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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 [:170372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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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 第三篇 债务、经济发展与资本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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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经济体中，自由市场的信贷创造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害；即便是在不受国际资本流动影响的封闭经济体中，这种危害也同样存在。但是，有效管控信贷创造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显得更为重要，而国际资本流动使管控的复杂性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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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将介绍历史上一些成功的经济发展范例，如韩国和日本。这些国家通过实施金融抑制（即通过信贷指导而不是自由市场来促进快速、有效的资本积累）实现了脱贫致富。然而，同金融市场自由化一样，信贷指导不可能包治百病，甚至在其他一些国家造成了腐败和浪费。我们面临着危险的抉择。中国能否在长达6年的信贷繁荣之后做出正确的选择，将对未来10年的全球金融稳定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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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主要探讨国际债务资本流动为何比国内信贷和资产价格周期更不稳定且更具破坏性。因此，全球金融体系一定程度的割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欧元区，自由市场的信贷创造和资本流动与政治设计缺陷相互作用，导致严重的债务积压，至今难以摆脱。如果欧元区不能达成共识，通过根本性改革来推动名义需求增长，那么解体将在所难免；相较于长期缓慢增长和通货紧缩，解体可能是较优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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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 第八章 债务和发展：金融抑制的功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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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如果没有银行信贷增加所形成的“强制性储蓄”，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在过去100年中取得如此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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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货币、资本和经济波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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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鲜有案例支持以放松金融和自由化来发掘迅速获利的机会。最好将金融体系置于严格的管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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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史塔威尔，《亚洲模式：全球最具活力地区的成败教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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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一个主题是过量债务产生的危险。如超出一定限度，杠杆率上升将使经济更加脆弱。但债务同样具有积极作用。假如没有债务合约，工业革命不可能发生。债务合约较强的确定性，有利于将那些不愿以股权融资形式进行投资的资本动员起来。不过，能够发挥如此关键作用的不只有债务合约，还有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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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不仅为存量储蓄提供中介融通，还能够创造信贷、货币和购买力。因此，银行创造出的购买力配置到哪些人手中是非常重要的。在发达经济体中，多数购买力背离了金融服务为资本投资提供融资的传统职能。但为投资活动融资显然是信贷的一种可能用途。因此，可通过银行信贷指导，使经济中的需求相对集中于投资而非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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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银行信贷创造支持投资扩张是最成功的后发国家取得快速经济增长的核心，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以及过去30年的中国。此外，这些国家的经济成功还有赖于有意识地抑制自由金融市场。无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还是过去30年的中国，银行信贷创造的数量及配置都没有完全交给自由市场力量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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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银行信贷指导不可能包治百病，甚至在其他一些国家（如菲律宾）酿成灾难。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东亚国家推行的银行信贷市场自由化同样以灾难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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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章将探讨信贷创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分析一些东亚国家最成功的案例。这些案例的故事表明，行政指令或自由市场力量都无法确保最优的信贷数量及配置，我们面临着危险的抉择。这些案例还表明，通过信贷支持投资扩张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需要在一定阶段改变这一模式，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型。但转型道路异常艰辛，应避免完全崇尚自由市场的发展路径。中国能否成功应对经济转型的挑战，将是未来10年全球金融稳定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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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常规，成功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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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1950年，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呈现明显分化。工业革命结束了全球经济近乎零的缓慢增长状态，开创了全新的时代——主要工业国家的人均收入以每年1.5%—2%的速度增长；每30—50年生活水平便会翻番。变革肇始于英国，而后拓展到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及其海外殖民地，尤其是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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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伊始，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增长仍旧缓慢，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领先国家。19世纪20年代，世界最富裕与最贫困地区的生活水平差异不超过3∶1；而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生活水平比亚洲（除日本外）高15倍，超过非洲的10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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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半个世纪中，后发国家呈大举赶超之势，其赶超速度远远高于19世纪。19世纪晚期，德国的生活水平成功赶超英国；当时德国人均收入增速为1.9%，而英国为1.4%。到“二战”结束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加速趋同。20世纪50—70年代，西欧国家人均收入增长3%—6%，逐步赶超美国的生产率水平；同期，巴西人均收入增长达5%以上，日本、韩国则高达7%左右；中国过去30年连续保持每年7.5%的人均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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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国家快速实现赶超的原因显而易见。当今世界，新技术可在全球范围内复制传播；国际资本流动可填补国内储蓄缺口；发达国家进口需求旺盛，有力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这种有利的外部环境使后发国家实现飞跃式经济增长，增速远快于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已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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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成功实现赶超似乎是必然趋势。但事实不免使人惊诧：仅有极少数国家成功赶超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过去40年间，多数拉美国家的生活水平长期停滞在美国的20%—30%左右。1950—2000年，多数非洲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此后虽有明显的复苏迹象，但基础水平已远远落后。许多东亚国家（如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虽在个别历史时期实现了快速增长，如今经济水平还不到西欧国家的25%。印度经济确实有所增长，但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仍仅为西方国家的6%，而1950年也为6%。中国经济增长成绩斐然，但人均收入需要增加4倍才能赶超发达国家的水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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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以来，彻底扭转落后状态、成功实现赶超的国家屈指可数。其中包括一些人口稀少、资源丰富的国家，如卡塔尔、阿布扎比；还包括人口极少的“城邦”，如中国香港、新加坡，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经验对人口众多的大经济体的借鉴意义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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