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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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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发生了一场天体撞击地球的惨剧或是世界范围的核战争，导致道路、通信系统、银行网络、监管整个金融和货币体系的政府机构全部瘫痪。在这一悲观情境之中，人们开始囤积一切值钱的物品，并开始重新使用商品货币。由于没有任何官方机构发行软货币或是铸造硬货币，人们回到了那个按照物品内在价值来衡量其价格的体系之中，这也是货币金属论者一直主张的。诸如食物和皮毛之类的原始货币或许也将开始流通，就如同在早期文明社会出现的情况一样。货币会恢复它在演化意义上的目的，即作为能量和庇护所的直接来源帮助我们生存下去。货币不再像今天一样具有抽象的意义，因为我们无法再依赖社会的“超级大脑”和机构来发行货币，并验明货币的真伪。我们不得不依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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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十分羞愧。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那些囤积厕纸和罐头食品的末日论狂人。”我的一位管理着数十亿美元资产的投资组合经理友人说道。“我刚买了一些金条藏在床底下。”他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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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导致文明的重创，但我看到了人们在经济危机期间会有怎样的表现。当我听说我的朋友对全球货币体系失去了信心时，我感到惊恐万分。他不是那种通常人们想象中热衷于收看国家地理频道《末日生存者》节目（一个关于人们为大灾难做准备的节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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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将黄金视作避风港。黄金不会产生任何收入或分红，但是在历史上，黄金一直可以在经济和政治波动时期保持其价值。黄金不会像浮动汇率的货币一样随着供应量的增加而贬值。黄金稀少、珍贵、需求量巨大。在雷曼兄弟于2008年倒闭后，黄金价格飙升了差不多125%，在2010年达到每盎司超过1 800美元。企业管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尼克·巴里谢夫在他的《10 000美元的黄金：为什么黄金价格不可避免的上涨构成了投资者的避风港》一书中大胆预测了黄金的未来价格。他认为，中央银行在抛售了20年黄金之后，开始购买黄金以维持其发行的货币的价值，平衡因为增印了这么多纸币而带来的币值损失。在2012年，中央银行的黄金需求构成了全部黄金需求的12%，而此前5年的比例仅为4%。2010年，世界最大的黄金生产国中国也进口了209.7吨黄金，同比增加了500%。据报道，中国正在试图增加黄金储备，以超过美国的黄金储备。这样做的还不仅仅是超级大国：斯里兰卡、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都在增加它们的黄金储备。市场策略师们开始争论为什么投资者们要如此大量地购买黄金。或许是因为他们预期通货膨胀率会升高，或是担心市场会崩盘。本·伯南克给出了一种解释。2011年，当伯南克作为美联储主席在国会作证时，他宣称美联储持有黄金是出于传统。不论原因是什么，在经济不稳定时期，我们相信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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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让黄金这样具有内在价值的商品取代美元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只有在发生极端的灾难时才有可能。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即便是在人们囤积硬通货的同时，他们也会囤积软货币。“我在内衣抽屉里藏了一卷20美元面额的纸币，以防万一。”危机期间，我的另一位朋友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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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期间，有更多货币在流通着：美联储采取措施，急剧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以刺激经济。2007~2013年，流通中的现金总量增加了45%。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后，公众手中持有的100美元纸币的数量增加了10%。据推测，这些新增的100美元纸币都被人们“囤积”了起来，因为它们依然被视作一种价值储藏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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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对银行体系失去了信心，却仍然想要由这个银行体系创造出来的货币。或许我的朋友之所以囤积现金，是因为他预计人们总是愿意接受美元的。美国的法定货币法限制了格雷欣法则，明确地指出无论美元的价值损失了多少，它都可以被接受的，可以用于偿还所有公私债务。不论我的朋友藏在内衣抽屉里的美元被弄成什么样，它都可以在美国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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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很脏，没什么技术含量，可用于小额交易，不记名。研究者在美元纸币上发现了3 000种细菌：这些微生物可以导致痤疮、肺炎以及葡萄球菌感染。他们从曼哈顿的一家银行中取出纸币，在纸币上找到了12亿个DNA标记，其中只有大约50%来自人类，其他的则分别来自病毒、真菌、马、狗，甚至还有白犀牛。有的纸币上有着微量的炭疽残留物。在另一项研究中，英国研究者检查了一批英镑，发现其中6%的纸币上的大肠杆菌数量接近厕所里的大肠杆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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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想跟踪现金交易并从中收取税金，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人身处价值2万亿美元的“地下经济”之中。他们没有全职工作，保姆、建筑工人、毒贩、娼妓，这些人都更愿意与现金打交道。根据美国国家税务局的报告，在2012年，未披露的收入共给美国政府造成超过5 000亿美元的逃税损失。此外，一些投资者也愿意把他们财富中的一部分以现金方式存放，特别是作为美元存放，因为美元流动性好，而且相对而言比较安全。还记得前文提到过的贾斯珀吗？他的外汇交易业务就是帮助投资者实现资产的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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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积黄金（有时囤积现金）的行为提醒我们，货币具有储藏价值的功能。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在历史上，硬货币具有交换功能，因为它可以用来交换其他必需品，比如食物和水。在货币不稳定时期，即一国的货币面临威胁甚至干脆不存在的时候，人们又通过贸易或以物易物实现了硬货币的交换价值。在悲观情境之中，诸如以物易物的社区中的非正式的交换网络可以替代货币体系。在交易中会出现去货币化的现象。社会资本、社会债务、礼物、相互帮助将变成主要的货币形式。就像在毛利人和夸夸嘉夸人社会中一样，礼物经济可能会替代市场经济。由于交换很可能是我们演化秘诀中的一部分，我们会寻求新的货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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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困难时期，会出现以物易物的现象，这种现象并非古代所特有的。在2008~2009年的经济衰退期，小业主安妮·法伊夫·帕尔默就开始从事以物易物的活动。她成长在一个中产阶层家庭，对节俭的生活并不陌生。1996年，在她26岁的时候，安妮在西雅图开办了一家八支瑜伽中心。由于手头缺少现金，她开始使用另外一种货币：瑜伽课程。最初，她用瑜伽课程来交换其他服务，比如美发和按摩服务。2004年，她无意中访问了Biz网站，这是一家在线的以物易物网站，业务范围覆盖了包括西雅图、奥克兰甚至迪拜在内的一些城市。这家网站解决了以物易物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障碍。比如，以物易物的行为也需要纳税，于是Biz就帮助客户记录交易历史和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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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安妮发现有很多人都想要瑜伽课程，但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就是在以物易物过程中会遇到的“双重需求偶合”问题：交换双方必须恰好需要对方提供的东西，以物易物的交易才能够达成。但是，双方恰好需要对方提供的东西的概率很低。比如，安妮急需水管工的服务，但是水管工对瑜伽课程不感兴趣。这样一来，交易就无法达成。因此，一些经济史学家认为，货币就是为了解决双重需求偶合问题、促进交易的完成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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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以物易物的系统，出现双重需求偶合的概率就会提高。Biz经过多年的成长，如今已经拥有8 000名个人用户和2 000个企业用户。最终，安妮的瑜伽课程变得大受欢迎，累计交易额达到了2万美元，她交换到了诸如商业标识和大宗邮件服务之类的东西。除此之外，每次交易还会带来回头客。这是一项双赢的交易：安妮获得了更多顾客，而她的顾客几乎不需要花费现金。而Biz则通过每年促成6 000万美元的交易而获得了1 000万美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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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业务增长缓慢，资金紧张。于是，安妮把她积攒下来的积分都变成了厨房地面上的瓷砖。在房屋重新装修的同时，她的丈夫也暂时搁置了自由设计师的职业，转而监督装修进程，他们因而失去了一个收入来源。安妮的位于市中心的瑜伽馆的收入也开始下滑。他们的家庭收入总计减少了一半，开始依靠赊账过活。在最艰难的时期，她开始用最原始的方式进行交换——以物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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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欧元危机期间，欧洲经历了经济下滑、债务危机和货币恐慌。在一些欧洲国家，以物易物的社区开始崛起。在西班牙，失业率达到了26%，年轻人中的失业率则高达55%。由于缺乏收入，许多人开始以物易物。拥有现金存款的人也试图继续保有自己的存款。例如，随着西班牙经济的衰退，一位名叫萨比诺·列瓦纳的西班牙计算机设备在线零售商就试图维持他的公司的现金流。他想了一个新主意，不再用现金支付办公室的房租，而改用打印机和计算机。以物易物的做法帮助他留存下来现金，以备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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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流动性问题，我想（以物易物）会被越来越多的公司采用，特别是服务业的公司。”列瓦纳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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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物易物的经济活动中，安妮最初遇到了流动性紧张的问题，而萨比诺·列瓦纳则认为以物易物是经济下滑时期对现金的替代方案。若拥有充分的流动性，人们就可以方便地购买或出售物品。流动性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在以物易物体系中有能力找到双重需求偶合机会的人的数量，以及其他类型货币的可靠性。在萨比诺的案例中，经济下滑和债务危机都让欧元的可靠性出现了问题。如果人们对一种软货币以及支撑这种软货币的机构失去了信心，那么他们通常选择自己解决问题。如果他们不相信货币发行者，他们就会选择相信自己。他们选择通过以物易物来谋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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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济原因之外，以物易物网络的形成还可能是一种“抱团取暖”的行为。许多参与以物易物的人都更青睐“自食其力”的经济体系，而不是那个由千里之外的技术官僚管理的经济体系。“我感到自己获得了解放，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我总是本能地把手伸向口袋，但是已经不需要这样做了。”一位在希腊开创了一个以物易物网络的男士说道。当国家机构失去功能的时候，人们就依赖于他们所在的社区和邻里。市场变成了地方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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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物易物是一种不需要任何成文合同的非正式的交换，因此很难被记录下来。在欧元区危机期间，以物易物交易的使用量也很有限。但还是有一些地区性的数据可循。危机期间，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出现了几十个以物易物社区。此外，还出现了一个很小但是在成长中的市场：一家西班牙的以物易物在线网站迅速增长，其促成的以物易物交易额逼近1 000万欧元。2012年，一家名叫国际互换贸易协会的全球性以物易物交换组织帮助超过40万家会员公司通过交易剩余业务资源获得了120亿美元的交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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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对经济危机期间和经济危机之后的以物易物行为的研究再扩展一步，研究一下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俄罗斯人当时不得不调整自己以适应自由市场经济和新的物价体系。有时候他们买不起某种商品，于是便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商品的价格会根据供需关系进行调整。但是，许多俄罗斯公司的产品成本过高，因而它们有时会把产品价格压到生产成本以下销售。俄罗斯政府禁止这种降价行为。这样一来，许多企业就只能回收很少的现金，使其无力支付工人的工资和供应商的货款。于是，俄罗斯就出现了遍及经济各个领域的以物易物的交易。整个俄罗斯经济处于一个悲观的情境之中，而且也没有任何可靠的可替代性货币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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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物易物的交易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旧的苏联时期经济体系的残留。比如，1991年，研究者们研究了一家苏联时期成功的家具零售商的业务情况。他们发现所有的壁橱都迅速销售一空，因为壁橱有着很高的以物易物的价值。由于每个单元房都需要壁橱，所以人们对壁橱有着旺盛的需求。顾客们将家具视为一种可以用来交换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原始货币。就连这家家具零售商的经理们也会参与到以物易物的行为之中。据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者戴维·伍德拉夫估计，1998年以物易物的交易大约占俄罗斯全部商业交易的50%~70%。保加利亚曾经是苏联的卫星国之一。在这里，由于国家遭遇了经济危机，以物易物的行为也非常常见。“你几乎可以用土豆买到任何东西。”1996年，保加利亚一个村庄的村长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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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当人们遭遇悲观情境时，囤积行为和以物易物行为都会增多。但也有一些违背直觉的现象会出现，比如人们会更多地进行分享。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出手援助银行，因为美国政府需要银行。政府允许银行体系创造货币，银行体系也允许政府大规模地借贷。在历史上，政府与银行之间的伙伴关系曾经引发了不受制约的开支、通货膨胀以及货币价值的崩溃，这些都是魔鬼的软货币交易的明显信号。社会科学家玛丽·梅勒认为，在现在的货币体系中，货币已经被部分私有化了，由银行卡特尔和政府控制；而且，这种情形不只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大部分国家里。由于银行的官员们可以决定把贷款发放给谁，货币已经不再是一种公共资源了。银行通过带息贷款将货币分配给一些个人和企业。换句话说，银行通过散发货币的方式来创造货币。然而，梅勒认为货币应当被视作一种公共资源，是人们所共有的，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毕竟在危机期间，政府用税收，也就是公众的钱，拯救了那些濒临破产的机构。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和银行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被揭露了出来，损害了人们对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的信心。一份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只有大约25%的美国人对银行“非常有信心”或“很有信心”，而在2004年这一比例高达53%。而这一数据已经比“大公司”的表现要好了，只有22%的人对它们有信心，而对国会有信心的人只有可怜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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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金融危机过后的今天，公众也并没有要求立刻对现有的货币体系进行改革，重整政府和银行的产物。我们很难想象政府官员和银行家们会放弃对货币体系的控制，或是在其中扮演更不重要的角色。但假如真的有一种动力在推动改革，而且悲观情境成为现实，即在一系列可怕的经济危机之后，愤怒的公众要求进行货币体系改革，那么改革后的体系应当是什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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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勒设想，应当将货币恢复为一种公共设施。金融体系或货币体系应当合二为一，不再受中央银行的支配，转而受选举出来的代表甚至人民的管理。例如，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其制定预算的过程中会有数万人参与。世界银行认为，这种方式提高了当地的生活水平：在10年之中，拥有下水道系统的家庭比例从75%升高到了98%。梅勒认为，政府可以向地方上的社区、联合体乃至公民个人直接发放货币，而不是通过银行体系来释放货币。为了避免民选的政客们滥用他们手中的货币权力，应当由一些民选的官员组成另外一个实体，这个组织实体负责决定应当扩大还是缩小总体的货币供应量。梅勒认为，这个经过改革的体系将减少货币总量，降低杠杆，减少金融体系的权力。选民们将获得权力，并且拥有决定如何花钱的权力。在悲观的情境之下，梅勒的理念看起来似乎是违背直觉的：用更民主的方式分配货币是囤积货币的对立面。然而，或许未来的一场危机会导致新社会主义社区的崛起，而这样的社区或许会进行这样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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