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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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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清末的货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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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在物价上涨的过程中，货币的数量也增加了。清末中国货币的种类非常多，大致为银币、铜币、纸币（钞票）三类。每一类货币中，又包含许多种。例如银币中有银元、银角和银锭，银元有外国银元和中国银元；铜币包括铜元和铜钱；钞票不但有外国钞票和中国钞票之分，而且还有银两票、银元票、铜元票和铜钱票之别。极其复杂。这些货币的数量，都没有确实的统计数字。我们只能根据一些零星的数字和估计来作一个总估计。在这估计分析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鸦片战争以后百年间中国货币流通的情况，这是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货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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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币中主要是银元。关于银元的数量有各种不同的估计，彼此相差很大，自一二千万元〔268〕到十一二亿元〔269〕，使人无所适从，不得不另作估计。银元中大部分是外国银元，这是大家所公认的〔270〕。所以我先来估计一下外国银元的数目。我打算从两方面来估计清末外国银元的数目：第一是按银元种别从它们的原铸额来估计其输出额以及流到中国来的数额；第二是按外国银元流入的途径综合地估计一下各种银元流入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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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主要有五种，即本洋、鹰洋、杖洋、越币（即法国贸易银元）和日本龙洋。本洋的铸造额没有确实的统计，它同小型银币混在一起。自1537年到1821年共铸二十亿八千二百万元〔271〕。如果大银元占八成，就有十六亿元左右；这些银元绝大部分是供输出用的；输出的目的地包括南北美洲在内。若以其中四分之一为流入中国的数目，就有四亿元。这是鸦片战争以前流入中国的。鸦片战争前后，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中国用外国银元偿付，大部分是用本洋，姑以二亿元计，则清末还剩下两亿元。主要流通于长江中下游，特别是安徽。但有一相当大的部分被人收藏和被销镕。鹰洋的铸造额，包括各种面额在内，自1821年到1903年，共为十四亿六千六百万元，其中大银元应当占八成以上；因为单是从1874年到1903年那三十年间就铸造了大银元六亿七千四百万元。鹰洋的输出额，在铸造总额中大概要占八成以上〔272〕。流入中国的总不下于三亿元。因为19世纪后期，有些用外国银元的国家都自行铸造银元，甚至采用金本位制，所以流到中国来的数目要占更大的比重。鹰洋主要流通于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安徽等省，而以江浙两省最多，特别以上海为大本营。杖洋到1903年为止共铸了一亿五千多万元，后来续有铸造，估计至少有八千万元流到中国来，在直隶、河南、甘肃、山西、陕西、绥远等省有广泛的流通。越币到1903年止共铸了六千八百多万元〔273〕，日本龙洋到1897年止共铸了一亿六千五百多万元〔274〕，两者流入中国共有两三千万元。越币流通于广东、广西和云南等省。日本龙洋流通于福建、江西和广东等省。此外还有鸦片战争以前所流入的葡萄牙银元、荷兰银元以及其他国家的银元。鸦片战争以后，还有其他南美国家的银元。这些银元绝大部分都已倾铸成银锭或则在清末用来改铸龙洋。当然有一部分本洋或鹰洋也被改铸。所以清末在中国流通或随时可以投入流通的外国银元在五亿元左右〔275〕。这数字只有不够大，不会是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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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国银元的流入，也可以从转口地的不同来研究。因为外国银元流入中国的途径不外几个方面。第一是菲律宾华侨所带回来的。有人估计为一亿元〔276〕。这一项可以说全是本洋。第二是欧洲商船直接运到中国来的，主要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所带来的。关于这一方面有各种估计，自五千万元〔277〕到五亿元〔278〕，大概有三亿元左右。这一项也以本洋占大部分，但包括其他许多国家的银元。第三是美国船所带来的，有人估计为一亿元〔279〕。这里有美国银元，但大部分大概是本洋。第四是葡萄牙人通过澳门输入的以及日本的白银。有人估计日本的白银有一亿元以上流入中国〔280〕，日本的白银不一定是银元，但其中一定有银元，包括本洋、荷兰马剑和葡萄牙的十字钱。上面这几个方面都是鸦片战争以前的事。鸦片战争以后，有鹰洋、南美各国的银元、日本龙洋、越币、杖洋等的流入。据海关的统计，自1871年到1900年共输入一亿一千八百多万海关两，约合一亿六千万元；但1901年到1910年有八千万两的输出。可能输入的是银元，输出的是宝银；而且1871年以前没有数字。还有不经过海关的输入。例如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外国军队所带来的银元就不会包括在内〔281〕。据说自菲律宾运来三百多万元鹰洋〔282〕。所以鸦片战争以后到清末为止，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总计在三亿元以上，其中以鹰洋为主，约占三亿元。所以到清末为止，流入中国的银元为九亿元上下，另加一些银块或小银币等。其中一亿元在流入后不久就倾铸成银锭，二亿元因鸦片贸易而流出，另外一亿元在清末被销镕改铸。剩下五亿元在流通或随时可以投入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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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元也没有确实的统计数字。宣统二年度支部根据光绪十六年到三十四年各省局厂报告的铸数，共四十余兆。有人以为太多〔283〕，其实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北洋军阀时期的财政部对龙洋的铸额曾先后作过几次估计，自二亿元到二亿八千多万元〔284〕。最后一个数字大概包括了民国年间所铸的。清末姑以两亿元计。主要是广东、湖北、江南等省的龙洋，流通于本省。但全国性的大城市中，各种银元都能作价流通。所以清末中外银元合计有七亿元〔285〕。这些银元好像商品一样，各有价格，而且各种银元在各地的价格不一样。平均每元以一吊三百四十文计〔286〕，则七亿元合得九亿三千八百万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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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角包括五角、二角、一角和五分四种。关于银角，没有清末的统计数字。民国二年财政部泉币司调查为二亿八千六百多万元，清末应当要少一点。以二角的占绝大部分，其次是五角和一角；云南曾大量铸造五角银币。全国各种面额合计，应可值二亿五千万元〔287〕。所以清末将近有各种银币九亿五千万元，或白银约六亿八千四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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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还使用宝银。除了各种大小的元宝、锞子等旧式银锭外，还包括湖南省的银号所发行的厚银饼和华俄道胜银行发行的各种大小的元宝。明末有人估计全国白银为二亿五千万两，这估计得过低，但真能参加支付流通的恐怕不过一二亿两。后来由于美洲白银的输入而大量增加了。因为初期输入中国的外国银元多被改做成银锭。不过这些银锭一部分又为外人所输出，一部分在清末用来改铸新式银币。剩下的银锭虽然无法统计，但应当比中国自铸的银元要多一点，不但偏远地区用作宝藏手段，就是大城市如上海，也有大量的宝银发挥货币的职能。宣统三年上海银钱业库存现银除银元一千二百零七万元外，有宝银二千三百六十七万两及大条银一千六百三十二条，约合一百六十万两，两者共约二千五百万两〔288〕。宝银约等于银元的一倍。全国的宝银应有二亿五千万两，以七钱二分作一元计，合银元三亿四千七百万元〔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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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让我们来看看清末的铜币。铜币包括新式铜元和旧式铜钱。清末正是由旧式铜钱流通向新式铜元流通的过渡时期，两者的比重是年年不同的，很难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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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铜元的数目，据邮传部尚书陈璧到各省调查所得的数字，到光绪三十一二年间止，共铸大小铜元折成当十铜元一百零五亿一千二百五十万零一百一十五枚〔290〕。另据梁启超的统计，自光绪三十年到三十四年五年间各省共铸铜元一百二十四亿多枚，加上光绪二十八九年间和宣统年间所铸，以及民间和外国人的私铸，估计在清未有铜元一百四十亿枚〔291〕。陈璧的数字仅包括十三省，吉林、奉天、广西等省不在内，光绪末年和宣统年间的铸额也不在内。梁启超的数字所包括的省份不详，恐怕也嫌估计过低，因为民国二年十二月财政部泉币司调查得十七省局（广西不在内），大小铜元铸行之数折合当十铜元已达二百九十多亿枚。梁启超在民国三年九月说，历年各官局所铸铜元有三百万万枚〔292〕。我们姑以二百亿枚来计算。清末要一百三十四枚铜元才能换一枚银元，所以二百亿枚铜元合得银元约一亿四千九百多万元。清末铜元的流通，限于都市，乡村几乎全用铜钱；在较小的市镇中，则铜钱和铜元兼用，就是大城市中也还是有铜钱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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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钱的数目最难估计。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监察御史王鹏运谈到日本人购买中国的铜钱去提炼金银，他以为只要一万万两白银便可以买尽中国的制钱〔293〕。当时银钱比价是一千六百四十八文合银一两，一万万两合得一千六百四十八亿文，这个数字恐怕估计过低。清代铜钱的供应可以说得上正常，而且资料也比较多。在清廷方面，除了顺治厘字钱和咸丰大钱以外，将制钱收回改铸的事比较少。虽然顺、康、雍三朝的制钱有许多被人销镕，但销镕是为了改铸，数量只会更多。到清末才有一部分被用来改铸新式铜元。此外清钱落土的也比较少。这就是说，清代所铸的制钱，大部分都在流通或随时可以投入流通。不过清朝两百多年到底铸了多少钱呢？资料也不齐全。《清实录》所载顺、康、雍三朝总共铸了约四百三十四亿文。这恐怕只是北京宝泉局的数字，不是全国的数字。照《大清会典》所载，宝泉局每年应收滇铜四百一十万六千八百八十斤，贵州白铅二百九十四万斤，黑铅三十二万五千四百七十六斤，湖南黑铅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斤，如果解足，则宝泉局每年就可铸约九亿文。单是云南一省每年就有几亿文〔294〕。据估计，清代铸钱每年要用一千多万斤铜，约可铸三十亿文。嘉庆五年户部制定各省每年铸额也在二十亿文以上〔295〕。根据嘉庆七年修纂的《钱法则例》，每年全国要铸六十亿文以上。就是铸额比较少的同治年间，据说每年还有二十四五亿文〔296〕。不过这些数字可能是计划鼓铸的数字，实际上没有铸那样多，而且所铸的多是当十钱，每枚作两文用，所以要按铸额的五分之一计算。如果按每年三十亿文计，则整个清代两百多年应有八千亿文。因改铸、少铸和落土的关系以五成计，还有四千亿文。但清末流通的铜钱中，并不全是清钱，还有一些前朝的旧钱和外国钱。这些旧钱和外国钱在铜钱中所占的比重各地不一样。在我的家乡江西省安福县西乡的严田，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可以说是专用清钱，顺治、康熙等大钱不少，要想收集一套（二十种）康熙钱并不是难事，乾隆、嘉庆、道光等钱也很多。南乡有些地方偶然有五铢和开元钱以及日本的宽永钱。但江西流通的钱币中，清以前的钱币一向不多。乾隆三十六七年间已只有千分之一二〔297〕。另外有些地方，旧钱和外国钱所占的百分比要大得多〔298〕。大体上，闽广一带，越南钱占的比例很大，例如厦门，在光绪中叶，越南钱要占铜钱总流通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清钱只占半数多一点，其余为日本的宽永钱和宋明等朝的旧钱〔299〕。福州情形也差不多。在台湾，清钱约占百分之七十六点六，越南钱百分之十三点六，日本钱百分之五点五，宋钱百分之三点一，明钱百分之一点一，唐钱千分之一，据说山东济南也大同小异〔300〕。但江浙一带，越南钱就不能流通，只有少数宽永钱和旧钱。北京在清末专用当十钱，不用小平钱。附近乡村则间有越南的光中和景兴等钱〔301〕。四川重庆，则以乾嘉以来的小钱居多，顺、康大钱比较少；间有宽永、光中、景兴等外国钱以及五铢、货泉、开元等古钱。总之，全国看来，流通的铜钱中，大概有百分之五的外国钱和旧钱。另外还有许多私钱，清末这种私钱占的比重很大，若以四千亿文的百分之二十计，就是八百亿枚。照这样计算，清末应有铜钱五千亿文或三亿七千三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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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看看钞票。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难以估计。照理发行钞票，应当有账可查，但是清末的发行单位，真是千头万绪。即使有账目，也大部分遗失了。钞票的复杂，第一在于发行单位多，有中国的发行机构和外国的发行机构；中国的发行机构包括新式银行、各省的官银钱号、私人的钱庄、银号、当铺、铁路局，以及各式各样的商店。第二在于货币单位多，有铜钱票、铜元票、银两票和银元票。铜钱票中又有各种计算方法，有足钱票、九八钱票、九五钱票、京钱票、当十钱票等。铜元票有当十铜元票、当二十铜元票等。银两票根据各地银两标准而有不同，上海用规元银两、北京用京平银两、湖南用省平（即湘平）银两、天津用化宝银两、陕西用议平银两、江西用九三八平市银两。银元票有大洋票和小洋票。大洋票有些地方用鹰洋兑现，有些地方用龙洋兑现。这笔账恐怕永远算不清了。而且清末在货币流通上是一个过渡时期，铜钱向铜元过渡，铜钱票向铜元票过渡。例如在江西，光绪二十八年江西官钱局发行足制钱票，但市面通行九五制钱，所以在光绪二十九年另发九五制钱票；三十三年又由官银钱总号发行钱票、银两票和银元票。第三在于价格不同，货币本身有价格，已是一件奇怪的事，但清末各种货币之间的比率是经常变动的，称之为兑换率也可，可是当时大家都把这些货币看成商品，而称银价、洋价、钱价、钞价等。例如黑龙江广信公司的钱票，在宣统初年，发行额为三千多万吊，三吊八百四十文合小洋一元。哈尔滨的江省广信公司也有六千多万吊。民国三年秋发行额为一亿四千余万吊，八吊多才合小洋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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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全国性的大银行和一些省份的官银钱号的发行，过去曾有数字发表过，但那些数字的年份不同，而且不全可靠〔302〕。我只能在那些数字的基础上加以修正，作出新的估计来。例如铜钱票，主要是各省官银钱局和私人钱庄、商店所发行的。但各省官银钱局的数字不全。单是黑龙江官银号和广信公司就有一亿吊以上〔303〕。吉林永衡官银钱号也有七千多万吊。河南、湖北、江西和江南等省的官钱局都有钱票的发行。可以想象：其他省份也有钱票的发行，特别是城市的钱庄。而各省的钱票又不能加以平等看待，因为它们所代表的价值是不相等的。如吉林的永衡官帖，要四吊五六百文才合得小洋一元，所以若要折合成标准钱票，即折合成每一吊三百四十文合银元一元的钱票，则七千多万吊恐怕还值不到两千万吊铜钱。但我们又不能以吉黑两省的数字为标准来计算其他省份的钱票。因为当时东三省的纸币在全部货币中所占的比重比其他省份大，其中本国钞票主要是钱票，这些钱票都不是以铜钱兑现，而是对小洋作价，所以到底应当算是铜钱票还是小洋票，是一个不大好决定的问题。这里姑认作钱票。其他省份中，湖北有钱票一千七百多万吊，河南只有十一万吊。我们姑以每省三百万吊计，全国以六千万吊计。这些都是官票。还有私票或私帖。所谓私票不是指假票，而是指私营钱庄、商店等所发行的。这种私票的数量也应不少，因为它遍及全国各大小城镇〔304〕。据中国银行对东北的调查〔305〕，奉天省的四十六县就有五百四十八万多吊和三百一十一万余元。这是民国八年的调查，据说清末更多。所以平均每县应有二三十万吊。又吉林各县的屯帖，多则三四十万吊，少则二三十万吊，平均应为三十万吊。全省应共有一千二百六十万吊，合制钱六百三十万吊。别的省份使用金属货币，钞票的比重要小得多，假定其他省份的私票，每县等于东北各县的一半，即每省三百万吊，全国约六千万吊，另加一些大城市的私票一二千万吊，全国官私钱票合计一亿三四千万吊〔306〕，或一亿元。铜元票〔307〕就包括在内，不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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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两票数目比较少，也没有确实数字。据各家已发表的数字，为一千二三百万两，这显然有遗漏。例如中国通商银行曾发行银两票，但各家都不列入。江西、湖北、热河等省的官银号也曾发行银票，私人银号也有发行银两票的。而且银两票有大票面的，不同于钱票和银元票，大票不多。所以全国至少应有两千万两〔308〕或两千七八百万元。有人说〔309〕银两票除外国银行发行的以外，根本不曾流通，这话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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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票的流通数似乎比银两票要多，但比铜钱票要少。因为东北几省的钞票除了外国银行发行的以外，几乎全是钱票。不过据说奉天兴业银行在清末曾发行一千二百多万元的钞票。实值恐怕没有这样多。湖北也以钱票为主。而其他省份却没有专用银元票的。发行银元票最多的自然要算大清银行，在清末有一千二百多万元。其他发行单位虽然很多，但比起发行钱票的单位来要少得多。一些商业银行在清末发行的银元票大概不到两百万元。各省官银钱号和省银行的银元票合计有八九百万元。各地钱庄银号等，尤其是比较大的城市的钱庄银号等，也发行银元票，但数额不多。所以全国合计，不超过五千万元。这数目包括小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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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是外国钞票。这里包括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的钞票和外国银行或外国政府在外国所发行的钞票而流入中国并在中国流通或随时可以投入流通的。这一方面也没有统计。因为外国或外国银行所发表的数字，只是发行总数，包括在中国流通的和在外国流通的，而专在中国流通的外钞还是少数。有人估计清末八家外国银行发行而在中国流通的钞票为三四千万元〔310〕。但这数字不能反映当时在中国流通的外钞的数目。如英籍银行的钞票，除了在上海等地区发行的以外，还有在香港发行而流入广东的。日商台湾银行的钞票在清末应已流入中国。但最重要的外钞地盘是东北。有人估计，在八国联军侵入中国的时候，俄国在东北付出五亿到六亿卢布，大部分大概是用作建筑中东铁路的费用。因此羌帖（即卢布票）在东北就获得了广泛的流通。1902年俄国军队撤退后，羌帖信用动摇，持有羌帖的人，纷纷兑成现银。日俄战后，羌帖的流通范围大为缩小。1904年运到上海和天津、烟台三地兑现的就有一两亿卢布〔311〕。以后流通限于东北北部一带，如哈尔滨、黑河、满洲里等地。由于中东铁路规定必须使用羌帖，论理东北的羌帖在清末应当还有两三亿卢布，可能绝大部分是在银钱业的库中，作为一种外汇储备金，实际流通的大概不多，姑以合五千万元计算。南满一带用日本的钞票，包括日本银行和横滨正金银行的钞票。据说在日俄战争的时候，单是日军在中国发行的军用票就有一亿五千万元〔312〕。后来大概用横滨正金银行的钞票收回，但没有收完，日本人说在1911年还有二百万元左右没有收回〔313〕。而且收兑后论理正金银行的钞票应大为增加，但这一点也难以估计。清末东北流通的日钞还有朝鲜银行和日本银行的钞票，数目不大。日钞总额姑以三千万元计，则日俄两国合计为八千万元。但这一项是最难估计的，说成一倍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全国流通的外钞应在一亿元以上。全国各种钞票合计为二亿七八千万元（见表8-25）。这是指全部纸币所代表的价值，不是面额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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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5 清末中国货币数量分类估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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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8-25的估计，清末全国的货币数量共约二十一亿元或二十八亿吊或十五亿两。全国人口若以四亿计，每人约占五元二角四分，或白银三两七钱七分或铜钱七吊多。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金属货币占有压倒的比重，百分之八十六以上，纸币只占百分之十三多一点，这表示中国经济的落后，特别是白银地位的重要。但金属货币中有相当大的部分被人收藏，特别是在农村，不论是银锭、银元或铜钱，即使不被收藏，流通速度也是很慢，一枚银元在农村每年恐怕难得转手一次。至于银锭，几乎不参加流通，即在大城市中也只作大额的支付，不作一般流通手段，大部分是用作储备金。所以真正流通的货币要比表中的数字小得多。第二，外国货币在货币总额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近百分之三十，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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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的货币数量同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研究一个时期的货币数量，对于这个时期的生产力的研究是有帮助的。它反映当时的生产力。但反映生产力时不能单靠货币的数量，还要看货币数量乘它的单位价值。而且还要同别的时代或别的国家比较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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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年的货币数量，主要是那两百八十亿文五铢钱，另外还有私铸，而且四铢半两料想继续流通，这两者以七十亿文计，合计有三百五十亿文铜钱，即三千五百万贯。七十万斤黄金姑不计。米价每公石以六百五十文计，三百五十亿文铜钱共值米五千三百八十五万公石。人口以五千九百六十万计，每人摊得五百八十七文，值米九公斗。唐代安史乱前的货币数量估计四五千万贯，开元以前每年约铸造十万贯，共约九百万贯；开元年间每年以二十万贯计，共五百八十万贯；天宝年间每年以三十万贯计，共四百五十万贯；私钱数大概同官钱差不多，合计约三千八百六十万贯；前朝旧钱以四百万贯计，总共四千二百六十万贯，米价每公石以三百三十六文计，约值米一亿二千七百万公石。人口以五千二百九十万人计，每人摊得七百二十文，值米二公石多。西汉每人摊得的货币数量不如盛唐那样多，而其价值还要更低，这就说明唐代的生产比西汉发达。在北宋熙丰年间，货币数量估计有铜钱二亿贯，铁钱二千万贯，交子二百五十万贯，也是对铁钱作价，铁钱以两文当铜钱一文计，铜钱以七十七陌计，共合足钱约一亿四千七八百万贯；前朝旧钱以四千万贯计，共一亿九千万贯。米价以熙丰间的平均米价计算，每公石足钱约一千文，共值一亿九千万公石。宋代人口的记录显然不可靠，因每户只合两人，若改以每户五人计，熙宁八年的户数是一千五百六十八万四千五百二十九户，合七千八百多万人，每人摊得二千四百多文，值大米二公石四斗。明末的货币包括白银和铜钱。白银以一亿五千万两计。铜钱的数目远比不上北宋，因明代铸钱少，末年才增加。我估计官钱、私钱和前朝的钱合计最多只有五千万贯，因为宋钱在乱世落土很多，有一部分已外流，还有一大部分在明末被销镕改铸。当时银价每两合制钱八百文，但合私钱加倍，若以一两合千文计，货币总数量为二亿贯或二亿两白银。米价每公石一两一钱六分，全部货币值米一亿三千万公石。人口以六千万人计，每人摊得货币量三贯许，值米两公石多。清末每人摊得货币七贯许，比任何朝代都多。清末米价每公石以五千二百五十文计，每人货币量值米一公石三斗三升，只比西汉多，比其他朝代少（见表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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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6 历代货币数量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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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不是很精确的。即使大体上正确，也还各朝有各朝的具体情况，例如西汉没把黄金计算在内，明清两代却把白银计算在内。虽然西汉的黄金同明清的白银性质不同，但明末的白银同清末的白银性质也不完全一样，明末用银是凭重量，清末则用银铸币，所以明末的各种数字应当还要打一个折扣才能同清末和前代比较。同是铜钱，流通速度也是不会相同的。就是在清末，各种货币的构成，几乎年年变动。拿钞票来说，在光绪二十六年的时候，单是东北就有几亿元外钞，可是过了几年，就减成几分之一了；其他种类的货币，自然会相应地增加。又，由于历代人口数字的可靠性不一样，所以算出来的每人摊得的货币数量及其价值也就不是十分可靠了。此外，清末每人摊得的货币数量折合大米的数量是根据上海的米价，这种米价比起农村的米价来，可能要高一倍，若依农村的米价，则数字要加倍，不至于比明末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