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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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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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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钞票，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而且是很显明的三个阶段。第一是顺治年间的钞贯，第二是咸丰年间的官票宝钞，第三是光绪以后的兑换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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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人是金人的后裔，大概对于他们祖先那段通货膨胀的历史，有深刻的印象。所以对于发行钞票一事，非常慎重，以不用为原则，只于不得已时才行之，难关一过，就加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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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用钞是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当时在军事上闯王虽已失败，福王也早被执，但许多地方在鲁王和永明王的旗帜下，还有顽强的抵抗。顺治八年正当清军进攻四明和舟山的时候，开支很大。在政治上，睿亲王多尔衮已死，顺治帝亲政，正由魏象枢整顿财政，就是普通预算也是入不敷出。这是发行钞贯的背景。但钞票发行每年不过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四百七十文，而且十八年永明王被杀，大局平定，纸币就停止发行；前后只用了十年，共一百二十八万一千七百二十四贯七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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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时期的钞贯，资料非常缺乏，形制如何，完全不知道。史书说是仿明旧制，应当同大明宝钞差不多。从发行数字的记录上，可以推想钞贯的面额大概是自十文起到一贯，也和大明宝钞一样。由于发行数目不多，且流通时期又短，所以重要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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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钞贯停发以后，清朝政府有一百九十多年没有发行过钞票，吴三桂反清，延及十省，前后八年，也不见有纸币的发行。其后间或有人提议用钞，当局都不采纳，甚至加以谴责。例如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侍讲学士蔡之定提议使用楮钞，不但没有被采纳，而且被认为妄言乱政而受惩处〔91〕。道光年间王瑬著《钱币刍言》，主张采纸币制度，以铜钱为辅助货币，废止用银〔92〕，这种主张似乎也没有引起当局的注意。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福建巡抚王懿德又奏请用钞，当局仍以为窒碍难行〔93〕。其实当时清朝政府的财政已入于困境，非用钞票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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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虽不发行钞票，市面上却早有钞票的流通。这种钞票产生的经过以及它的形制，也都不得而知。除了会票〔94〕以外，自清初以来典当业和钱业所发行的银票也可以辗转流通〔95〕。银票是一种定期付现的本票〔96〕。到了嘉庆道光年间，除了银票会票之外，还有钱票〔97〕，钱票的起源，也无法考据。当初可能也是一种期票，临时填写〔98〕，其和银票不同的地方，大概只在于银与钱的分别。也许银票的面额大一点，钱票的面额小一点，因此钱票的流通性要更加大一点。根据各种野史的记载，钱票的面额有五百文、一吊、两吊、两吊五百文到五吊或五吊以上〔99〕。但各省情形不同，名称也繁多，例如山西一省便有所谓凭帖、兑帖、上帖、壶瓶帖、期帖等，前三种是即期票，可以说是真正的钞票，后两种相当于后来的定期本票〔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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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咸丰年间，不但有本国钱庄银号所发行的银钱票在市面上流通，而且外国钞票也已出现了，王懿德的奏折中已经提到番票〔101〕。大概限于福建广东等地方，那时已开放五口，英国已在中国设立银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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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第二次发行钞票是咸丰三年，王懿德的奏折无疑有很大的影响。当时因太平军的进逼，主张发钞的人很多〔102〕，结果发行两种钞票，一种是大清宝钞，以制钱为单位，又叫作钱票或钱钞，初分二百五十文、五百文、一千文、一千五百文和二千文几种。后来膨胀到五千文、十千文、五十千文和百千文的面额。另一种是户部官票，以银两为单位，又叫作银票。分一两、三两、五两、十两、五十两等许多种。这两种钞票的形制，略仿大明宝钞，但比较小。用白皮纸。宝钞比官票又要小。但官票和宝钞又各有大小，大抵金额大的，票形也大。官票上面有户部官票四字，左满右汉，皆双行；中标二两平足色银若干两。所谓二两平是说每百两比北京市平少二两的意思，比库平则少六两。下曰：“户部奏行官票，凡愿将官票兑换银钱者与银一律，并准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项，伪造者依律治罪不贷。”四周有龙纹。钱钞则上面横题大清宝钞四汉字，中间是准足制钱若干文，两边分题天下通行，均平出入，下面写“此钞即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京外各库一概收解，每钱钞贰千文抵换官票银壹两”。钞票的名称即导源于此，为宝钞和官票的总名。起初钞票之名专指政府发行的纸币，民间的钱票不包括在内〔103〕。但后来不再发行，于是商民所发行的银钱票也称为钞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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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对于市面的私票，并不取缔〔104〕，而官票宝钞也不是完全的法偿币，缴纳钱粮，只能搭用三成或五成〔105〕。由于通货膨胀，在咸丰末年（公元1861年）就不得不加以清理〔106〕。所以这第二次的票钞和第一次的钞贯一样，是短命的。但民间的私票仍继续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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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都市已有外商银行的设立。这些银行大都在中国发行钞票。至迟在咸丰年间就开始了。它们的钞票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用中国货币单位，一种是用外国单位。前者如麦加利、汇丰、德华和花旗等，它们都发行银元和银两两种钞票，这正是当时中国通行的单位。银元票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百元五种；银两票有一两、五两、十两、五十两、百两五种。这些钞票在长江流域有很大的势力。用外国单位的如帝俄在东三省所发行的卢布票，日本于日俄战争时在东北发行的军用票、后来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金票，以及华南所通行的港币。那时的港币也是英商银行所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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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外国钞票，虽然当时就有人批评〔107〕，但清朝政府不但不加以取缔，并且不知道加以检查管理，对于发行数目，准备情形，完全不过问。于是有人主张中国也设银行发行钞票〔108〕，然而清廷观望了许多年才知道加以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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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的私票，主要是由银号、钱庄和当铺等店铺发行，以钱文或银两为单位，即钱票和银票。没有以银元为单位的。最早的银元票，据现在所知，要算北洋铁轨官路总局和台湾所发行的。两者同是在光绪二十一年发行，但北洋铁路局早两三个月。它的钞票是在英国伦敦印制的，这或者要算中国最早的新式钞票。在形制上和旧式钞票不同，旧式钞票是竖形，新式钞票是横形，旧的大，新的小，而且新式钞票用中英两种文字。正面为火车过桥的图案，环以“光绪岁次乙未三月吉日制”等字样。是否尚有比这年份更早的，不得而知。但光绪二十四年的钞票上是用山海关内外铁路局的名称，年份改为“大清光绪二十有四年造”字样，其他图案相同。背面都用英文，用“Imperial Chinese Railways”（中华帝国铁路局）的名义，所以这可以算作是官方的货币。第一次中日战争之后，台湾设立台南官银钱票总局，发行官银票，分壹大员、伍大员、拾大员三种〔109〕，在形制上完全是旧式钞票，竖形，分竹纸和毛纸两种，和咸丰时的宝钞和银票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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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和元的名称并不是自外商银行发行钞票开始。早在乾隆年间就已使用。例如乾隆五十四年闽浙总督奏明厦门到鹿耳门的船价就是以圆计算〔110〕。西藏铸的银币，在当时的公文中也称为圆或元〔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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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清廷才接受盛宣怀的建议，设立中国通商银行，次年发行银两、银元两种钞币，这是中国最早的银行兑换券，也是新式钞票，用中英两种文字。该行的英文名是The Imperial Bank of China（中华帝国银行），辛亥革命后改用The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中国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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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官银钱局中，最先发行新式银元票的，大概要算湖北，其次是广东。湖北原有官钱局，发行面额一千文的钱票。这是一种旧式的钱票。光绪二十五年，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的时候，首先发行新式银元票，由日本大藏省印制，纸张和印刷都比较精美，但仍是竖形。背面有张之洞和湖北巡抚于荫霖二人具名的告示。光绪三十年改印新票，背面告示具名的改为张之洞和端方。广东的银元票也是在光绪三十年发行的。当时广西有黄和顺起义，声势浩大，清廷调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筹款镇压；结果由广东钱局发行银元票三种，即壹元、伍元、拾元。也是由日本大藏省印制，但用横式，正面除了双龙图案外，左右还分列广东龙洋的图样。背面有岑春煊和广东巡抚李兴锐二人具名的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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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户部才开始筹备设立政府银行，发行钞票。三十一年给事中彭述曾提供意见，主张最初要十足的现金准备，等到信用确立了，再增加发行额到现金准备的一两倍。对于私票则用印花税的办法来限制〔112〕。户部也奏称设立银行发行钞票的好处，并请先就北洋报局印制户部银行钞票〔113〕。年底就成立户部银行。次年户部奏请派员到日本考察纸币印刷的情形。并由商务印书馆印制大清户部银行兑换券。正面有满汉文，背面完全用英文。票上都印有地名，限当地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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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户部银行的钞票，根据章程是分为两种：第一是银两票，分一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一百两五种。第二是银元票，也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百元五种。不过银两票的面额并不一定依照章程的规定，因为所见有二两的，听说还有百两以上的。而银元票只发到十元的面额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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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改为度支部以后，银行名称改为大清银行。光绪三十三年的钞票改用大清银行的名义，而图案不变。当局曾有创办印刷厂及造纸厂的拟议，但没有实行。宣统元年委托美国钞票公司印制，自一元到百元，共五等，改用新的图案，上附李鸿章的胸像。遗留下来的还有一种钞票，上有当时度支部尚书载泽的胸像和龙海图案，设计非常美观，而且是中国自己印制的。但所见多系样票，似乎没有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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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银行的发行数字逐年增加，特别是银元票增加得快。宣统三年闰六月底，银两票共发行五四三八九一〇两七五九，银元票共发行一二四五九九〇七元八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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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钞票发行以后，还有保持旧形式的。大抵钱票、铜元票和银两票多保持旧的形式，私营的钱庄、银号、当铺发行的也好，各省官银钱局发行的也好，基本上都是竖形的，只有银元票以横形的为多。例如同是江西官银钱总号所发行的，制钱票和银两票都用竖形，而银元票用横形，但湖北、湖南和浙江等省官钱局的银元票也用竖形，而新式银行所发行的，则银两票也多用横形。竖型又有两种：一种是单面印写，另一种是两面印刷。单面印写是保持历代纸币的格式，钞板有时是木刻，用中国自产的竹纸或毛边纸印制。例如光绪二十一年台南官银钱总局所发行的银元票，格式就像咸丰时的户部官票。一些私营钱店银号的银钱票也有毛边纸的，票上的文字用墨笔写，另外加盖许多不一定有内容的戳记，以防假造。两面印制的则多用洋纸如道林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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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官银钱号所发行的银钱票，背面通常印有关于该银钱票发行情况的告示，这些告示对于研究当时当地的货币流通情况，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如果没有告示，那么，正面多加说明。如裕宁官银钱局的钱票，背面没有告示，就在正面印有“此票准交纳本省公款及关税盐课厘金，如有私刻假造者，照私铸例治罪”。该局的铜元票则背面有告示，同时又在正面印有和钱票上相同的文字，并加印：“官票足串，各埠分局底串不同，该地照市折算，以便商民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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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货币流通由铜钱过渡到铜元，这种过渡反映在钞票上。例如江南裕宁官银钱局在光绪三十三年以前发行的钞票，单位是九八制钱，光绪二十九年发行的钱票，票面本印有“凭票发制钱壹串文”字样，后来新式铜元通行，就在票面加盖“兑当拾铜元壹佰枚”的红戳。到光绪三十三年就正武发行“凭票取当十铜元壹百枚”的铜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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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清末兑换券的发行制度是十分混乱的。拿发行单位来说，约有五类：第一是旧式的信用机构，包括钱庄、银号、票号和典当，它们的发行，已有两三百年到三四百年的历史，每一单位发行的数量虽然不多，可是全国合起来却不少。因为这些机构不但遍布于全国性的都市和省级的城市，而且深入市镇去。第二是各省的官钱局或官银号。这是各省的官方金融机构，所以每省应当有一家，有些省份有两家，如江南就有裕宁和裕苏，新疆则两家以上。它们的分支机构可能设到外省去。它们的单位发行数量比第一类多。第三是新式银行，包括外国银行和中国人自设的银行。这一类的数目比较少。外国银行从事发行的在清末约有十二三家，如英国的麦加利、汇丰，德国的德华，日本的横滨正金、朝鲜，俄国的华俄道胜，法国的东方汇理，美国的花旗，比利时的华比，荷兰的和囒等。中国人自设的银行从事发行的在清末也只有十几家，如中国通商、大清、交通、四明、殖边、浙江兴业、浙江、上海的中国信成、汉口等地的信义工商储蓄、北京储蓄、宝善、扬州和太、华商通业等。这种新式银行，家数虽然不多，可是规模比较大，特别是外国银行，有雄厚的资本，远非中国自设的任何金融机构所可比拟。加上不平等条约的关系，在它们所从事发行的地方，货币流通几乎就有由它们垄断的趋势。第四是其他机构，包括政府机构如铁路局等以及各种商店。这一类机构发行的兑换券，增加了币制的不统一性。此外还有流入中国的外国钞票，如俄国的卢布票（俗称羌帖）、日本的军用票和日圆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