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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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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的两三百年间，欧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突飞猛进。而当时中国在这方面还很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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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中，到了清代，自然经济还是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在思想上反映出来。黄宗羲虽不是纯粹的实物论者，可是他极力强调粟帛的重要。他主张废金银、用铜钱，实际上带有实物论的色彩。因为在发挥货币职能方面，金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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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金银其利有七：粟帛之属，小民力能自致，则家易足，一也。铸钱以通有无，铸者不息，货无匮竭，二也。不藏金银，无甚贫甚富之家，三也。轻赍不便，民难离其乡，四也。官吏赃私难覆，五也。盗贼胠箧，负重易迹，六也。钱钞路通，七也。〔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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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差不多都是前人讲过的。他不从货币本身来谈货币，而从其他角度来谈货币。他也不主张废货币，但他又不从积极方面来利用货币，而从消极方面来防避货币。实际上假若废止货币，更能达到他的目的。虽然他以小民生活为念，而且希望无甚富甚贫之家，但这不是空话，便是空想。他要使小民不能离其乡，毕竟只对封建地主有利。实际上他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说话的。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后之圣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废金银乎”。他是在回溯自然经济过渡到货币经济的历史之后说这番话的。他首先是缅怀古代的粟帛经济。但因太不合时宜，不得不容忍钱币的流通，并以钱币来抵挡金银。其原因是金银被富商、大贾、边官、猾吏敛尽，封建统治者无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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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使中国的货币经济又受到一次刺激，新兴的商业资本家是拥护货币经济的，郑燮也许可以说是他们的代言人，虽然他自己未必肯承认这一点，但他不愿当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却不肯离开商业资本最发达的扬州，他在那里过卖画生活。乾隆二十三年他以自我解嘲的口吻自书润例，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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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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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讲话的态度虽然不大严肃，但这样露骨地承认对货币拜物教的信念的人，在中国历史上还少见。但在乾隆年间，大概不算十分稀奇，因为袁枚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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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用何尝非俊物，不谈未必定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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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帝王留字去，万般人事让兄骄。〔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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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银价下跌，物价上涨，但提到物价的，往往不明白货币同物价的关系。例如杨锡绂在乾隆十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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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多则需谷多，价亦逐渐加增。〔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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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话不但忽视了生产方面的因素，而且忽略了货币的因素，所以无论从理论上看来或从当时的实际情形看来，都有毛病。从理论上来说，人口的增加固然需要更多的米谷，但是也可以生产更多的米谷，而且需要更多的货币。唐朝天宝以后人口减少〔318〕，物价大涨；建中以后，人口增加〔319〕，物价反而下跌，就是因为生产和货币价值变动的关系。从实际情形看来，乾隆时物价的上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白银的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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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留心钱法的人，只是想维持银钱间的比价，对于银钱本身的价值，反而不大注意，最多只谈谈用银用钱的得失。为了要维持银钱间的比价，常常加减制钱的重量，以使铜钱跟着白银涨跌，他们只想维持铜钱对白银的比价，没有人主张维持货币同商品的比价，山东巡抚阿里衮也许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要求的，他主张随着铜价的上落，而减轻或增重铜钱的分量，使铜钱的购买力不变。这是一种“补正铜钱制”的思想，他在乾隆十三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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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贵由于生齿日众，逐末遂多，凡布帛丝棉之属，靡不加昂，而钱价昂贵，尤与米谷相表里……补救之方……一、钱法宜变通。钱法与铜斤为子母，铜价平则钱应加重，铜价贵则钱应减轻。〔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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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年间，谈论货币问题的人渐多。那时的货币流通已露出更大的破绽，银贵钱贱的趋势，使人民的负担加重，政府的财政反而更加困难，因此有人提议用钞。嘉庆十八年蔡之定的提议便是一例，但道光年间的王瑬（公元1776—1843年）是一个更重要的代表。他著有《钱币刍言》〔321〕，提出“行钞法、禁铜器、铸大钱”的具体建议。钞票面额自一贯到千贯，分为七等，另铸铜钱三等，即一文、当十和当百。一贯以上用钞，一贯以下用钱；白银不再作货币，而为器饰的原料，人民可用白银向政府换领钞票。及时换钞的少出一成白银，办理的钱庄又可以扣留一成白银，这是王瑬所谓予民的二分之利。千贯和五百贯大钞由国内善书者书写先正格言，装成手卷，俾使持有人当作艺术品宝藏。发行钞票时，官俸加倍，钞法通行之后，又加几倍。他的计划的中心是行钞，他列举行钞的许多优点〔322〕。如洋钱不禁自废，鸦片的祸害可除，胥吏的侵渔可绝，边界的生衅可弭，物价可平，水利可兴，开垦可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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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王瑬是一个专门研究货币问题的学者，这在过去的历史上是少有的。他的计划不是一时冲动写出来的，而是三十多年思索的结果，他的《钱币刍言》是从《钞币刍言》改写的，而且还有“续刻”和“再续”的补充。他曾研究宋元以来关于行钞的言论，作为“先正名言”，收录在他的著作中，并加上自己的按语。他也曾同当时的朝野名士通信，说明或讨论自己的主张。他所建议的措施中，有些看来是荒唐的，或是自欺欺人的，这限于他的认识水平，但他是经过全面考虑的，不仅对国内的一些现实问题考虑过，连对外贸易问题也注意到，他知道纸币只能在国内有效，世界货币必须用银，所以商人出国许用钞换银，回国时再将银换成钞票。所以几乎发展成为一种有完整体系的学说。他对这学说信仰很深，以一种宗教的热诚来推荐和宣扬。《钱币刍言》作为一种著作，组织得很松弛，可是自头到尾，贯穿着他的主张，所以与其说是一种学术上的著作，不如说是一种参加争论的小册子。字数也并不多。它在当时的经济学界的确也引起了相当大的风波。据说士大夫往往宝藏其书〔323〕，可见赞成的人不少，包括一些在朝的人〔324〕；但鉴于蔡之定的罢官，这些人不敢公开推荐他。同时反对他的人也很多，包世臣不完全同意他的主张，许梿和许楣两兄弟完全反对他，许楣且写了三万字的《钞币论》来逐条反驳。王瑬认为反对的人是门外汉，不负责任。他反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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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办公之竭蹶，胥吏舞文之情伪，不加其俸、厚其禄，何以舒其困、止其奸乎？河工海塘之经费，何以无绌于度支乎？……试思舍钞而别求理财之策，田赋可以加乎？关税可以增乎？开矿可以兴乎？捐例可以恃乎？行西北之水利可以不费工本乎？用东南之海运可以不为后虑乎？〔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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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只是为一种币制改革而提出一些措施，那就值不得我们在这里来深入介绍批评，但他的主张牵涉到理论问题，他把行钞当作一种万灵神药，如同明代郭子章认为行钱是万灵神药一样，以为可以解决当时的一切问题，可以利国利民，富国富民。他认为明朝的亡，在于废钞。他认为行钞不会对任何人有害处，而是人人有利的事情，他支持行钞，很像18世纪的约翰·罗（John Law）。如果他知道和他同时的法国圣西门主义者有联合人民来剥削地球的理想，他一定会说，行钞就可以实现那种理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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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钞乃天地间别增此一种之利。〔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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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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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天下之利权而尽操之于上，然后可以加惠于四海之民。〔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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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瑬对于纸币的本质，显然理解不深。他不否认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却又说是一种独立的利源，而且取之不尽。纸币本身既没有价值，势必系反映其他真实财富的价值，只要真实财富不增加，则纸币总数量无论怎样增加，其所代表的真实价值是不会增加的，因而每个纸币单位所代表的真实价值将随其总数量的增加而减少。如果增发钞票时，各人手中的钞票同比例地增加，物价也同比例地上涨，那么，谁也不受害，但谁也没有利。如果不是同比价，那就对有些人有利，对另外一些人有害。没有一种变动能使人人有利。王瑬自认为他的办法利国利民，但首先得到好处的是增加俸禄的官吏，最大的受惠者毕竟还是操钱币之权的统治者，人民拿自己的白银去换取纸币，将不会有什么利可言。当然，如果行得顺利，币制会更加统一，外国银元也许可以肃清。如果通过行钞来进行建设，增加生产，对于人民也不是没有好处，但这只是一种理想，没有把握。王瑬似乎也知道这点，但他的思想是混乱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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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行钞则能使国家尽有天下百姓之财……又人人顿获二分之利，斯其策之所以为神妙而无穷也。〔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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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百姓的财富既全部归国家，这些百姓又怎样顿获二分之利呢？这岂不是变戏法？他还说是：“姑以二分言之，其实即使民获倍利也可。”这第二种利是名义上的，是虚假的，第一种利才是真实的。头脑比较冷静的包世臣就指出：“尽有天下百姓之财，虽有其理，然书之颇不雅，幸更酌之。”〔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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