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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和国民党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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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给国民党出了一道难题。一方面，国民党把恢复关税自主和结束外国人对海关的统治当作他们政治论述中的重要纲领。但另一方面，国民党也知道海关的用处，就如海关对之前政府的贡献一样。重点在于国民党既要如何取得对海关的控制权，但却又不会被视为背叛自己的原则。国民党之所以可以控制海关是因为下列原因：首先，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银行家不愿意继续支持北京政府。其次，易纨士与梅乐和之间产生了接班的竞争，而梅乐和同情国民党人，并有想成为海关最高领导者的雄心。国民党人精细的布局，使得情况看起来像海关自动对新政权投怀送抱，并愿意为新政府效力。国民政府把局操作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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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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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与海关的直接关系可追溯到1919年。该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军政府。由于经费短缺，孙中山遂提出，他有权根据被他控制区域下的海关税收，按比例分享一定的关余。不出意料，安格联对孙中山并没怎么重视。1924年时，他给包罗的信中写道：“真实情况是，他大概患有神经病。”[141]当孙中山在1919年提出他的要求后，安格联与北京政府和外国公使团对此有过讨论。安格联对孙中山的轻蔑却使他认为聪明的做法就是答应给孙中山钱。该年安格联通过汇丰银行的广州支行，给孙中山拨付了210万海关两。[142]不久孙中山的政府垮台，但后来又经过两次重组，每次都重申分享海关税收的要求。[143]安格联发展出一个有用的模式，它不但能提供很大的弹性而且总税务司也可以有空间来三缄其口。这个模式就是海关会与任何“非正规但实际运作的政府合作”，而且在“在不与中国的国际协议抵触的前提下，可遵循它［即非正规的政府］的指示”。[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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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再次成立了自己的政府，但这次是倚赖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通过驻广州的英国总领事连接北京外交公使团的这个渠道，孙中山再次要求索取属于广州的那部分关余。但这次因为国民党与共产主义的扩散有密切的关系，公使们拒绝了。他们声称并没有关余，更何况若是接受孙中山的要求，也会导致在中国东北和其他地区的半自治领导者提出同样要求，并会危及内债基金处。[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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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踵而来的僵局造成了发生在中国水域的最后一次严重的炮舰外交事件。孙中山发出声明，并获得报纸的广泛报道。 他说如果外交公使团不同意他的要求，他或将截留关税，即命令粤海关停止向总税务司署汇款，抑或宣布广州为自由港。12月，孙中山宣称“为求粤省之长保和平与安宁 必使粤海关之收入，今后不解与直系而后可”，这里说的直系是指北洋政府。[146]他补充说，他会将部分税款汇出，以支付广州按比例应分摊的外债，但不会理睬内债。对此，外交公使团做出回应， “任何方面，如有干涉中国海关之事，外交团均不予以容纳”，若上述情事发生，“本外交团即当采取强迫手段”。[147]驻广州的领事们下令停留在广东的九艘炮舰准备采取行动。美国从菲律宾调来援军，其驻华公使也赶到广州以施压并阻止孙中山。[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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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来说，怎么样都是赢家。因为在这个事件中他们要么得到有用的财源，要么因为挺身对抗卑鄙的帝国主义而获得政治资本。当有记者问到如果对方使用了武力，是否会采取反抗？孙中山则戏剧性地回答：“彼力不足与抗，然为四大强国压倒，虽败亦荣。”[149]他的外交部长伍朝枢也频繁地接受新闻访谈，批驳外国代表的态度不顾公理和违反正义原则。 [150]广州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重组的国民党于1924年1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一项点名批判安格联的决议，宣布国民党的目标就是要收回海关税收，只要外国人还掌管着海关，海关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会“危害之大，不可胜言”。[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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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任何一方真的准备要动武。孙中山的广东政府的确非常虚弱，它的资金非常少，军队仅是由几支混杂的地方武装力量拼凑而成。它为筹备战争资金而实施的额外征税，在当地非常不受欢迎。尽管孙中山做了这么多的抗议，但他并没有跟进当初的口头威胁而接管粤海关。[152]至于那些公使，要他们以行动来实践当初所撂下的重话的内容，其几率也微乎其微。日本、苏联和英国彼此之间的相互猜疑，使他们无法形成一致的行动。安格联在1924年4月1日表示他的忧虑，他担心“大国们对中国并不认真”。[153]他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国问题”在将来还会再次成为重要的议题。但中国问题已经不再占据欧洲的政治，没有国家还愿意派遣军队到中国。因此在北京的外国公使们决定就此收手，宣称他们经过再三考虑，认为与中国的国际条约并没有赋予他们干涉关余分配的权力。[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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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使问题升温。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上海租界警察射杀了因日本纺纱厂打死数位中国工人而抗议的示威者。五卅运动迅速席卷了中国，导致了大罢工和市场联合抵制。管理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这时想采取和驻北京公使们一样的强硬手段。它不但拒绝了工部局内部的中国代表所提出的要求，而且还增加了包括以华人为征税对象的税收，并通过立法来禁止政治批评。上海的金融和实业界精英也支持罢工，但有人告诉代理总税务司泽礼（J.W.Stephenson），说这些业界精英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工部局的态度太过顽固，泽礼写道：“中国的银行家其实是一个保守的阶层，他们原本不会如此强烈地支持学生，除非他们有目的地要利用机会来表达他们普遍的愤怒。”[155]有人还警告泽礼，说英国有失去在中国影响地位的危险，除非它做出“友善的姿态，来表现出事情将会按公正的原则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武力展示”。[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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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当九位示威者在沙面租界外围被杀害时，灾难再次重演。国民党组织了联合抵制香港的行动，通过纠察员来做监控，并且特别针对英国的贸易。安格联在这个时候把上文提到过的海关战争英雄“贝泐地狱”派去广州。在那里，他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居然在巡逻沙面时还穿着军装。[157]他依然是支持采取强硬立场，在1926年6月2日说，“若要采取武力干涉的话，时机现在已经来临”。[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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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的做法已经不再符合英国的政策。已经无法单独行动的英国选择了调和而非对抗的政策。在11月，英国外交部建议安格联采取合作的态度：“对国民党当局，不论是在广东还是它的其他管辖地区，若保持友好和愿意帮助的态度，可能会使海关对国民党而言变得相当正面而且不可或缺，进而影响未来的关系。即使这样的合作意味着关税自主，但它早已被许诺而且英国政府也已准备去面对它。”[159]驻广州的英国领事经常和陈友仁会晤。[160]海关后来也被告知，说英国不会再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即使这意味着可能失去海关。[161] 1911年辛亥革命时，安格联曾说过海关最终依赖的是英国在中国的军事力量。若说在那时候的英国仍会愿意为海关而部署皇家海军的话，到北伐时期这种情形已经不太可能。面对这样的局面，安格联不得不另觅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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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附加税和安格联抛弃北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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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财政上的需要让国民党不得不吞下对海关的敌意。他们在1926年6月开始进行统一中国的北伐行动。战争无疑需要花钱，一旦在原来的理念上踌躇犹豫，就会让务实主义趁虚而入。宋子文当时负责掌管国民党的财政，他在1926年报告中宣称已经筹款近8000万元。[162]大约三分之一来自于发行政府公债——押注国民党未来的胜利。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鸦片专卖的暴利。国民党在1926年9月进一步宣布他们将开始征收所谓的内地税。[163]该税率定为所有进口货物税的一半，对奢侈物品的税率更高。因为这是华盛顿会议所定的，因此又有人称它为华盛顿附加税。它的开征需要海关的合作，因为国民政府的税收员必须要先知道海关对商品的估价，然后才可以依此征收额外一半税率。陈友仁向英国领事解释，国民政府对海关“肯定没有干涉的意图”[164]，但咨询是否可以让海关人员与该税的征收员接洽 “以避免任何误解”。国民政府以承诺停止抵制香港来作为吸引海关合作的诱因。[165]双方达成了协议，原本执行抵制香港任务的纠察队员，摇身变成内地税征收员，盗猎者变成了看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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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联害怕酿成灾难，他写道：“完全声明放弃租界地位即条约港制度，会使得英国政府无法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会结束外国人对海关的有效控制，会摧毁最后的信誉而导致成千上万的债权人破产。”[166]但英国不愿意再守护海关和治外法权等外国特权，意味着安格联从1911年辛亥革命起所遵循的政策现在翻船了。早在1922年，当安格联在给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阿其荪（G.F. H.Acheson）的信中就提到，他计划于1925年返回英国，因为“改变正在发生”，而这需要“一位新人”。[167]他已经看清楚事情了。1926年1月，他给阿其荪的继位者包罗写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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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真正的革命到来时，将会是一场中国人民的革命，会使全世界挺起腰板和备受关注。”[168]在1926年12月的一封半官函中，安格联认为，“数十年来看似稳如磐石的基础，现正在土崩瓦解”，因为不但有劳工们“为了严重干扰海关纪律，提出种种要求”，还有外国人的威信已经扫地，再加上海关已成为被各种政治宣传所鼓动出来的排外情绪中的大笑柄。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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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不愿再考虑军事行动，所以尽管安格联感到焦虑并且违背他的直觉，但他不得不与国民党进行局部性的合作，与他们共同征收关税附加税。[170]英国政策的改变无疑是让他决定采取这个行动的重要因素。同时，在宋子文的管理下，国民党对海关也采取了一种缓和的态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他们接受安格联和中国银行家们都相当在意的经理内债基金处。当初在广州，孙中山曾宣布国民党只承认中国的国际债务，但不认可内债。然而，在1926年12月，国民党示意安格联他们将不会否定内债基金处。“具有影响的银行家”告诉安格联：“在我的管理下内债不会被否认。”[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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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个原因，那就是中国的银行家们正在疏远北京政府。早在1926年4月，还在北伐开始之前，上海的银行家们在拜访安格联时就告知他，他们不再愿意向北京政府提供资金。[172]他们接着提出了一个国库基金的想法，认为可以把这个主意与收回利权运动结合起来推动。据安格联来看：“银行家们想要的是对国库加把锁，把钥匙交到我手中，以防止资金落入军阀那里。”[173]当1926年8月安格联在伦敦时，他收到一份由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转送而署名张嘉璈的电报。该电报说：“顾维钧博士已经把一份新的以海关做担保的借款计划转寄给您，我希望您能答复赞成，这样对中央政府和重开海关会议（即关税特别会议）都会有帮助。”[174]易纨士附加了一段话，说：“上文是由财政总长写的，张（嘉璈）被逼签字。”在同年9月，安格联得知张嘉璈仍然继续反对任何新的借款。[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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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中国之后，安格联到上海和武汉去会见国民政府官员。国民政府在宋子文的财政部内设立关务署来落实关税附加税（译者注：1927年6月1日设立关税处，10月20日才改组为关务署）。国民政府还明智地任命了一位有能力处理好与海关关系的署长，这个人就是张福运。张福运于1914年在哈佛大学取得文学学士学位，然后在1917年取得法学学士学位。回到中国后，从1920年到1923年供职于北京政府外交部。他并不是国民党员。宋子文和张福运已决定一项政策，即为了短期内的好处，他们暂不干预中国南方的海关。但因为海关毕竟是“中国信用的支柱”，[176]等到北伐结束后，则要完全掌控海关。他们已告知汉口税务司费克森，他们准备与安格联共事是个既成事实，因此不会除掉他。[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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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国民党成功地钓上安格联，顾维钧遂命令他返回北京。安格联回绝了，声称因“紧急海关事务，需要多停留几天”。[178]安格联同时拒绝从1927年2月1日起，开始在北方实施2.5%的关税附加税。[179] 依据顾维钧的回忆录，他为此召开了内阁会议，并在会上说：“一个公务员的首要义务是服从政府的命令，尤其是作为一位外国人。”[180]内阁随后同意了顾维钧的提议，即开除安格联。[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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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联速返北京以设法撤销他的革职令。[182]为了拖延时间他向顾维钧报告说，因为他所承担的事务都相当复杂，所以不能立即把权力移交给继任者。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向顾维钧强硬施压，海关驻伦敦办事处在伦敦也向媒体做简要说明。[183]然而，顾维钧拒绝屈服。顾维钧的态度很有可能也是因为张作霖的缘故。张作霖这时候担任北方安国军的领导，他因安格联拒绝落实关税附加税而大为光火。[184]为了保留安格联的一些颜面，顾维钧同意安格联不必立即辞职，但必须休假一年——不能待在中国，而是得回英国去。[185]命令生效，安格联只好于2月13日腾出了总税务司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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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过渡措施，易纨士被任命为代理总税务司。如顾维钧所料，这样一来将会使国民党陷入一个法律困境。国民党本来可以接受安格联，因为他们可以把他视为上一个政权的合法任命。但若接受易纨士作为代理总税务司，则意味着他们接受了自己口中所声称的非法政府，甚至讨伐对象的任命。费克森提醒易纨士，说国民政府不会和他直接接触，而是会通过江海关税务司梅乐和来与总税务司署联系。[186]顾维钧对安格联的开除，使海关面临着分裂成两部分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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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纨士与梅乐和的继位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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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联的被革职再度印证，海关的继任危机总是与中国的重要历史转折点一致，例如1911年的辛亥革命。易纨士于1903年在海里布理学院（Haileybury College）毕业后加入中国海关。海里布理学院为东印度公司所建，是个培养管理英国殖民地人才的地方。一战期间，像海关的一些其他英国职员一样，易纨士在比利时服务，指挥中国劳工军团第59连队。[187]他后来负伤，以上尉军衔辞职。重返中国以后，安格联擢升易纨士为副税务司，随后，于1923年任命易纨士为总税务司秘书科副税务司，这个任命想必也出于安格联尊敬那些曾经对战争做过贡献的人而有意为之。易纨士在1924年被派往广州，在沙面事件中再次负伤。此后，安格联任命易纨士为总务科税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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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纨士的继任遭到了梅乐和的反对。梅乐和是赫德妹妹的儿子。梅乐和祖父和外祖父曾经是生意上的伙伴。尽管后来赫德与妹夫绝了交，但他还是把外甥梅乐和纳入羽翼。赫德很早时就提拔梅乐和，委以重任，包括让他在北京的总税务司署历练。梅乐和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担任粤海关税务司，与胡汉民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而且当孙中山访问广州时，梅乐和还给他举办过花园聚会。安格联在1925年任命梅乐和接替赖发洛的江海关税务司一职。安格联没料到的是，这个位子正好让梅乐和可以挑战海关的最高职位。经过安格联严厉地处理了威额忒事件之后，赖发洛自此加入了对海关不满的队列，[188] 他觉得自己被安格联辜负，甚至被羞辱。赖发洛不赞成那种严厉和强硬的态度，而安格联却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五卅运动爆发后，他向安格联建议：“除非迅速平息中国的公众舆论，否则对英国贸易的伤害将是持久性的。”[189] 赖发洛在1927年5月退休后写了一封攻击安格联政策的信，这封信肯定已经知会过梅乐和并且获得他的支持。信上说：“我有义务表达在很多海关职员心中已经存有时日的担忧，这些情绪是被总税务司署的税收政策引起的。”他觉得安格联决定掌管海关税收，并用它来担保北京政府发行的公共债券，不仅“虚耗了当前的海关税收”，还使“未来的海关税收负担了2.42亿元的巨额债务”。他还建议：“赫德的方式是离开银行，金融和税收完全地分配交在海关监督的手上，应该尽快地恢复这个做法。”[190]梅乐和后来就是践行这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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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纨士处在不利的条件之下。国民政府清晰地记得，易纨士在1925年接受英国总领事的建议，关闭了粤海关，违抗孙中山的指令。[191]当易纨士担任代理总税务司之后，他做了两件相当不适于当时氛围的事情，这让他显得拙劣。第一件事是他任命岸本广吉为总务科税务司的人事案，第二件事是他走访沈阳。这不仅代表他对日本的同情，当然这在当时在华的英国侨界中并不少见，况且那个时候日本为了保护其与中国的贸易，也反对增加任何关税。[192]易纨士建议设立一个由条约国代表、国民政府和北京政府组成的“非政治委员会”，让它来监督附加税的征收以及如何按照比例分配。易纨士实际的目的是想让海关变得国际化；然而无论是基于理念或者可行性，国民政府都绝不可能接受这个建议。[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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