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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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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钱币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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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钱币学，虽然产生得很早，但宋以前的著作，没有遗留下来，就是洪遵的《泉志》，也很简略，总共不过两三万字，十分之九是引用前人的话，他自己的按语只有两千多字，他自己所藏的钱币只有一百多种。元明两代，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发展。这种水平一直保持到清中期。清初有些钱币书还是无中生有，荒唐可笑。如康熙时朱多的《古今钱谱》和乾隆时朱枫的《古金待问录》。就是乾隆初年的几种著作也还是简括的。例如张端木的《钱录》，只能作为《泉志》的续编，补充了一些洪遵以后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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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梁诗正等人奉敕纂辑《钱录》，一年而成。这是中国钱币方面的第一部官书。共十六卷，收录钱币五百六十七枚，但最后两卷全是厌胜等钱。清代钱币学家对这部钦定的《钱录》只有恭维的话，没有人敢提出批评。其实是一部毫无价值的书。编者自言：上古部分采用《路史》的说法，并批评洪遵《泉志》所名不必原有是钱，然而它自身的可信之处不及《泉志》。除了把汉兴钱归于李寿一事是一点改进外，其他错误全部承继了下来，另有新的错误，如把賹四化、賹六化读作天赞，把南宋钱牌上的省字解作官名，以为是指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所铸。其所附图，编者说是照内府的藏品按状成图，编者中有董邦达、钱维城等会画的人，照理应描得像。但明清的文人画家强调作画不求形似，大概同原钱相差很远，把垣字环钱画成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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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略同时有一部撰人不详的《钱币考》，全书只有四五万字，内容比《钱录》要好一些，但大部分是抄录史书或旧谱。把古币放在历代钱之后，这就使得全书的体制显得不伦不类。而且认为刀布是三皇五帝的东西，把蚁鼻钱、明月钱看作厌胜钱，以垣字钱、宝化、永光、通行泉货和太平兴宝等为不知年代品。据说原书有图〔364〕，但刊本〔365〕没有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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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清代考证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金石学和钱币学。考证学发源于顺康年间，但研究钱币学的人，一时还没有受到这种考证方法的熏陶。他们还保留明代理学那种主观唯心论的治学态度：不重视实物，不实事求是，不严肃，不忠实，只知模仿抄袭。到了乾嘉年间，考证学已渐普及于学界，于是史学、小学、辑佚、典章制度、金石学等，一齐发展，研究钱币的人，往往兼治其中的一两门。实际上清代有些金石学家或考证学家兼治钱币学，如张廷济、陈介祺、吴大澂等。专攻钱币的人，在研究方法上，也不再凭空臆想，必求诸实物，所以成就比较大。江德量、翁树培、初尚龄和倪模就是比较早的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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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德量（秋史，公元1752—1793年）生长于扬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原籍安徽。是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的榜眼，后来任过御史。他是一个花卉画家，但更爱研究钱币，而且精小学，所以对于钱币的释文方面有一定的贡献，如明（刀）、藿人（小布）、蔺、两甾等。他著有《钱谱》二十四卷，有图有说，但没有刊行，而且稿子没有下落〔366〕。倪模曾借阅几个月，在《古今钱略》中著录了它的卷目，并引用它的一些内容。除了一些正确的释文外，还把钱同农具联系起来，这是难得的。当然，就是在释文方面也有错误，如把安邦释为安邑。而且收罗了一些假钱，如次布、扬字开元、明德元宝、顺治背川、背午等。这部《钱谱》有《洋钱》一卷，这是最早的中国人著录近代外国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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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树培（宜泉，公元1765—1809年）的《古泉汇考》是清代最重要的一部钱币学著作，也可以说是一部总结性的著作。作者积几十年的心力，写成这部二三十万字的书，把中国的钱币学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全书分为八卷，前六卷叙述历代钱币，自上古到明代，卷七为外国和不知年代品，卷八为撒帐、吉语、厌胜等钱。作者死时，该书还是一种草稿形式，道光年间经刘喜海加以整理订正，在钱币学界传阅。该书的优点是资料比较丰富，作者把古代典籍中同钱币有关的资料抄录下来，特别是《永乐大典》中的资料赖以保存下来。固然这只是资料性工作，但资料的搜集是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一件不可缺少的工作。他是第一个致力于钱币板别的人，这是他本人的贡献。如果说文献资料是从书本上抄来的，那么板别的资料就只能从实物的研究上才能取得。可见他是书本与实物两者并重的，无怪钱币学界把《古泉汇考》看作钱币学的总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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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古泉汇考》也有缺点。第一，刀布方面收录得太少，而且对于刀布的时代，仍然附会旧谱，自燧人氏开始。作者说，古谱这样讲，未必尽无依据。这种保守思想还表现在他的收留撒帐、吉语、厌胜等钱的做法上。他明明知道这些东西不是钱，只因旧谱收录，由来已久，因而加以保留。实际上全书的结构同其他钱币书没有什么两样。第二，他的研究方法虽然比较进步，但是还不够全面。他说他研究北宋对钱的方法是：“辨之于其字、于其形、于其色、于其质、于其声，兼此五者，而精审焉。”这实际上也是他研究一般钱币的方法。这里他漏掉一个极端重要的方面，即钱币的重量。《古泉汇考》中，主要是谈钱币的文字和大小，对于钱币的轻重，比较不重视，特别是刀布部分，几乎完全不纪重量。这一缺点不仅仅是指《古泉汇考》本身，更重要的是对后人的影响。由于翁树培受到后来的钱币学家的推崇，因而他所提出的研究方法也受到重视。后来的钱币学家，就专在字、形、色、质、声五个字上下功夫，于是钱币的轻重就受到忽视了。戴熙甚至以研究钱币的大小轻重为迂。其实《古泉汇考》中并不是完全不谈钱币的轻重。第三，该书的内容虽有二三十万字，但绝大部分系抄录前人的话，作者自己的按语只有八九万字，这八九万字又大部分系板别的著录，而且不附图样，使人读起来枯燥无味。固然当时还没有影印的办法，作者自己也说过，图样难于摹印，但总算一个缺点。而且除板别的罗列外，没有作出什么好的分析和发明。对于板别也没有建立一套名称。此外，作者在序中注意到古代货币之贵而少，而且还提到几种物价，可惜没有向钱币的购买力一方面的研究发展。钱币学家不关心钱币的购买力，乃中外的通例，但并不是应当这样。实际上只有钱币学家才具备研究钱币购买力的条件。这一点不能算是《古泉汇考》的缺点。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人，不能提出这样高的要求。钱币本来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研究，文化的角度和经济的角度，钱币学家重视文化，轻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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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尚龄（渭园）是山东莱阳人。他说他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收集和研究钱币，著了《吉金所见录》十六卷，于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开雕，次年刊行。他能看到自己著作的出版实是一件幸事，因为江德量和翁树培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书有图有说，钱图共一千二百一十种，文字七万多。它的最大贡献是把刀布断归春秋战国，打破了旧日对三皇五帝的附会。初尚龄是根据出土实物来进行研究的，所用的方法基本上是合乎科学的，有些论断是很有见地的。他所引刘师陆（青园）的话也多中肯。刘师陆的《虞夏赎金释文》一文是不值得介绍的，但他有些好的意见却保留在《吉金所见录》中。然而这部书也不是没有缺点或错误。在排列上是按照历史次序，但卷之一的所谓周正品，包括宝化三品、东周、垣、长垣一所、共等七种，这里除东周环钱外，都不是周钱。他把铲币放在平首布之后，虽然他认为“细玩其铜质篆文，似在前诸布之先”。有些错误是沿袭前人的，如以宝化为周景王钱，以永安铁钱为北凉沮渠蒙逊钱，以小泉直一为刘宋废帝的鹅眼钱，以王莽的布泉为梁武帝钱，以天福镇宝为石晋钱，以太平兴宝为辽钱，以治平圣宝为徐寿辉钱，以天定通宝为大理国钱等。甚至收入一些根本不存在的钱，如五凤等。此外，他也不是每一枚钱币都根据实物，例如王莽的十布中，壮布百作七百，次布百作九百。然而《吉金所见录》仍不失为钱币学方面的名著。一部钱币学著作完全不犯错误是很困难的。至于沿袭前人的谬误，更不能由他负责，一个人不可能把所有的疑难都解决〔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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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模（迂存，公元1750—1825年），安徽人，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进士，做过知县。虽然他的年岁比江德量和翁树培大，但他收藏和研究钱币，是受了江、翁等人的影响。他的《古今钱略》三十四卷，在卷目上和江德量的钱谱差不多。体例很乱。大体分为文字和钱图两个部分。卷首是关于清初钱制的资料，如钱价、私铸私销、铜价、钱政等。卷二十七以后则为楮币源流、历代谱录、历代钱制、古钱附录、古今收藏姓氏、《钱略》叙传等，都是抄录旧文献或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大部分不属于钱币学的范围，但有资料价值。自卷一到卷二十六为钱图，但包括钱范和各种厌胜钱、马钱以及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钱图部分也有简单的说明，创见不多，刀布多附会旧说，错误和假钱是难免的，如以永安铁钱为西夏钱、把南唐大开元和闽开元列为唐钱。并收录假钱如百金、大定平一百、六铢、太和货泉、扬字开元、康定元宝、咸淳背九、背十、太平元宝、沁字洪武、壹百文省钱牌等。总之，质量不如《吉金所见录》，但收罗钱图四千多种，所以板别相当多，明刀有一百九十五品，内齐明刀一品；朝鲜的常平通宝也收了一百多种。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品中的洋钱一部分，大概是仿照江德量钱谱。有金银铜三种，银币最多，有西班牙的查理银元、双柱、马剑、美国银元以及许多早期的日耳曼银元，还有一些牌子，当时是凭重量接受的。金币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还有荷兰的杜卡特。铜币多是俄国的。《古今钱略》成于道光初年，但到光绪年间才由他的后人刊行。刻者不识外文，洋钱往往印成反文，很难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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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主要的钱币学家有蔡云、戴熙、刘喜海和马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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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云（铁耕，公元1764—1824年）的《癖谈》六卷成于道光初年〔368〕，有说无图，偏重于考证，不是一部完整而有系统的著作，而是用札记的形式。内容包括衡法、布币、刀币、环钱和圆钱。他的考证也不限于钱币实物，而兼及古文献中同货币有关的语句。有些论断是有创见的，例如对西汉的五分钱和三分钱，不作大小轻重解，而作对十二铢（即半两）的比重解，很有见地。自然也免不了有武断和穿凿之处。例如他把《诗经》中“抱布贸丝”的布和《孟子》中“廛无夫里之布”的布都解作是指金属货币。又如把鬼脸钱上的文字释为晋字，名之为晋币，自称面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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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熙（醇士，公元1801—1860年）的《古泉丛话》〔369〕成于道光十七年。也是一种札记体的作品，但侧重于趣味。文字比较生动，而且有些见解是值得注意的，例如他说：“藏钱以足补史传之缺者为贵，故异钱可考者上也，无可考者次也，厌胜下也。”〔370〕所谓无考者次要的话虽值得讨论，但贬低厌胜品的重要性，应当说是正确的。至少对货币来说是这样。他是有名的大齐通宝的发现人，也是万历矿银的最初著录者，但他对于钱币的判断力和鉴别力不一定比人家高。他把大齐通宝看作黄巢钱，没有看出它的制作同大唐通宝相像。他也把建文通宝、天顺通宝、成化通宝和弘治之宝等薄小的安南钱看作明朝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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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以来的钱币学家，往往以刘喜海（燕庭）的《古泉苑》同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并提，这是不恰当的。两者唯一的共同点是没有刊行。翁书有说无图，刘书有图无说。《古泉苑》所收的图有四千六百多种，并有钱范图几十幅。钱图对于钱币学的重要性是明显的。而且刘喜海藏钱有四十年之久，精品很多。尤其是两宋的铁钱，为旧谱所没有。《古泉苑》所收的不限于他个人的收藏，实包括当时各家的藏品。但正如翁树培所说：“仅摹拓其文，胪列成册，而无一语之考订，在收藏家供鉴赏、娱心目，自不可少。但既不成书，仅侪近世印谱之流。”翁树培的话不是对《古泉苑》讲的，但对《古泉苑》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刘喜海是整理《古泉汇考》的人，倒是在《古泉汇考》中有他的按语将近万字。就这些按语来看，刘喜海只能说是一个收藏家，他所谈的尽是一些关于钱币转让买卖的事，例如何年何月向某人买到某种钱，或某种钱是在某人手中，等等，不是钱币学的主要内容。他另有《嘉荫簃论泉绝句》〔371〕二卷，也不能说是一部钱币学著作。在每首诗后虽然也略引文献，间引翁树培的话，但没有什么考订，更没有创见。他把釿字读作化金，重一两十二铢读作重一两十三铢。他的钱图中有扬字开元，钱范中有齐刀铜范，都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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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昂（伯昂）的《货布文字考》四卷刊于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专考订刀布的文字，不是一部真正的钱币学著作。不过刀布的文字也是钱币学家所要研究的，所以大家还是把它同其他钱币学著作并列。对于这部书的评价，颇不一致，有人说它失之穿凿〔372〕，另外有人说它的作者超轶流辈，博学精思，能自为一家言〔373〕。作者的确不肯追随别人，而想有所发明，但结果往往弄巧成拙。一般人以为他把铸币归于列国，是他的一种贡献，其实初尚龄在他以前就说过了。他说初尚龄的话不够明确。他的错误正在于文字的解释。他说古代的贝货是铸币，不是天然贝壳，并以贝字的古文是半两二字的合文。说鬼脸是秦国所铸，为“当半两”三字的合文。又说古以六铢为一金，古文献中的金和溢都是指六铢重。他释为合，为合同，安阳刀为阳刀，造邦刀为通邦刀，以为互，以賹化为燕货，以戈邑为虎邑，以匋阳为宓阳，以中都为仲吾，以虞一釿为魏斤一金，以京一釿为赵斤一金，以为关，以半为关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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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年间还有一些钱币学的著作。如嘉庆五年吴文炳的《泉币图说》六卷，十一年瞿木夫的《泉志补政》二十卷，这是补洪遵《泉志》，不久又作《泉志续编》二十卷。另有盛子履的《泉史》十六卷不知著于哪一年。这些著作刻图失实，内容平凡，而且以转抄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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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五年有孟逸冈的《泉布统志》，罗列一批假造的唐宋宝钞〔374〕，荒谬绝伦，贻误后人不浅。他还自夸“似有神助”。他把日本的神功开宝说成是唐中宗周武氏钱，同样无稽。但它是最初著录西字和巩字康熙钱的，并附有满文。它也提到大齐通宝，说是齐黄巢钱。如果该书的著作年份可靠，那么，这一著录比《古泉丛话》还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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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年间和以后钱币学的发展，同钱币的出土也有关系。中国关于钱币的出土，清以前不大有记录，因以前的钱币学家不大留心这方面的事情。考证学的发展，才使研究者注重实物，不尚空谈。初尚龄的《吉金所见录》之所以有价值，正因为他那时候钱币出土很多，而且他知道根据钱币的出土地点来断定文字和所属。例如空首布，元明以前没有人提到，但乾嘉年间出土渐多。初尚龄根据它们的铜质和文字，断在各平首布之前。又因多在中州出土，别的地方没有，山右靠近中州的地方也间有出土，所以他断为卫币。又如平阳小布同长子、屯留等一道出土，他断为赵的平阳所铸；中都小布也同襄垣、屯留等一齐出于山右，所以他断为晋布。又如齐刀，初尚龄说都出在他的故乡，所以断定为齐制。他还列举他所亲见的五次出土。第一次是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昌阳城南赵旺庄掘出百余品，三字者居多，间有四字的。第二次是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即墨东北皋虞古城掘得即墨刀数十品，内有安阳刀数品。第三次是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嵩阳城西阎家村掘得齐刀数十品，内有即墨、安阳刀数品。第四次是道光二年在即墨城东台上庄掘得即墨刀数十品。第五次是道光三年在昌阳城东南泽上庄掘得齐刀数百品。三十几年间在百多里之内出土五次。他还说，间或有郕伯刀出土。这些都是可贵的出土报告。又如明刀，一向有人认为是莒刀，但初尚龄因为当时在河间易州于败井颓垣中有成千出土，而他故乡莒地却从未见过，所以断为燕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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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熙提到乾隆年间浙江临平出土太平百钱和定平一百的事〔375〕。那以前这两种钱是绝少见的，所以关于这两种钱还是依照千多年前顾烜的说法：什么龟背，什么水波文。自这次出土两瓮以后，这两种钱就遍布东南，所以翁树培等人就能根据自己的观察来叙述了。不过翁树培所见的还不是精品，所以讲的还是不正确。又如刘宋的孝建四铢，本来也是少见的，道光末年，毗陵出土一罂〔376〕，这钱就流布天下，吕佺孙收到几百枚，拓出五十四种板别，装订成册，于咸丰二年寄赠陈介祺，这是现存《毗陵出土孝建四铢拓本》的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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