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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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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对梅乐和的评价是有分歧的。当写到梅乐和在抗战时期对海关的领导，克立福德（Nicholas Clifford）认为梅乐和已经在处境最困难的情况下做到了最好。[15]在毕可思（Robert Bickers）看来，梅乐和是典型的英国式背信弃义者，他只关心如何保住海关和他自己的声誉。[16]笃定、目的清晰、透明和直率的表达等品德都不是梅乐和的长项，不过他对这些也不以为然。接下来，我将探讨梅乐和所处的地缘政治情境，他在书信往来中所暴露出来的深层目的，以及他对历史项目的资助，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理解梅乐和的动机、政策和行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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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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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来说明20世纪30年代加诸海关身上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国内情况。梅乐和面临的现实状况之一就是英国不再对中国太过执着。英国在1926年决定要顺应中国的民族主义，这不是因为它对国民党有什么额外的尊敬，而是因为英国本身的没落，使它明智地要从作为中国的“仿殖民政府”（Mock Raj）的角色中寻求退场。[17]如果说梅乐和就此不但不能再依赖英方的大力支持，而且还要应付英国国内的中国专家对国民党的敌意。他们中有许多人依然怀念英日同盟的时代，尽管这个关系早在华盛顿条约时就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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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兰德（J.O.P. Bland）就是这类的一位中国通，曾是中国海关官员，并在1894年到1896年间担任过赫德的私人秘书。其后在上海的工部局工作，并为伦敦《泰晤士报》写稿，署名为“我们的通讯记者”。返回英国之后，即成为一名中国专家，撰写清史书籍。他还经常从位于伦敦的“茅屋俱乐部”（之前提到的金登干也是成员之一）给《泰晤士报》源源不断地发信。濮兰德认为，国民党就是个“广东帮派”，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起，中国动荡和内战不止的一个主要祸源”。[18]濮兰德是日本的支持者，他认为：“对今天的局势而言，与日本继续保持友谊的至关重要性，正等同于政界元老们在三十年前签订英日同盟时一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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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赫德，梅乐和这时已经无法利用伦敦办事处来发动对海关的支持。不但英国外交部回避驻伦敦办事处主任，国民政府自然也更喜欢使用他们自己派驻在伦敦的外交官。魏尔特认为海关驻伦敦办事处应该予以撤销，因为没有人重视它，它“被视为比马车轮子间的尘土还不如”。[20]驻伦敦办事处主任的工作就是安排海关人员休假后返回中国的行程，[21]以及出席海关已故高级职员的葬礼。[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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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英国对国民政府的态度有所好转。梅乐和在1934年回国期间，会晤了英国外交部官员，包括外交大臣约翰·西蒙（John Simon）和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23]在梅乐和谈了中国的乡村重建、道路建设、灌溉工程以及社会和公共事业之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的进步”的正面性文章。[24]一场由皇家艺术学院在1935年到1936年间于伦敦伯灵顿宫举办的中国艺术展，吸引了四十余万人参观。中国大使郭泰祺在伦敦成为名人。[25]熊式一的戏剧《王宝钏》（译者注：熊式一当时刻意把“钏”字改为“川”字）轰动了伦敦剧院。[26]由于国民党把南京定为首都，英国驻华使馆于1935年从北京迁到南京，并提高了级别，由公使馆升为大使馆。尽管如此，一股无力感仍旧使英国外交官感到瘫痪麻痹，认为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悄悄地培养中国人的好感，同时不做出任何引起日本反感的事情”。[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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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濮兰德，梅乐和对日本没有任何幻想。1935年，梅乐和就断定日本“显然意在称霸远东”。[28]他之所以会下此结论是因为日本拒绝他的一项关于引水权的提议，即把引水事务完全归还国民政府控制。其实英国当时已经表示同意梅乐和的这项提议，但日本大使有吉明（Akira Ariyoshi）却予以拒绝。对此梅乐和评论到：“日本政府的这个强硬立场仅仅是他们此刻对中国种种霸道态度的又一个事例而已。”[29]他相信，唯有“英国和美国愿意准备联手并正视该议题”，才能使“日本的无理活动 受到检视”。[30]但这是不可能的。此时美国仍然坚定地保持孤立主义，除非美国愿意加入，否则英国不会有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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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局面，梅乐和凭着增加海关对日本的利害程度来对付日本的独断自信。在被任命为总税务司之后，梅乐和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芳泽谦吉（Kenkichi Yoshizawa）有过一连串的会谈。当时的梅乐和已经58岁，如果按照正常程序，将在两年后退休。他告诉芳泽谦吉，他打算推荐一名英国人充当继任者。[31]咨询日本政府之后，芳泽谦吉告诉梅乐和，只要目前海关内最高职位的日本人岸本广吉仍然担任总务科税务司，日本政府将不会反对梅乐和的提议。岸本广吉当初是被易纨士擢拔到这一职位。梅乐和把这个协议化为文字，且把这些对话告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大概是想让英国外交人员知道，他还是心系英国的利益。梅乐和也曾把岸本广吉调离总税务司署一年，以让他有主要口岸税务司的历练。于是岸本广吉被派到大连关担任税务司。一年之后，即1931年，梅乐和信守承诺把岸本广吉调回了总税务司署，让他担任总务科税务司。当梅乐和在1934年回英国时，代理总税务司罗福德（Lancelot Lawford）把岸本广吉调离总税务司署，任命他为津海关税务司。梅乐和回来后，推翻该决定，将罗福德调往青岛。青岛位于日本在中国势力范围的核心，它是个宜人的城市，不过终究不是上海。[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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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期，英国和日本通过在中国的秘密会谈达成了一份协议，梅乐和也参与其中，协议里头包括最终会由岸本广吉继任梅乐和；作为储备，岸本广吉被任命为副总税务司。[33] 1937年初，新上任的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Hughe Knatchbull-Hugessen）显然对亚洲事务知之甚少，他催促梅乐和去找财政部长孔祥熙商量的退休问题，以使交接赶快进行。梅乐和对此回复称：“关于英国和日本晋升岸本广吉以及任命一位英国籍总务科税务司的协定，目前恕无法执行。”[34]国民政府是不会同意岸本广吉担任总税务司的。反过来，如果国民政府任命一名中国人担任总税务司，日本人将会“竭力破坏现有的总署制度”。梅乐和给许阁森写信说明他的政策一直是“通过额外聘任数名日本助理，以让东京保护而非干扰海关”。许阁森看懂了梅乐和话中的意思。[35]从这件事情看来，英日同盟在条约到期之后，还在中国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在海关方面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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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自然也得把国民党的市场考虑进去。在海关内部，丁贵堂就是他们台面上的人选。自从1927年3月之后，梅乐和就渐渐地与丁贵堂熟识起来。当时梅乐和为江海关税务司，丁贵堂则被调到江海关担任三等帮办前班。丁贵堂的家乡在辽宁省，从奉天高等学堂毕业后，于1912年考入北京税务专门学校。赫德当初为了要顾及“少年中国”而采取一些作为，而丁堂贵就成为这些作为中的受益人之一。[36]毕业之后，他先是被派到东北，从1919年起，他在北京的总税务司署待了七年。这期间给了他充足的机会去和中国官员、海关高级职员以及税务专门学校的学生们建立起相当有用的联系。丁贵堂还为杂等职员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海关俱乐部，更进一步地拓展他的支持基础。[37]在丁贵堂协助梅乐和争夺了总税务司一职之后，[38]他被快速地提拔，先是被任命为汉文秘书科副税务司，1929年又被擢拔为副税务司，一年之后，再次被擢升为税务司。南京国民政府早期，梅乐和是倚重丁贵堂作为中介人的；但是当罗福德把岸本广吉调往天津之后，梅乐和开始对丁贵堂起了疑心，认为这是丁贵堂背后怂恿罗福德的结果，以期自己被任命为副总税务司。[39]丁贵堂之后被派往欧洲和美国考察，伦敦办事处奉命要密切关注他。[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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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的梅乐和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上。一方面英国不再愿意继续支持海关，另一方面日本也处心积虑地要取代英国在中国的位置，包括获得控制海关的权力；对于后者，国民政府自然试图阻止。梅乐和能够一直担任总税务司却是这种僵局所带来的结果，因为他的退休势必将引起谁来接班问题。在当时，这是一个没人愿意冒高风险来面对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梅乐和能够在总税务司位置上，一直待到了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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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和编造海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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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有一次曾被问到“这个总税务司署能持续多久？”他那时回答说“我绝不会给它超过十年”；多年之后梅乐和补充道：“他这话还是在比较平和稳定的时期提出来的，我们现在可以给它超过十年，或者甚至一样多吗？”[41]当梅乐和成为总税务司时，大概没有预料到他会在这个位子上待这么久。所以甫一上任，他就发起了一项工程：“把这个行政体的功绩建设，包括海事部门，放到［知识］地图上以供给未来的历史学家”。[42]梅乐和认为“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将来我们的继任者（不论是谁）可能会（应该就是会）忽略这么做”。 梅乐和预期有一天海关里终将全部是中国人，所以就利用现有的职权来编纂自认为合适的海关历史：给海关的葬礼应该要妥善稳重地安排，对它的遗体且要庄重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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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紧紧抓住赫德来塑造一个海关的正面传奇。他在1929年8月给海关全体职员发了一幅1914年赫德塑像的照片，该塑像被重新安置在上海外滩江海关大楼前一块高高的基座上。基座的四周刻着赫德是“中国政府所信赖的顾问”，“中国人民的挚友”，以及“他的成就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伟大的贡献”。这张照片附带一则总税务司通令，广泛流传于中国、欧洲和美国那些与海关有关的人手中。[43]后来，日本占领公共租界，赫德塑像随之被移走，自此一直没有被复归原位，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太可能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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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紧为赫德“封圣”的脚步，梅乐和支持魏尔特提出的建立赫德纪念图书馆的提议。它的主要构成部分是统计科的参考图书馆，包括所出版的通讯、报告、图表、地图和调查等系列，以及海关在成立以来就陆续收集的书籍。[44]该图书馆还将收集有关中国经济、农业、工业和中国发展等方面的资料。[45]国民政府支持该提议，但坚持它应被称为“中华民国海关参考图书馆”。[46]一直以来，他们也没有打算放过把海关纳入自己的框架，并趁机缩减海关的外国背景的机会。在1931年10月10日，也就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辛亥革命二十周年纪念日当天，位于上海新闸路的海关参考图书馆对公众开放。关务署和总税务司署成立了联合委员会，指导它的运行，其中魏尔特和丁贵堂是总税务司署的代表。为保证全部纪录有案可查，梅乐和在1933年命令各口岸海关税务司去搜寻他们的档案，向图书馆送交总税务司署在义和团运动时被摧毁的档案的副本。[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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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尔特成为海关历史学者。他曾担任过襄理稽查账目副税务司和总税务司署的汉文秘书科税务司。著有《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常关税的征收及支配——海关总税务司所管债务账户》一书，1927年出版，1935年再版。[48]他的叙述宗旨就是要说明海关一直在为中国的利益服务，努力防止中国的破产和崩溃，以及维系中国之完整。梅乐和指派魏尔特去编辑一套庞大的七卷本海关历史文件汇编，即《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及其活动文件汇编》，其中包括总税务司通令、令文、备忘录和报告等，关于“海关是什么，它的立场为何，它已经完成了什么”等问题能够提供一套全面和清楚的论述。[49]魏尔特在1936年写了一本名为《中国海关的起源和发展》的内部流通小册子，其中说，赫德无法“只限于去做海关的常规工作”，而是成为一位清政府处理外交事务方面的“可靠的顾问和指导”。他曾为 “政府执行所有必要的海岸、港口和河流的测量工作，出版过至今仍在使用的大量海图”，并且帮助政府“安装灯塔和助航设备”。[50] 这套七卷本的《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及其活动文件汇编》为海关历史的正面评价提供证据，“尽可能例举在过去八十年里我们活动的多样性和重要性。”[51]这套汇编出版于1938年，即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北方。如果这算晚的话，让魏尔特投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代表作——《赫德与中国海关》一直到1952年才得以面世。这时中国由共产党领导，而对史观论述的部分主导权也早已从英国人转移到华人世界的中国人的手中，另外一部分则转移到美国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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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还有其他几位历史学者。班思德（T.Roger Bannister）在1932年出版《中国沿海灯塔志》一书，该书赞扬了海关的灯塔为贸易提供的帮助。梅乐和禁止灯船参与缉私活动，以确保海关灯塔向来所获的好评不会因任何事而褪色。梅乐和在1933年指示班思德利用贸易报告来写一部“自东印度公司结束后的中国贸易”。[52]在东印度公司结束之前的那部分已有著述——马士（H.B. Morse）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史》。班思德的成就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一书，其要旨是阐述海关如何促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从而嘉惠中国和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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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也支持夏士德（G.R.G. Worcester）的研究工作。夏士德曾在海关的海事部门工作，担任过沿海和沿江巡工司，参与过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反走私行动，测量过各种航道以确保它们能让“各种不同类型船只，从航空母舰到舢板，都能安全地航行”。[53]夏士德对中国帆船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还发现自己不但能写且能画。他说梅乐和“让我卸下海关的全部工作，并把我放到中国船舶的研究上”。[54]抗战前后夏士德在中国各地旅行了八年，研究全中国各种类型的船只。他的第一本关于中国船只的书在1940年出版，之后夏士德又开始撰写一部“更大部头的著作”。像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一样（他们两人很有可能曾经在重庆有过交际），他的目的就是要恢复中国的自信和历史。他写道：“中国水上建筑这一个重要主题是被完全忽视的”，他还说中国人是“平衡耳帆、平衡舵、水密舱、下风板和许多其他设施的最早发明者”。[55]尽管如此，梅乐和也让夏士德明白，若他的研究获得任何赞扬，那也是海关而非他个人的荣誉。[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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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也对帆船痴迷。他订造大型的帆船，并向伦敦的科学博物馆捐赠过12艘。它们迄今仍是该博物馆永久展览的一部分。另外，他还把订造的一艘送给了美国总统罗斯福。[57]上海外滩海关大楼的天花板就是以帆船图案作为马赛克镶嵌。海关想通过这个设计来表示，尽管这个传统已经被现代化所取代，甚至被中国自己遗忘掉，但海关是中国这项重要传统的诚心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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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这位在美国的中国学术前辈也差点加入梅乐和的历史学家行列。当费正清还是一名牛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学者时，他遇到了马士。马士把自己担任海关税务司时的半官函借给了费正清。[58]所以在写给伦敦办事处主任麻振（J.H.Macoun）的信中，费正清表示自己“打算在一本中国史的书中赞美马士和墨贤理的工作”。[59]带着马士写的一封介绍信，费正清于1932年初来到中国，梅乐和“热情地”接待他，并“允许他参阅早期的通令”。[60]但因为受马士夫人的指控，这种待遇后来被取消了，“她的丈夫要不是因为对一名持罗德奖学金的美国学者的忘恩负义和不诚实生气，就不会在那个时候死去。这人不但枉费马士先生对他的交谊，而且背叛了对他的信任。”[61]费正清把这些半官函随身带到了中国，在“北京的某所大学”使用它们，[62]甚至在收到律师的警告之后，还是拒绝归还。[63]愤怒之下，海关团结一致，拒绝再让费正清看到总税务司通令。然而海关也不肯帮马士夫人追讨，其理由如魏尔特所说，半官函在1910年之前“还没被认定为官方财产”。[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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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关驻英办事处主任罗福德对此有所评论，他说费正清所写的“历史，其所略过的部分会和其所记载的部分一样， 都将引人注目”。[65]费正清不再尝试和海关打交道了。他之后写了很多关于赫德的成果，不但整理赫德的早期日记，还在那套赫德给金登干的信件汇编中煞费苦心和满怀深情地整理和校订那些资料。[66]他的主要著作《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虽然是一个学术里程碑，也是磅礴叙述的典范，但此书研究的时期却是介于鸦片战争和海关成立之间，而非海关的历史。然而对费正清来说，无法使用海关档案的结果还是好的。在北京，他结识了学者型外交家蒋廷黻。蒋廷黻所收集和整理的清朝对外关系的档案正好为费正清的力著提供原始资料。若说梅乐和和魏尔特觉得费正清所使用的资料是有问题的，那么他们对费正清企图使美国人成为海关历史的中心，尤其是毕业于哈佛的人，更是感到非常愤怒。[67]美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是一件事，但让美国主宰海关的历史却是另外一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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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们对费正清不顾一位遗孀的强烈期望，坚决要保留它们感到好奇，但现在也没有证据说明，现存于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的马士和墨贤理的信件并非真正送给费正清的礼物。此外，在这整件事情的往来书信资料上有很多魏尔特的手写批注和他署名的首字母，这些很可能表示其实魏尔特就是幕后操手，以阻止费正清使用海关资料。在费正清的回忆录中，对此事有进一步评论，他说魏尔特“精明地防止我与他的海关史工作产生竞争。当他听说我将去北京学中文时，他明显地松了一口气”。[68]魏尔特建议海关对费正清发出禁令，阻拦使用其已有的海关资料。[69]魏尔特也同样不让其他人接触海关档案，[70]他还参与把赫德和金登干的往来信件从伦敦市的档案馆中移走，这件事后来导致梅乐和与他的继任者间的剧烈争吵。[71]不过魏尔特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对这些海关档案有这么大占有欲的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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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预料的没错，1949年以后，包括冯友兰、陈翰笙、千家驹等，用海关档案出版海关资料汇编系列，目的是要显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破坏，而海关是其中带头的主角。[72]可悲的是，后来冯友兰、陈翰笙和千家驹在“文革”期间却遭到了怀疑，说他们其实暗助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加诸他们身上的偏执指控，包括他们故意使汇编读起来与编辑原意背道而驰，非但不是去证明中国如何被海关这个帝国主义的工具所破坏，反而证明了中国是怎么通过海关来获益。[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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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詹姆斯·邦德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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