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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及行为：“聪明、好看和精力充沛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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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可见，在把海关转变成一个现代集权的行政组织的过程中，规则、条例、程序和账目起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同样关键的因素是，赫德没有让冒险家和追逐名利的投机分子来作为海关的职员主力，而是倚重那些乐于为海关奉献生命的职员。海关初期的人员是由李泰国和费士来从欧洲挑选来的。赫德最初是借由提供更高的薪水以及更多的机会，从驻北京的各公使馆和各地的领事馆中挖人。[110]在1864年的一份备忘录中，赫德承认“几乎很少有人来到新职位上知道要做什么，他们对职务只有大致上的概念”。[111]很少有人知道海关在做什么，而那些知道的人，却“无法摆脱他们过去所习惯的官僚束缚”。不仅中国开放了港口，日本也是，这意味着领事机构和商业公司都在大肆招聘。如赫德所写，海关只能“凑合着招聘那些无论是从社会地位还是受教育情况来说，都对海关的地位和效率不利的人”。[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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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赫德创立了一套新的招聘程序。这个招聘程序旨在为海关招录——若套用赫德内弟裴式楷（Robert Bredon）曾经对一位应聘者所下的评语：“聪明、好看和精力充沛的年轻人。”[113]赫德在1874年任命那位曾大幅修改过海关会计制度的金登干为无任所税务司，让他掌管海关总税务司署驻伦敦办事处。[114]金登干取代了原来的兼职采购代理人巴切勒（H.C.Batchelor），负责海关在英国的采购，充当了海关在英帝国政治中心的情报窃听人员，管理招聘事宜，并照顾赫德的“受监护的未成年人”，即他的中国孩子。[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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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想招录有着良好教育、长得像样的、在商埠的社交圈中看起来体面的、可以展现出维多利亚时代男子气概的年轻人。就在金登干正式掌管驻伦敦办事处的这一年，为了招聘欧洲人到内班来，赫德设计了一套正好可以反映上述条件的征选制度。首先由赫德提名候选人，然后在录取之前，再由金登干对他们进行一次资格性或竞争性考试。候选人必须要受过“良好的中等教育”，这表示法国人要有学士学位，德国人要经过大学预科的学习，“对英国人，即使没有大学学位、牛津或者剑桥的高等教育证书等，那也必须要通过一流公立学校的最高年级课程。”[116]正如李嘉铃（Catherine Ladds）所述，海关以学术成绩、健康状况、性格、社交能力以及字体工整和算术能力等，来综合评估求职者。[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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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关于在伦敦考试的记录，证实了李嘉铃的观点，即海关对性格特征的重视如同对于学术成绩的注重一样。[118]在1887年，金登干告诉一位落选者的父亲：“考试是相当具有竞争性的，要衡量成绩、外貌和其他特质，例如体质强壮、彬彬有礼、绅士风度、能圆融地处理争议、脾气、判断力等等，这些和考试成绩都被并重考虑。”[119]金登干继续说：“举例来说，如果一位候选者或多或少在骑马、射箭、游泳、划船、打板球、跳舞、唱歌等方面表现优秀，即便他在学习成绩方面不如那些有意培养男子气概的运动或素养的人”，他也更容易被录用。好的教育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但卓越的学科成绩并不是。[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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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7年的一份备忘录中，金登干向赫德如此解释伦敦考试的程序：首先，海关的外科医生麦克雷（Dr.S.Macrae）对候选者做身体检查。接着，他们将会进行指定科目及选择性科目的测试，包括拉丁文、希腊文、英语、数学、政治经济学及国际法等。[121]接着，金登干会趁着与应试者在伦敦的茅屋俱乐部（Thatched Hut Club）一起午餐的机会，对他们做一个 “整体的前瞻性和适合性”的评估。所有项目的分数都会被打出来，于是就有了成绩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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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司”一词，在海关既是一个等级，也是一种职务。最初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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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是负责掌管一个关区，随着海关的发展逐渐演变出一个新的习惯，即虽然有些职员还没有掌管某个海关，但也可以把他们提拔到税务司这个职位。在后面必要的地方，我会对哪些是掌管地方海关的税务司加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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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关的招录中，国际化是一项指导原则而非绝对原则。曾经担任英国驻清公使的卜鲁斯曾坚持海关应该是个国际化的机构。他说：“为了中国政府的利益，并且为了安抚不同的贸易来往国并给他们信心，我认为海关越混杂，越少给只代表某一国的人来做独占式领导，它就会运行得更顺畅，更令人满意。没有人比我向李泰国更加强调这一点了。”[122]卜鲁斯是想避免“国与国之间的嫉妒”。[123]赫德同意此观点，他在1867年写道：海关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国家党派之争，或者做出任何会导致公众或个人认为中国政府的外籍雇员不适当地期望增进某一个国家的利益，或反对或妨碍了其他国家利益的行动”。[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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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份出版的内班人员名录中，包括57名英国人，14名法国人，11名德国人，6名美国人；较小的欧洲国家，譬如挪威和瑞士也有1到2人。[125]但是因为赫德众所周知地偏爱爱尔兰人、他的家庭成员以及中国沿海家庭，所以减损了用人国际化的原则。对这里面的某些人来说，海关是他们的首选，因为海关可以为他们提供稳定且有声望的职业生涯。然而其他人之所以选择海关，可能是因为他们从大学辍学，或者是没有被更有声望的公家单位录用。[126]接下来，我将检视金登干和他的继任者在从1887年起到1926年停止招录外国人为止，对参加伦敦考试的候选人所做出的评价，并将从这些评价中进一步阐明我的上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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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悌（O. G. Ready）在1887年参加金登干设下的考试，他得到的“总分最高，并且是剑桥大学的学士，历史和法学获得优等成绩”。他的一个缺点是“写字不加标点符号”，但金登干认为，“这只是在大学里的习惯，在工作的要求下就会渐渐改掉。”烈悌在1887年被招录，但他的表现不如预期，最后也没有升到税务司，仅止步于二等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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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在1929至1943年间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他是海关里北爱尔兰圈子的贵族之一，是赫德妹妹的儿子。金登干写道：“梅乐和以不错的成绩通过了指定科目的考试，拼写没有错误，也没有赘字。他写字很好，卷面整洁。”[127]他在一篇关于拿破仑的文章中“表达得很好”，他的英语写作也“值得称赞”。金登干还补充说，梅乐和“对绘画有着天生的兴趣”。梅乐和父亲的处境并不如意，赫德切断了与他的所有联系。这是赫德照顾其家族成员的例子之一，通过金登干来确保被录用的那些人不会对海关的声誉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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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男子气概是录取职员的一个特点。1896年，金登干对法国人葛尼尔（R.C.Guernier）评价道：“在他这个年纪的同龄人中，他显得又高又壮。”他有着“好看的面容以及合适的举止”，“他在大多数科目中都表现得很好，尤其是在对哲学的思考上 他不缺乏男子汉的爱好——会踢足球而且喜欢跳舞。”[128]他后来成为了税务司，并且在20世纪20年代掌管过津海关和金陵关，但在任满退休之前，因病于1927年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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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nox-Simpsons是一个重要的“中国”家庭，其中的一位家庭成员名叫辛博森（Bertram Lennox-Simpson）。辛博森在他的《庚子使馆被围记》（译者注：此书有时也被翻译为《有欠谨慎的北京来信》）一书中，把在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包括海关职员，描述得栩栩如生，因而成名。他的父亲辛盛（C. Lennox-Simpson），曾是李泰国的一名雇员，在1861年进入海关，花17年时间升到了税务司的职位。他的几个孩子也申请要进入海关。对于辛格（Clara Lennox-Simpson，辛盛的儿子之一，后来被录取），金登干写道：“曾在布雷顿学院读书”，但麦克雷医生不能证明辛格先生的“视力很好”。“除了数学以外，他在所有指定科目上的表现都不好。在自选科目中，对法语和德语，他仅仅会口语上的一些皮毛，没有任何深入的了解。”[129]然而金登干对辛博森的评价则很高：“他反应很快且聪明，举止镇定，见多识广。他在学校打板球和踢足球，同时还是一个著名的游泳选手。”[130]辛博森于1901年离开海关，但继续留在中国，成为了“典型的在通商口岸到处打零工的文人，发发评论，写写小说，四处拜托报纸的工作 在1911至1914年间担任了《每日电讯报》驻北京的记者”。[131]年中原大战期间，辛博森做出了一个很坏的选择：他代表南京政府的敌方阵营夺取了津海关的控制权，这件事在第六章再做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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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克森（Jan Willem Helenus Ferguson）于1898年参加了考试，当时年仅17岁。他毕业于荷兰瓦赫宁恩镇的一所可能还是一流的公立学校。该校除了教授体育课程之外，还教授荷兰教育体系中等同技术与科学的课程。金登干认为他很“聪明”，而且“身材壮硕，个性有点生疏，不过他的举止还蛮合宜的”。费克森出生于香港，父亲是荷兰法学家，并在1872到1895年间担任驻清公使。费克森在海关有过辉煌的职业生涯，曾于1922至1924年间担任过造册处税务司，还担任过江汉关和粤海关的税务司。他著有《荷兰人在华法律地位》一书，并于1925年出版。[132]他的哥哥费妥玛（Thomas Tapley Helenus Ferguson）出生在印尼，也和他一样成功，担任过稽查账目税务司，负责过黄浦江、闽江的水利工程以及穿过天津大沽坝的水道疏浚工作。他出版了一些书籍和文章，包括《在华十年》[133]、《关于汉语研究的进一步评论》[134]、《中国的现代问题》[135]和《学庸两论集锦》[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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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ly一家是另外一个海关大家庭。父亲周礼（H.B.Joly），翻译过《红楼梦》曾在英国领事馆工作。儿子周理（Percy B.Joly）出生在广州，另一个儿子周骊（Cecil H.B.Joly）出生在澳门。赫承先（Bruce Hart，赫德的儿子，后来继任金登干的职位）记得周理曾经在1909年说过，他以前学过粤语和韩语，虽然已经把它们全都忘光了。他在曲阜上过教会学校。赫承先注意到周理会打英式橄榄球和板球，但对他的为人“不知如何评断，他有些紧张但不害羞，有好的外表和举止”。与周理相较之下，赫承先对周骊的评价更为正面。在对周骊进行测试之后，赫承先在1912年记录：他的“字体很好，算术科成绩很好。他的写作表达清楚，而且摘要也写得不错。地理、历史和常识等科都很优秀”。他已经开始学习中文了，会打英式橄榄球，还有着“得体的举止”。在负责了一系列口岸海关后，周骊在1942年短暂地担任了代理总税务司。相对的，周理的职业生涯虽然没有那么辉煌，但也当上了税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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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安德森（James O’Gorman Anderson）在1914年是由当时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庆丕（Paul King）的一位名叫查禄德（A.S.H.Caruthers）的助手考试的。詹姆斯·安德森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父亲，他们两位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学者，本尼迪克特因著有《想象的共同体》一书而闻名，佩里则著有《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一书，并担任《新左派评论》的主编。在评鉴詹姆斯·安德森时，查禄德写道：“在社交方面他十分适合。他的叔叔是香港的总司令。他的父亲是陆军工兵的准将。”詹姆斯的第一任妻子是小说家斯特拉·本森（Stella Benson），她喜欢叫他“西莫斯”（Sheamus）。安德森曾在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念书，后来去了剑桥的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并获得了古典学奖学金。但一年后他又离开了学校。当查禄德问他原因时，他十分坦白地回答：“因为我的花费和铺张浪费。”切尔滕纳姆的校长曾用“意志坚定且有决心，固执但有执行纪律以及领导的特质”等评语来描述他。他的考试表现给查禄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他“远远超过了平均水平”。查禄德也觉得“跟他交流很愉快，只不过他的样貌因为单片眼镜而显得有点呆笨。查普莱医生（Dr. Chaplain）建议他要用普通的眼镜”，但他后来并没有照做。[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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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借由控制人事任命来博得具有影响力的人的善意。当美国觉得他们在海关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时，赫德在1864年写信给美国公使蒲安臣，希望他能帮忙推荐几位美国人。他写道：“如果您能帮我从美国招聘三个年轻人，年纪在18至22岁之间，受过大学教育，我将非常感激。我所要的人至少有一般良好的才能，好的社会地位，并有勤奋的习惯。”[138]这个请托的结果，便是招聘到哈佛大学的杜德维；纽约联合学院的廷得尔（E.C.Taintor），他被任命为第一任造册处税务司；以及耶鲁大学的吴得禄（F.E.Woodruff）。他们在海关都有好的职业生涯，最后全部做到税务司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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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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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通过人事及晋升系统来强化他们所喜欢的态度。对赫德来说，对汉语的熟练掌握是非常重要的，但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正如他在1869年第25号海关总税务司通令中所写的，有些人认为他“夸大了汉语知识的重要性，因此其他资格条件就没有得到适当的重视”。[139]赫德对此指控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部门的雇员，当然应该要会讲该国的语言。他说，海关监督曾经抱怨税务司不懂汉语。一个税务司能否会操汉语对他在当地海关建立其自身的威信相当重要，因为华员就会去和那些会讲汉语的税务司直接沟通。汉语也可以增加海关生存的机会，赫德写道：“要全部人都会汉语是为了确保海关的继续存在而考虑的，因为这么做的话有望展现其自身的价值，并获得中国官员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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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内班招聘来的人员都被要求学习汉语，并会举行有关汉语学习进度的专门考试。他们的晋升与否，取决于是否成功通过考试。赫德在1869年6月警告那些“在海关工作三年或以上，但仍没有通过威妥玛口语系列考试的人，很可能会被免职”。[140] 此外，要是“没有令人满意地通过各种考试，或者在没有译员帮助的情况下，本身的汉语水平不足以处理特别突发的海关事务的人”，也不能成为税务司。[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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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升上，赫德平衡了资历（即工作的年资）、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国籍等因素。税务司和帮办们倾向于在晋升中只考虑资历，但是赫德不同意，因为海关必须得向清政府证明它的价值，并且还要“以十足的国际化来向列强推荐自己”。因此，能力和国籍都会被考虑。[142]但是赫德也试着调和职员们的愿望。当他在1869年制订《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时，他说：“帮办会依据资历来晋升”，但是“每第五个缺会由总税务司的挑选来填补”。对税务司的任命，仍然只是属于总税务司的特权。[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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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章程》也详细规定了某些具体行为标准。凡酗酒滋事、不廉、暴力，包括粗暴对待中国人，“无论造事者的级别为何，他会承担被开除的后果。”[144]《章程》也列举了以下各项违规行为：“懒散、不守时、疏忽、无能、好生口角、不服从、无故缺勤、泄露公务、涉民事或刑事起诉、渎职、侵吞挪用、受贿、欺诈、经商、酗酒及严重道德败坏。”[145]如果有人被举发违反规定，就会成立一个调查小组来对事实进行调查和提出相关建议。总税务司将做出处罚的判定，处罚轻重从训斥、停职到降级、辞退不等。[146]《章程》还明确规定，任何海关关员不能因为“提供职务上的服务而直接或间接地收取任何费用、赏金、礼物、酬金或其他形式的报酬”。[147]他们也不能“以商人、店主、中介或其他类型的代理人的身份从事贸易运输”。[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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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为了加强水平和提高声誉，海关从19世纪70年代早期便实施了招聘制度，这个做法对海关的重要性，就如同引入严格的审计制度、创立船钞部以及确立清晰的权威等级制度一样。当海关的第一个口岸据点在19世纪50年代的上海创设时，它的外籍雇员曾被当作社会弃儿来看待。通过直接从欧洲招募员工，海关能够确保聘用到有着良好教育、有能力而且可信赖的年轻人，并且在通商口岸不会受到蔑视。海关招录的一个非常显眼的特质就是它把重点放在了绅士的价值观和能力上。赫德不想让自己的英国孩子去上所谓的公学（public school），比如伊顿公学、哈罗公学和拉格比公学，他称这些学校为“怪物地方”，可能因为觉得它们太过军事主义，而且管教的方法过于激烈，也可能因为它们反复给学生灌输优越感，而这和将来到中国海关做事便会格格不入。[149]赫德不要横行霸道之人，他要的是受过教育的绅士，能够在上流社会举手投足合宜，并且参与他们的活动。一个人要能够举止庄重和保持尊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参与通商口岸的生活，包括社团和体育活动；此外他也可以通过体格和举止风度来获得别人的尊重。如果说招募的程序是让海关能够招到某种特定类型的年轻人的话，它的人事制度则要形塑这些职员来达到海关所要求的态度和标准，包括值得信赖、守时、正直、认真、有男子气概和公平。这些价值不止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绅士般可敬的概念，同时也被基督教义中的服务、奉献与节制思想所影响。如果说在这时期建立的其他很多官僚机构，包括那些为殖民政府所建立的部门，都有这些共同特点的话，那么海关的特殊性就在于强调学习汉语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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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是所有的内班人员都擅长中文，或者相信它的实用性。文林士（C.A.S.Williams）于1903至1935年间在海关工作，著有《中国的符号学解和艺术动机》一书，还曾担任过税务专门学校的副校长。[150]他记得在汉口时，他看到了江汉关俱乐部里的一份名为拉特（The Rattle）的内部出版物。这份讽刺刊物登载了一封标题为“给四等帮办后班”的信。四等帮办后班（Fourth Assistant B）是外籍年轻人初入海关内班时一致的等级。文林士在回忆录中引用了这封信，信中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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