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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第四章 债券市场的兴起：海关成为收债者，1895-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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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曾想象如有来生，我希望转世成总统、教皇，或者是一位打击率零点四的棒球打击手。但我现在希望成为债券市场，因为那样可以恫吓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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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1994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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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往不习惯把债券市场和中国近代史连在一起。清朝异于欧洲国家，如同它之前的历代王朝，并不依赖公共借债。因为公共借债违反了清朝基本大法的原则。 所谓的“财政——军事循环”在欧洲现代国家的构建中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若企图在中国历史中寻找这个元素，将会徒劳无益。[2]但就在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索要两亿海关两的赔款后，债务市场在中国首次变得十分重要。清政府无法从现有的税收中获得足够的经费，所以只得向国际银行财团申请了三笔大的贷款。这些银行财团以发行债券来集结必要资本。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更是导致一笔更大的4.5亿海关两的赔款，它也是通过债券来融资的。中国这次是向8个入侵国家申请了一笔单一公债，这8个国家声称入侵中国是为了保护文明。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 因为各省停止向北京政府汇缴税款，所以取代了清朝的中华民国只得再一次向外国债主借贷。于是国际银行财团在1913年签署了一笔2500万的善后大借款，这也是通过发行公债来融资的。由于决定未来中国是否可以继续贷款的基础在于它是否可以维持在国际债务市场上的信誉，所以如何按时支付国外债务以保证信誉便成为历届民国政府关切的主要问题，并且对中华民国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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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借贷，就需要担保。由于海关提供了关于其自身的详细和公开的信息，也由于它被外界信任，所以清朝拿海关税收来做担保。除了海关之外，清政府并没有太多其他的资源可用作担保。然而伴随着每一轮财政的吃紧，中国却对海关及其税收越来越失去了控制。首先是《马关条约》的赔款，然后是庚子赔款，最后是善后大借款，这些都被纳入海关税收里需扣除的必要支出。随着中国财政危机的加深，贷款附加的条件也越来越苛刻。在为日本赔款所申请的贷款中，附带了中国政府必须保证海关组织在贷款期间维持不变的条件。又因为中国的借款超过了海关的预期税收，所以不得不把其他税收资源的行政控制权也转交给海关，其中包括了盈利最大的厘金、盐务稽核所，以及邻近条约口岸50里内的常关。西方列强也利用中国的财政困窘来榨取他们在中国修铁路和采矿的合法权，有时很直接地以这些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但更多的时候是间接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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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因为海关在这时候开始直接控制海关税收，它驱走了海关监督。在此之前，尽管海关税收为贷款提供了担保，但支付贷款的资金事实上来自其他渠道，并且无人对此提出质疑。但在清王朝轰然倒塌时，这就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可行的程序了。在新的总税务司安格联的带领下，外交官、银行家和海关共同合作，以确保海关税款能安稳地掌握在海关手里，这样才能保证偿还贷款及其利息。这一变化导致海关不再变成赫德想要的模式，即一个为中国服务的现代性行政机构的核心；它反而成为了一个为外国债券持有者收债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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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海关转变成一个收债代理人，遂使它成为了一个典型的“非正式帝国”（infomal empire）机构。[3]假如以奥斯曼帝国和埃及为例，他们的债权人就不得不安插一个强制执行收债的机构，在中国却不必如此，海关本身就是现成的执行者。这一发展反映了彼得·凯恩（Peter Cain）和霍普金斯（Antony Hopkins）所指出的一股在英国兴起的所谓“绅士资本主义”潮流。“绅士资本主义”是随着英国南部绅士精英的出现而兴起的，他们通常在贵族式的独立学校接受教育，通过财政手段来维持英国的绝对优势，并且把引援军事力量视为最后迫不得已的手段，以确保其他国家履行他们的债务责任。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对1911年的辛亥革命有个著名的描述，他说这个革命是“政治上的进步”，但也是“社会上的退化”。[4]依照他的观点，这场革命的进步层面在于它结束了清朝以及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但造成的社会退化则体现在中国的精英们通过控制当地政府及代议机构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我认为我们必须把周锡瑞的这个看法与海关及其税收在这时期的情况相互参照，才有意义。因为海关的疏离，使得那个从革命中产生的中国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共和国，而更像是列强的一个附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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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之前对中国借贷市场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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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外国及其银行愿意给中国提供大规模的贷款呢？首先他们要能相信他们的投资可以获得相当的回报。而这份信心是建立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后，对中国的贷款已经发展出获利模式的基础之上，并且，海关的涉入也说明了早期的贷款都是建立在充足的担保之上。此后经过数十年，伦敦出现了一个小型但稳定的对中国贷款市场。要是没有它，就不能流通贷款以支付对日本的战争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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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外交官员、改革家和诗人等多重身份的黄遵宪，在1887年曾经这样评论：“泰西诸国，莫不有国债。时人或认为泰西各国穷兵黩武，是因为府库充裕；当发现泰西各国都有巨额债务时，又认为其府库空虚，不可持久。”[5]在解释这个说法为什么不正确时，黄遵宪指出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欧洲政府会预算他们的活动需要多少钱，然后在现有税收无法满足的情况之下，凭借发行债券来进行必要的融资。相比之下，清朝则控制其支出，让它保持在租税收入和储备的允许范围之内。黄遵宪继续说明，基于“在位者不能与民争利”的传统儒家教义，要清政府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向公众借款是个不可能的选项。[6]黄遵宪写道，在中国历朝政治中，一个王朝如果债台高筑，便象征着恶劣的统治及其穷途末路。向公众借款这一方式，不在清朝财政运作的手段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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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早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清朝的财政已经恶化了。之后，清朝也无法把田赋的征收恢复到和过去完全一样的程度。[7]每年的田赋收入平均约在1400万到2200万库平两之间，而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曾一度超过3000万库平两。[8]虽然厘金、海关关税和捐官等都带来了新的财源，但绝大部分的厘金脱离了中央的控制，而且很大一部分的厘金和海关关税都被截留在当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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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省级官员大多是以私人或非正式的名义向外国商人进行短期借贷。外国商人一方面被高额利息吸引，一方面又不放心，所以在借款的同时要求海关税务司应该背签清政府官员的期票，[10]这样一来税务司就被卷入其中。然而当1867年左宗棠为平定阿古柏叛乱而要筹集100万库平两的借款时，这种借贷模式发生了一个大的改变。这笔借款原本需要由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汉关和江海关的税收来担保，[11]但江海关税务司费士来以他会承担个人责任为由，拒绝会签该债券。[12]赫德因此设计出了一个程序，让这笔贷款变成一笔清政府的债务：他坚持省级官员提出的贷款必须得到皇帝诏令的批准，然后由总理衙门发放通知，省级官员收到通知后接着命令相关的税务司背签债券。如果能照此程序进行，赫德写道，贷款将会成为“一项正式的政府债务”。[13]即便如此，税务司仍会签上“无追索权”。[14]这意味着他们担保此项贷款已遵循正当的程序，而税务司个人不会为此担负责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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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清朝使用这一程序向国外借了大约1600万英镑。正如景复朗（Frank King）所认为的，汇丰银行在英国非常有效率地营造出一个对中国的贷款市场。这个市场在1895年前掌握了清政府75%的外国借债。[16]作为一家跨国银行，汇丰银行的总部设在香港，在中国各条约口岸都有分行，并在伦敦和北京设有办事处。它成为了以白银为主导的中国经济体和以黄金为基础的伦敦金融市场之间的接口。在中国，它通过中国买办与政府官员打交道。它接受中国人的金融习惯，包括一笔贷款必须以全额支付，而不是经过折价支付。同时也仿照伦敦金融城的很多习惯，例如印制贷款广告小册子，让海关税务司在债券上签字，并在债券上特别加上一段海关背书的声明。如果现金流转导致了短期的资金流动问题，那么汇丰银行会先支付红利和息票。它也会在债券价格下跌时，例如当投机客大量抛售时，先行买进。汇丰银行还刻意安排由英国使馆来传递清朝皇帝批准贷款的谕旨，以暗示他们拥有英国政府的支持，即使事实并非如此。[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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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设计的批准流程的确导致了一些贷款被拒，例如在1877年，上海、福建、云南和湖北的官员试图筹集650万库平两的贷款，赫德告禀总理衙门，其中写道：“一位徐姓官员正在上海运作一个以海关税收为偿、为期11年250万两的贷款。”[18]总理衙门随后询问了省级官员，然后指示赫德告知相关的税务司：“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绝对不能协助徐官员来安排这个贷款。”赫德提出的程序显然可以让北京对省级官员的借贷施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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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反复强调，一个得到皇帝谕旨批准的贷款就是国家贷款，因此汇丰银行实在不需要如此包装那些债券。[19]但是伦敦的投资者除非有海关做担保，特别是赫德牵涉其中，否则不愿意解开他们的钱袋。正如伦道尔提到关于贷款的提议时所说的：“赫德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担保。”[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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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几十年里，海关以及汇丰银行使一个对中国贷款的小型市场在英国诞生。赫德设计了一套程序以预防省级官员未经总理衙门批准而私自立约贷款。通过这个程序也确保了贷款的额度以及偿还期限。汇丰银行利用它们的专业性而在伦敦管理债券发行。海关和汇丰银行蒸蒸日上的信誉以及良好准时的还贷记录，使得清政府有足够的信用在中日甲午战争后获得了更多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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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赔款、清政府内债的失败、租借地的瓜分和门户开放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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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索2亿海关两的赔偿，要求清朝在三年内分8次付清。对于尚未付清的赔偿款则收取5%的利息。[21]此外，中国还得另支付日本3000万海关两，因为俄、法、德三国联合，强迫日本归还了辽东半岛。在赔款尚未付清前，日本得以占领位于山东沿海的威海卫港作为赔款的保证，中国还需为此每年支付日本50万海关两作为占领期间的费用支出。当时，清政府的国库税收仅为8800万海关两，[22]以这样的收入根本无法支付这些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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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曾两度尝试在国内募集资金，第一次的规模较小，获得了成功；但第二次因扩大集资规模而失败了，这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向国际金融市场借债。李文杰曾指出，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还能成功地发行一些国内债券。除了战争期间需要应急之外，清政府求助于国内资源的另一个原因是白银和黄金比价的下跌，这使得之前国债的偿还价格变得比预期更高。一份户部的奏折中说：“伏查近年以来，帑藏偶有不敷，往往息借洋款，多论镑价，折耗实多。因思中华之大，富商巨贾，岂无急公慕义之人？若以息借洋款之法，施诸中国商人，但使诚信允孚，自亦乐于从事。”[23]本来外债看起来是便宜的资金来源，现在却在诉诸国内时变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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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首度发行债券是在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任两广总督时，当时成功地发行了价值300万库平两的债券。这些债券以海关税收和同样由海关征收的洋药厘金为担保，并由粤海关监督和税务司共同签字，他们两人同时掌控利息和本金的支付。[24]江苏和浙江两省也同样售出了数量可观的债券。[25]一开始，债券价格是下跌的，因为没有人相信清政府会偿还，然而当债券实际兑现时，它们的价值便回升了。赫德评论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假如债券的发行人可以得到债券持有者的信任，那么中国就不需要向外国借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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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债券筹募到的资金还不足500万海关两，远远不够偿付对日赔款。赫德预计清政府还得向外国筹资。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赫德已经通过汇丰银行安排了两笔紧急贷款：一次是在1894年，清政府以7%的利息，借贷1000万库平两银；另一次是在1895年，清政府以6%的利息借贷300万英镑金。[27]由于赫德认为中国将需要一笔巨大的贷款用于军队遣散、战争赔偿和行政改革，因此他在1895年4月与汇丰银行展开了一项商议。[28]汇丰银行决定聚拢一些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银行，一起筹集资金。[29]然而当时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R.A.Salisbury）基于他所坚持的光荣孤立政策，不愿和欧洲联盟的政治纠缠在一起，因此拒绝给汇丰银行提供官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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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俄国、德国和法国倒是十分愿意。一个由俄国和法国组成的银行财团同意以4%的利息提供约1600万英镑金的借款，这就是所谓的1895年《四厘借款合同》。作为借贷的回报和保证，俄国希望在中国东北及云南拥有租借地。若俄国成功地获得东北的租借权，那么就会在日本和清朝角逐东北亚的竞争中占较大优势。另外，由于云南接壤缅甸，若俄国拥有租借地，则会挑战英国在东南亚的势力。金登干写信禀告赫德，说俄国还提出“中国海关应由欧洲各国共同掌管”。[30]清政府拒绝了这些条件，但是贷款协议明确规定，如果清政府决定将任何一个税源的掌控权转交给某个外国，则俄国有优先拒绝权。[31]到了次年，中国和俄国达成秘密结盟。结盟的内容为：承诺若两国任何一方遭到日本攻击，中俄将互为防卫；俄国获得建筑一条穿越东北的铁路的权利，并使之与西伯利亚铁路连接。铁路沿线的土地将割让给名义上是私人的中东铁路公司。[32]所以在第一轮的租借地划分上，俄国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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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回应则是，坚持当时还算是小银行的汇丰银行必须接受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的协助，并且要加入英德银行财团。德国因被排除在俄法贷款之外，正感到愤愤不平，因此准备与英国合作。事情发展的结果是，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英德两国银行财团中的首席合伙人）在1896年提供了一笔利息为5%的1600万英镑借款。这笔钱以尚未被预支的海关税收为担保，同时，如果这些还不充足，必要时还会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33]贷款合同还规定，在借款还清之前，海关现有的组织运作不得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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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笔对日赔款的偿付期限是1898年。清政府如果能准时付款，则可避免缴纳5%的拖款利息。俄国和英国都觊觎输出这笔贷款，但由于俄国在甲午战争期间支持中国，所以总理衙门最初是属意俄国的。俄国也愿意接受以田赋作为担保，而不是按英国所坚持的须用厘金担保才行。正如赫德所论，对清政府来说，抵押田赋在政治上更为容易，因为 “控制厘金，会损害每个中国官吏的私囊，而田赋则主要对清朝中央政府有影响。因此，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当前宁愿把田赋和将来会造成的一切危险交给俄国人，也不愿把厘金和随之有望的内政改革交给英国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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