深入民间；即到近代，还有许多人终生没有见过一次金币，可见需要的数目比较少。中国情形则不同：中国的货币，自古即以铜钱为主，而且自秦汉以来，就在民间了，而中国又是一个大国，需要极大的数量，一枚一枚打造起来，实在不方便。早期的银币如寿星、如意、笔宝等似乎是打造的，而咸丰银饼和咸丰七年宝苏局的丁巳银钱和铜钱则介乎打造和机器铸造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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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打造也好，范铸也好，都是一种手工业的生产方式，是封建社会的办法。其结果就是钱币品质的参差不齐和铸造费的高昂。在钱币的质量方面，我们且不说吕底亚的淡金币中金银比例的不一致，也不说罗马帝国时代银币的贬值〔27〕，以及欧洲中世纪的低银币〔28〕，就是近代的英国，在使用机器铸造之前，也同样存在这种现象。17世纪英国的克朗（crown）银币，最轻的每枚值四先令九便士，最重的每枚值五先令三便士〔29〕。中国历代的铜钱，在形式上常有错范和流铜等现象，使钱币不整齐美观；在重量和成色上都是千差万别。在重量上，本来应当十二铢的秦半两，重的在库平六钱以上，轻的还不到两钱。就是同一炉所铸的钱，重量也不一定相同。在成色上更是难以辨别。古代流行所谓即山铸钱，钱的成分，随各地铜矿的成分而定。后代则故意和以铅锡铁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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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铸造费，欧洲在以前用打造方法的时候，金币是千分之六，大银币是百分之一点五到百分之三，小额币是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二十五〔30〕。中国用范铸，手续比较简单，然而中国是用铜钱，铜钱本身价值小，所以铸造费的比重显得大。历代常因成本高而停铸，例如南齐永明八年就因成本高而止铸〔31〕。南宋四川铸钱也常常因成本过高而罢铸〔32〕。金大定时也有同样情形〔33〕。万历四年工部提议铸钱事宜，估计一万文要用银十四两八钱九分〔34〕，当时银价每两八百文〔35〕，铸造费等于百分之十五。清乾隆初年的铸造费占金属价值自百分之九点七七到百分之二十二及以上，全国平均为百分之十五以上〔36〕。乾隆年间在西藏所铸的银币，铸造费也占百分之十一。手工业铸造的两种困难，因使用近代机器铸造而解决了。近代各国铸造货币的成色和重量，同法定标准相差不会到千分之三，铸造费则金币也减成千分之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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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年间就有人提议用机器铸钱。同治六年，福建船政后学堂监督、刑部主事钟大焜曾奏请添置输机仿照西法鼓铸，但他又怕力有未逮，而提议仿照私铸的办法〔37〕。大概他指的是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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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吉林曾用机器铸造银币的铜样。九年慈禧叫当局买洋铜交机器局铸钱，户部称不便，乃叫李鸿章在天津开铸。大概没有照办。闽浙总督杨昌浚在光绪十一年就请利用船厂输机铸钱，每枚重八分五厘。据说行得很成功。但这种钱没有遗留下来。所见宝福局的机器钱都是三分重的小钱。恐怕是后来铸的。十三年政府叫直隶、江苏等省从事铸造机器钱〔38〕，直隶宝直局有几种机器钱，其中有大样的可能是当时所铸。江苏宝宁局有机器钱。广东的张之洞在光绪十三年计划铸库平一钱的机器钱〔39〕，到十五年才正式开铸。这种机制钱同白银有固定的比价，民间愿以银易钱的，可以到各银店兑换，愿以钱易银的，也可以到官钱局去兑换，都是每千文换银一两，所以是一种银钱两本位制。这种钱背面原为“库平一钱”四字，但光绪帝的朱批，叫改用宝广两个满字，不用库平一钱字样〔40〕。实际上两种都有铸造，而且铸得很多，曾广泛流通。可见在获得北京政府核准之前，已有铸造。另有当五和当十两种，大概系样钱或试铸，没有正式流通。当十的重约八公分六，合库平二钱三分。宝广局似乎还曾代宝源局铸造过机器钱，因为制作同宝广局的一样。宝津局在光绪十三四年还是以土法铸钱，到二十二年四月才由机器局试铸。宝浙局在同年五月开铸。其他省局铸机器钱的还有宝泉、宝直、宝沽、宝吉、宝奉、宝武、宝川、宝东、宝漳、山东等，但重量并不一律。光绪十三年曾令京局和例应鼓铸制钱的各省以每文一钱为准，其他各省则照福建办法，每文八分五厘。可是实际上宝津局的重八分，宝浙局的重七分，奉天的重四分。光绪二十一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奏准每文重七分，次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准每文六分。光绪三十二年广东改铸重三分二厘的机器钱。其他各省也未必遵照北京规定的标准。宣统年间广东福建等省的机器钱都是小型的。奉天曾用红铜铸造一种当十的机器钱，正面也是光绪通宝，背面环以“奉天机器局造紫铜当十钱重二钱四分”字样，这可以说是向当十铜元过渡的一种形态。安徽曾试铸一种当十的机器钱，大小完全同后来的当十铜元一样，只是中央有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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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不但在钱币的铸造技术上有大的改革，而且在钱币的形制上也发生一次革命。中国自秦汉以来，差不多完全使用方孔钱，例外很少，例外都是不重要的或暂时的。清末的钱币没有方孔了。“孔方兄”一词，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学作品中表达了各种各样的感情，从此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这一革命，不限于中国，它是整个方孔钱体系内的革命。日本在明治维新（公元1870年）以前就开始了这次革命，铸造一些椭圆形的铜币，但方孔钱继续流通，直到明治维新制定新的币制，才完全采用了欧洲式的钱币。朝鲜也曾改革它的币制，于光绪十七年发行没有方孔的新式钱币。越南对旧的货币文化保持得久一些，虽然它铸造新式银币远在日本和朝鲜之前，可是它的方孔钱一直铸造到最近，在20世纪的中叶，它还铸造了保大通宝的机制方孔钱。它的银币上也保留了旧的货币文化的痕迹，最早的银元仍叫通宝，如明命通宝和绍治通宝。有些绍治通宝中间仍加方孔。稍后的嗣德通宝也有方孔。从整个历史看来，越南铸造的方孔钱的种类和数量较多，一般人民使用方孔钱的习惯，也更加根深蒂固。中国虽然在清朝政权被推翻以后，基本上不再铸造方孔钱了，但方孔钱的流通，在农村，尤其是一些偏僻地区，还继续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在纸币贬值的时候，它们又重新进入流通领域。就是在朝鲜，各种方孔钱，也继续流通到20世纪〔41〕。印尼一些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使用方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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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六年，广东开始铸造铜元。每枚重二钱，铜百分之九十五，铅百分之四，锡百分之一。正面为光绪元宝四字，中间没有方孔，而有宝广两个满字。下面靠近外郭有“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字样。背面是蟠龙花纹，下面近外郭有英文“KWANGTUNG ONE CENT”（广东一分）字样。可见最初的铜元是对银币作价，大概是想用作辅币。后来把背面的ONE CENT改为TEN CASH（十文），而正面不变，于是正面的中文是对银作价，而背面的英文是对制钱作价。到光绪三十年才把正面的“每百枚换一圆”的文字改为“每元当制钱十文”。后来这种铜元成了一种实币，对银币没有一定的比价，可是对制钱却始终是十与一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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