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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170375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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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市场吞噬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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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完全理解1911年辛亥革命对海关的影响，那么重申魏尔特在其权威著作《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的征收及支配》中对海关的税收和使用的观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他指出：辛亥革命之前，“海关总税务司对税收没有直接的控制权”，[158] 负责征收关税的是海关监督而非税务司。尽管清朝的贷款和庚子赔款在形式上是由海关税收担保，但清朝不一定把关税都用于此。[159]在庚子赔款一例中，清朝向各个省份规定了份额，然后让各省自行决定要挪用哪个经费来作此用途。[160]因此就上海来说，是上海道而非海关来经手清朝的债务以及庚子赔款的还款事宜。赫德如此评价：“只要没有拖欠 这个程序大概就不会遭到反对。”[161] 但1911年辛亥革命把这一切都改变了。海关从监督那里接管了关税，并把税收送到上海的外国银行以支付中国的债务。海关沦为了赫德一直所极力避免的样子，即一个中国版的埃及公共债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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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8年的一份关于“海关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所扮演角色”的备忘录中，安格联声称各关的税务司们“本能地接管起对海关银行和税收的控制”，意思是说他个人与此事关系不大，[162]但他的这个说法经不起严格检验。因为早在10月14日，革命开始后仅仅第三天，安格联就命令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A.H.Sugden）“想办法将海关税款转入汇丰银行”。[163]九天之后，安格联要求与他联系频繁的税务处会办大臣胡维德把海关税款的控制权转移给他。他认为：“现在到了要保护关税以偿外债的时候了，不要使之沦为革命党的军费。”[164] 到了11月末，眼看1898年英德借款的8万英镑欠款就要跳票了，英国公使朱尔典趁机施压，[165]要求清政府“采取措施来让总税务司掌控全部海关的税款”。[166] 税务处遂发函告知安格联，表明他们同意朱尔典的关于“为了支付外债和庚子赔款，让总税务司掌管全国关税”的建议。在收到此函后，安格联于12月11日发布了第1865号总税务司通令，指示税务司们接收海关税收。[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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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关夺取税款的过程中，炮舰的协助被证明是有效的。11月，朱尔典向格雷汇报说，汉口和长沙的革命党势力曾经试图扣留海关税款，但受“大批外国军舰停泊在长江上”的助益，这股势力已经被制服了。 [168]日本也向武汉派遣了他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旗舰——松岛号。[169]实际上，不论是袁世凯还是革命党，“对于战争都没有多大的胃口”。[170]革命党下定决心，绝不给任何国家一个干预革命的借口；这个决定毫不令人意外，毕竟义和团也不过是十年前的事情而已，令人记忆犹新。苏古敦在10月15日向安格联汇报，说革命党保证维持秩序，并且没有外国人受到攻击。[171]津海关税务司欧森（J.F.Oiesen）在天津起义的前一天就接到一封信，建议他先把市区外头的常关和厘卡的海关外籍职员移到他处，“因为他们不是被攻击的预定目标”。[172]在上海，伍廷芳给税务司墨贤理（H.F.Merrill）写了数封保证信。[173]在广州，孙中山阵营里的佼佼者——陆军中尉胡汉民，此时被任命为广东军政府都督。他发布了一份公告，声明粤海关税务司梅乐和是一位“华官”，肯定了海关在过去所做的良好工作，认为它应该继续运转下去。[174]总之，不管是袁世凯还是革命分子，对海关接管关税都没有提出反对。虽然海关成了民族主义批判的靶子，然而由于人人都清楚它在财政上的重要性，所以各方阵营都想控制它，让它为其所用，而不是破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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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最大的获利者，他也小心翼翼地出牌。他已经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对清朝效忠了。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去世时，袁世凯就被强行卸除了所有官职，一群决心重振满族统治地位的满人接收了所有的权力。此时袁世凯清楚地认识到清政府已经失去了民心的支持，气数已尽，余日无多。正如他在革命爆发时对朱尔典所说的，清朝获得的支持是如此之少，以至于这群满人不得不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300万两白银”，仅仅是为了让将领们能够摆出一个还算像样的军容。[175]但因为袁世凯与新军、官员、外国人和商界精英们的联系非常密切，清政府被迫召回袁世凯，再度任用他。他首先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以让他承担起镇压武汉起义的重任。[176]月1日，当他的军队慢条斯理地展开动作时，他又被任命为新建责任内阁的总理大臣。[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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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有意培养与朱尔典的关系，以寻求英国的支持。因为英国的支持就算不是袁世凯胜出的决定因素，也至关重要。袁世凯和朱尔典都曾在朝鲜任职，两人在那时就认识。他让朱尔典充分了解他为了说服清室退位所做出的努力，频繁到几乎每天都向朱尔典报告。在清室实际退位之前，朱尔典就在1912年1月19日提早告知格雷，说袁世凯“已经被允许在共和政体的基础上继续操作下去”。[178]在这之前，朱尔典于1月10日还告诉格雷，说袁世凯在炸弹袭击中幸存了下来，赞美他在压力下不但沉着冷静，而且还有心思“点了支烟”。[179]在清室退位诏书正式颁布之后，朱尔典于2月17日会晤了袁世凯，袁世凯向他“热诚地感谢英国的支持”。[180]当朱尔典“开玩笑地说他这个老朋友以后再不能见到袁世凯”时，袁世凯回答：“绝不是这样，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任何时候你想来见我时，你会发现我还是那个你认识很久的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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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确实为袁世凯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在革命爆发不久后，清廷曾接触过朱尔典，向他请求一笔紧急贷款。清政府的恳求声称：为了阻止俄国、法国和德国破坏门户开放政策和瓜分中国领土，一个“名义上的满族统治”是有必要的。[181]但英国此时已经不想要清朝继续存在了。朱尔典认为：“承认袁世凯是获得一个稳定政府的唯一希望。”[182]于是英国没有再给清政府任何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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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也需要英国的金援来运作他现在掌管着的政府。辛亥革命是通过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实现的，这就表示各省停止向北京汇缴税款。在革命期间，安格联和汇丰银行的熙礼尔为袁世凯安排了一笔紧急贷款。[183]到1912年2月，汇丰银行就已提早为袁世凯的大借款开始了准备工作。[184]在伦敦，前文提到的汇丰银行负责人艾迪思预估袁世凯需要不少于6000万英镑的贷款。[185]他也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保持中国的完整。他在位于伦敦郊区樱草山昂贵的家中会见了孙中山，但对孙中山并不抱有信心，并建议外交部也不要支持孙中山。[186]艾迪思认为，有必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革命，因此他要袁世凯和孙中山合作，包括要求袁世凯与孙中山分享贷款。[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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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忧虑这场革命会让他们放给中国的贷款增添风险。这些贷款需要中国有一个政府愿意承认它们，并且有能力通过征税予以偿还。另外，汇丰银行也认为中国具备良好的商业前景。事实上，一个投资中国的泡沫已经出现；由海关出版的贸易统计显示，中国的外贸正在兴盛起来。外贸增长是因为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卖掉了铁路建设权和采矿权。一些大型的国际集团，如北京辛迪加财团（Peiking Syndicate）、开滦矿物局（Chinese Engineering and Mining Company）、中英银公司（British & Chinese Corporation）、英商伦敦华中铁路有限公司（Chinese Central Railways）和扬子江流域公司（Yangtze Valley Company）等正在中国投资或伺机炒作机会。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首次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现代工业，因此中国被视为最后一个大型基础建设和城市公用事业的投资机会。这类投资的利润报酬在其他地区很早就被肯定。此外，中国这个国家不被外界认为税赋过重，也不极度负债。[188]艾迪思在12月告诉时任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负责人赫承先，说“金融城并不质疑中国的偿付能力”。[189]自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中国的债券表现一直持续超过印度、日本和俄国，[190]投资者们对中国很有信心，认为中国“还有很多尚未开发的资源”。海关驻伦敦办事处告诉安格联，一般认为这场革命将会产生一个“更好的政府”。[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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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唯有在它能保持不拖欠贷款的情况下，才能持续下去。为达成此目标，安格联、汇丰银行、英国外交部和《泰晤士报》的北京通讯记者莫理循（G.E. Morrison）联合了起来。这一议题也主宰了安格联与赫承先的通讯内容，安格联要求赫承先让他及时知道中国债券在伦敦、柏林和巴黎的交易情况。1911年11月，安格联得知中国债券的价格下降了2到3个百分点，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到了12月，赫承先又给安格联写信说：“所有的中国债券几乎都保持平稳。”[192]莫理循在《泰晤士报》上替中国债券做宣传，例如该报于1911年11月23日刊载：“可以笃定地断言，由海关担保的所有贷款利息都将及时到位和按时支付。”[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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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1895-1911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趋势图 （单位：100万海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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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债券在这段时间只发生过一次危机。在荷兰，有一家由苏格兰人创立的颇负盛名的霍普银行（de Hope Bank），长期在阿姆斯特丹处理中国债券事宜。1912年初，它告知汇丰银行和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称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即将把中国的1895年6厘英德贷款登记为违约债券。[194]得知这个消息后不久，汇丰银行就有了动作。在一份2月12日发出的声明中，汇丰银行宣告各国银行委员会（International Bankers Commission）已经在上海成立，这表示所有海关税款都将会存入外国银行，并且已在上海募集了500万银两以偿还中国债券。[195]这一声明足以消除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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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的这个声明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海关的税款被转入上海的数家外国银行。在第1865号总税务司通令中，安格联命令各关税务司将他们征收的税款转交给上海的墨贤理。墨贤理早在11月19日曾对驻上海的领事们建议，应该把总税务司持有的所有用来偿还外债和赔款的关税账户一并附于汇丰银行之下。不过当领事们把该提议汇报给北京的公使们时，却遭到了否决。因此朱尔典随即提议那些账户应该放在各国银行委员会的名下，并让它来管理庚子赔款的偿还。于是，北京的公使们以罕见的快速在1912年1月3日通过了一个含有八项条款的协议。该协议指定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负责征收海关税款，并且负责把它们以同等份额分别存入上海的汇丰银行、德华银行以及华俄道胜银行内的债务专用账户。各国银行委员会是由所有牵涉中国贷款和庚子赔款的银行组成，而它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决定所有关于求偿优先顺序的问题”。安格联得向委员会报告，然后委员会再向北京的公使团汇报。[196]由此可见，清室退位之前，那些外交官、银行家和海关就已经联合起来确保关税能安全地落入外国人之手了。如果袁世凯想增加他所需要的贷款，除了顺从，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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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那些银行家们确信投资中国有利可图，他们同时也坚决要将风险最小化。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建立了一个银行联盟来进行集体谈判，以阻挡其他人提供比他们所认可的更优惠的条件，并寻求各个政府的支持。汇丰银行和其他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的银行组成了对华国际银行团（China Consortium），它们都被各自的政府所支持。[197]这个银行团阻止了其他想单独与中国私下交易的银行。例如伦敦克利斯浦公司（C. Birch Crisp and Co.）原本在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和莱斯银行的支持下募集了500万英镑，准备以5%的利息贷款给中国；[198]但银行团建议中国政府取消这个合同，中国政府照办了，赔偿给伦敦克利斯浦公司15万英镑。[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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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4月，袁世凯早在一年前就与汇丰银行展开的贷款谈判终于有了结果。对华国际银行团同意给予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一项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这笔款项将被用于偿还袁世凯和孙中山所积累的债务，以及被拖延的庚子赔款，并买断辛亥革命期间各省份所签署的本票，还有承担一些即将到期的应付债款的偿还。我们在这里又一次看到，银行团促使了袁孙两人的合作。这也从某些方面解释了为什么袁世凯会给孙中山以及其他革命者在新政府里安排了一些重要职位。为了偿还这些遗留下来的债务，大约花费了1000万英镑左右，剩下约1100万英镑。其实袁世凯并没有得到全部的2500万英镑，因为该债券以九折出售，银行还要收取6%的手续费和佣金。剩余的1100万英镑被用来遣散军队和维持政府一年的开支。[200]毫不令人惊讶，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善后大借款仅仅是往后更多借款的一个开头。善后大借款和以往一样，规定用所有剩余的关税作为抵押，此外还要抵押盐税，并且要让外国人来管理。债券的招股说明书上宣称，该贷款获得“大英帝国大臣们的认可”。[201]艾迪思果然没有错，投资者们对中国的偿还能力依然很有信心，这个债券的超额认购是实际发行量的四倍。[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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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善后大借款在中国被证明是颗政治炸弹。唐绍仪被任命为袁世凯政府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并且因为这个身份，被无可避免地卷入善后大借款的相关谈判当中。[203]他告诉朱尔典，“宁愿把自己的脑袋炸了，也不愿使自己的国家受到外国侵略”，[204]因此辞职。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之后，唐绍仪被怀疑准备接受傀儡政权首领的任命，故于1938年被国民政府的特务暗杀。朱尔典同样不认为善后大借款是明智之举。在他看来，银行最终还是赌注在一个信念之下，那就是列强们在关键时刻仍然愿意用炮艇外交来取回他们的金钱。他写道：“借钱给中国，是一种温和形式的豪赌，它倚赖于中国广大的自然资源和我们的政治压力及干预。”他还说道：“对我们的继任者而言，收回所有借款将会是一件苦差事。”[205]就连艾迪思也认为善后大借款所附加的条件会使中国难以吞咽。他写道，中国人可能会“不信任并推翻政府”。[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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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迪思有先见之明。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建立了一个有着广泛基础的政府，相当符合艾迪思的设计。孙中山在北京被隆重接待，包括他在内的四位同盟会成员成了内阁成员。然而在1912年末至1913年初的议会选举中，同盟会大胜，所以当善后大借款的附加条件在1913年4月浮出台面后，议会里的同盟会成员威胁要弹劾袁世凯，并呼吁拒绝贷款。当袁世凯拒绝妥协时，善后大借款便成为引发自7月开始的“二次革命”的导火线之一。袁世凯调遣新军来镇压革命。善后大借款依然成立，袁世凯有钱支付军队和接下来一年的政府运转费用。正如银行家们说过的，善后大借款没有被拖欠，中国会支付；只是连带的政治代价也是十分高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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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银行获胜了。但中国并没有光荣地从1911年的革命中蜕变成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反而变成袁世凯一个人的国家，而且袁世凯只能仰赖外国的善意和金援。甲午战争的赔款已经把中国带到由财政行刑者所架好的断头台上，庚子赔款给中国套上了绞刑绳索，而1911年的革命终于把行刑的陷阱之门打开了。海关从它日益重要的财政地位中占到好处，获取了新的职能，包括征收部分厘金、盐税及常关税。海关也深深地涉入中国的财政管理。赫德是欣然接受这个角色的；只是起初部分原因是为了抵抗俄国不断加深的影响力，但后来他也觉得，这会促使清廷去进行某种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改革。在义和团拳乱和少年中国出现之后，赫德又再次支持中国对海关的想法。然而，在安格联的管理下，海关自愿成为中国对外国银行欠款的讨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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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海关最后屈于外债持有者利益的原因很多，包括帝国主义的增强、清朝的虚弱和外国武力的干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赫德的退休和安格联的蹿升。安格联坚持提高财政的功能，他也相信中国为了自身利益，需要像他这样的人充任财务良性运作的严厉导师。这个信念变成其政策的一部分，我们下一章会再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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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总税务司的确很重要，但必须指出，有安格联这样想法的人不止他一个。由他来继任赫德这件事，本身即代表了海关更广的变化趋势：海关里面日益加深的东方情结、对中国的种族歧视和西方优越感。海关的其他高级职员，譬如贺璧理，也一样轻视中国。曾经引发当地暴动的厦门关税务司阿理嗣说，赫德曾经指示要招募更多的中国人，但是从这个做法中他领悟到，“华籍钤子手只可以作为洋员的补充人员 他们只在洋员同事的管理、指导和支持之下，才能具有某种程度的效率”。[207]庆丕在1907到1909年间担任粤海关税务司，他曾遵从赫德1907年关于任用华人的指示，招募了一些中国人。当他于1915年给安格联写信时，他说，自己“对这种初步实验并没有感到担忧”，但是外班洋员的种族歧视让这个举措变得无法实行。因为他们“自然地怀有敌意，并且在其华员同事身上看不到任何优点”。[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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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例外。当广州的革命人士在1911年春天攻打两广总督府时，一直和胡汉民友好的粤海关税务司梅乐和，拒绝配合英国领事杰弥逊（J.W.Jamieson）的要求，而不愿阻止军火走私以及调查所有上岸旅客的真实身份。[209]广州于11月9日被革命军占领后，梅乐和开始违抗总税务司署的命令，并且指示海关舰船停止悬挂清朝龙旗，要外班人员从制服帽子上撕下任何代表清朝的徽章标志。[210]胡汉民被任命为大都督时，梅乐和也向他道贺。[211]而当英国把广州的沙面租界用铁丝网围起来变成堡垒时，梅乐和提出了抗议，说中国人会把这个看作英国有意组织起来袭击广州城的措施。[212]安格联大致上是赞同梅乐和的，但也告诫他“不要忘记，领事们是在暗地里支持你的。”[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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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对甲午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间的海关做了仔细的探讨，显出两个重点：第一，对造成辛亥年间的这场革命而言，短期财务危机的影响力其实和长期的社会、人口及经济问题一样重要，过去的历史学家在这个议题上只关注后者。由于我们目前又一次经历了突然来袭的金融危机及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危害，正如发生在清朝身上的一样，两相比较也许我们就见怪不怪了。第二，国际情况对1911年辛亥革命也是有影响的。大多数中国或其他地方的研究都把视线集中在中国自身的发展上。然而，不仅海关，像汇丰银行那样的金融机构以及诸列强，譬如俄国、英国、日本等，都因为他们自身的利益关系而非常在意辛亥革命的发展。毫不令人惊讶，他们不仅尝试而且成功地影响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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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的题记，摘自“Greenspan’s Rates of Wrath”，《泰晤士报》，1994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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