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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中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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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虽是个复杂的人，但他奉行的政策实际上却非常简单：表面上他高度拥护国民政府的权威，但私下里也务实地与任何存在的地方势力打交道。被任命为总税务司仅仅两个月后，也即1929年3月，梅乐和就指示税务司们不但应当而且要经常言行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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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不能正式地承认他们的权威是受到地方政府的抑制，所以当税务司从地方政府那里收到有关海关事务的指令时 在上述前提下，同时也为了使海关不被政治扯进去和进而得以帮助维持中国的信用等，税务司必须向当地政府说明除非得到总税务司的批准，否则他不能行事。但是如果这样的交涉不被接受，如果（地方当局）施加官方压力的话，税务司为了避免僵局或者不愉快的摩擦，只得被迫屈服于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 当同中国当局打交道时，我们必须分辨什么是必要的和什么是非必要的，以便见机行事。[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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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述这个指导原则所合理化的行动范围相当广泛，并且都相当具有戏剧性的一面。前文提过的安德森（见第二章）在1930和1931年担任九龙关副税务司时，就曾提供一段往事来描述他是如何灵活执行梅乐和的政策的。他还认为梅乐和所使用的不可抗力说法并不是帝国主义的诡辩，而是可以把它当成中文“没有办法”的一个变相翻译，这样还蛮能呼应西方法律体制。“没有办法”在中国被广泛地使用，作为一个硬道理来说明虽然情况不应该这样，但是没有办法去改变或者不值得努力去改变。所有合理的政治制度，一定有类似的东西。安德森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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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王牌就是不可抗力。所有的中国政府对这个词都会感到非常亲切，不管他们是正统的或者是不被承认但实际在运作的（总之，都算是弱势政府）。举个例子，之前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长用威严的字眼指示我停止把税款汇给“广东派的叛逆走狗”，并把税收给他。我让我在叛逆走狗们中的一位朋友派了一艘旧蒸汽船，上面载有五六个事不关己的武装士兵，然后在我位于香港外边的一个税收站进行武装示威。我们完全可以轻易摧毁广东人所能派来的任何武装力量，包括他们的海军 但相反地，我在给中央政府的电报中说我被迫屈服于不可抗力。一切都很顺利，直到下次危机发生。[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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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将通过几个例子来检视梅乐和如何使用不可抗力的说法来处理南京国民政府和其对手地方派系之间的冲突。在1935年写给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麻振的一封信中，梅乐和说“在许多地区，唯一可以对外展现南京威权的标志就是握在外国人手中的海关”。[155]梅乐和的一般处理方式是，一方面努力满足地方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拥护国民政府在理论上的优越性，并且尽量缓和南京的要求。梅乐和说：“我的困难总是在于说服南京当局要以合理的方式来处理地方上的反对势力，而不是一下子就采取他们其实无法维持的立场。”[156]梅乐和这种训导式的本能虽然在他接受了中国民族主义之后变得稍微温和了一点，但基本上还是蛮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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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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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5月，陈济棠，这位在广东省握有实权的人，另行成立广州国民政府来对抗南京政府。他招徕国民党的一些著名人物，如汪精卫，也是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被蒋介石从高位上赶走；孙科，孙中山的儿子；胡汉民，蒋介石的另一位对手；以及陈友仁，国民党的前外交部长。他们都是广东人，而大部分南京国民政府的官员都来自长江下游地区，例如蒋介石本人。陈济棠政府需要筹集资金，希望以海关税款做抵押来发行债券。广州国民政府在1932年9月截留了“新增关税”。“新增关税”指的是在原5%的税收之外，依照新税则所征收的增加关税。直到此时，这两部分在海关账户中仍分开保管，以便区分。梅乐和抗议广州国民政府的行为，认为5%的税收不敷偿还国内外债赔。他得到的答复是，“我们要通知你，国民党已撤销蒋介石在此之前所执行的一切权力和权威”，并要求梅乐和把总税务司署迁到广州。[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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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搬出不可抗力之说就是最好的处理办法。在与宋子文商量之后，梅乐和告诉粤海关税务司伯乐德（A.C.E.Braud），南京同意达成一个妥协。该协议为，一旦在付完内外债赔之后，伯乐德可以留有一定比例的海关税款，将之转交给陈济棠。根据梅乐和所言，每年国家的盈余总数约为200万到300万元。[158]如梅乐和所料，广州国民政府拒绝了南京的提议。接着，陈济棠威胁将夺取在广东和广西的所有海关，[159]并告知梅乐和，他准备任命自己的总税务司，为此，还询问了时任九龙关税务司的泽礼，是否愿意接受任命。面对这种威胁，宋子文告知梅乐和，“你去指示在两广的税务司们，如果叛乱分子夺走新的税源，税务司们必须先摆出抗议的态度，然后再屈服于不可抗力。”[160]广州国民政府控制了广东海关税款，梅乐和成功地维护了海关的完整性。海关在形式上依然是国民政府的机构，避免了一次全面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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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洲国成立后，广州国民政府虽然在表面上解散了，但直到1936年陈济棠才放弃广东的自治，进一步谈判在这段时间仍在进行。丁贵堂于1934年被派到广州与地方当局进行谈判，他向梅乐和报告说：“很多广州的政府官员同情我们的难处。”他主要的提议是海关应与该省的缉私机构合作，让后者继续运转，并且把它的查封货物交给海关。海关把这些货物出售之后，会把收益的40%以及全部地方税收交给广州。丁贵堂的这项提议被拒绝了，他还被告知，省缉私局的创建就是“为了保护地方税收”，并且“他们对海关缉私舰队毫无信心，因为根据私下获得的情报可知，一些海关缉私舰船一直与一些地下走私机构相勾结”。[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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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也许并非完全凭空想象。敖邱（C.S. Archer）在1946年写了一本名为《中国仆人》的小说，故事的主线是一位正直的海关帮办如何智取一位狡诈的海关巡工司和一位在广西经营运输和客车的老板，后面这两位谋划如何利用海关将中国民船赶出生意圈。敖邱曾在海关任职，二战期间在东南亚及印度英帕尔的英皇家空军服役。[162]敖邱的著作虽是小说，但当该书出版时，驻伦敦办事处主任朴安西（C.A.Pouncy）给当时的总税务司李度写信，说敖邱“复制了在九龙边界的情况”，并认为他的小说有一定的真实基础。[163]朴安西知道他自己在说些什么，因为他在1939年曾负责海关总税务司署的缉私科。海关所采取的一些动作，例如禁止100吨以下的船只从事海外贸易，强迫所有的民船注册，以及缉私科致力于压制民船走私等等，这些毫无疑问地自然嘉惠了现代运输公司的老板，例如虞洽卿；别忘了他还出席了梅乐和给宋子文举办的饯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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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政府做出种种让步之后，还是逐渐地把广东收编进来。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广东商人需要把货物运到中国的其他地方，而这恰是国民政府能够阻拦的事情。南京国民政府在1934年11月通过海关转告在广东的对手，说他们将允许“由广东糖厂所制造的6万英担糖在为期一个月内运到上海”；所要求的回报就是推动“几件能够整合广州海关管理的事情”。[164]一英担大约为一百磅重。南京国民政府在1935年还同意给广州国民政府提供一大笔法币，以优惠利率来交换广州政府所持有的白银。[165]此外，如果广东和南京的缉私机构能合并，国民政府许诺给广东大量的补助，而且广东进口的糖和大米还能享受优惠的关税税率。[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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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措施，再加上广州银行的倒闭、通货短缺、来自南京的“银弹”攻势，以及广东农民对广州政府以低价格垄断购买他们农产品的不满，这些都削弱了广东的自治权。还有一些其他事件也使广州国民政府的立场雪上加霜，例如某位广东代表被派往与蒋介石见面时，“从马上意外跌落摔死”。[167]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广州国民政府。而陈济棠在其空军叛离之后，也于1936年3月逃到香港寻求庇护。粤海关税务司李度在1936年7月20日给梅乐和写信称：“情况一切正常 从今天起我将视所有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护照是无效的”，[168]这意味着广东被重新纳入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一个月后，广东当局的“盐务和缉私部门船只”被移交给海关。[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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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博森劫持津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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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与广州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非常严峻，但那些涉入的各方都坚持一个共同的国民党员身份，并且熟悉彼此。在中国北方，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因为在这里，国民党只获得泛泛的支持，基础并不深。津海关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当时蒋介石在战场上受到了一个强大军事联盟的挑战，包括山西军阀阎锡山、中国北方的其他军阀、广西军阀李宗仁，还有汪精卫也再次加入反蒋行列。在1930年初，阎锡山的军队进驻河北，并且占领了天津。按照税收来说，天津是当时中国的第二大重要港口。怎么处理津海关，成了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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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乐和提出，津海关作为中国海关的一部分应该继续照常运转，除了向当时总税务司署驻上海办事处汇缴属于津海关的那部分内外债的责任之外，新增关税则可以留在地方。[170]当阎锡山表示支持该建议时，国民政府却予以拒绝。阎锡山在1930年4月30日命令截留存放在交通银行天津分行的海关税款。[171]国民政府予以还击，命令梅乐和指示津海关税务司贝泐（他有个“贝泐地狱”绰号，见第五章），把海关税款存放到汇丰银行。[172] 僵局随后出现：阎锡山虽没有接管海关，但也拒绝向上海汇缴任何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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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持续了一个半月。梅乐和提出了多种建议，包括公平分配津海关关余等，他还表示愿意亲自去会晤阎锡山，[173]并要上海的银行家们发表一个声明来谴责阎锡山“打算劫夺海关税款”的计划，而且他们不会承认任何用津海关税款来做抵押的债券。[174]阎锡山还被警告，说他如果强行接管，津海关将会关闭，津海关税款将在驶往天津船只的出发港口征收。[175]贝泐为了确保津海关文件不被落入阎锡山的手中，于是把它们转移到汇丰银行的保管箱里。[176]为了尽量避免摊牌，天津地方官员建议在战争持续期间，将海关税款委托给第三方保管。[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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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辛博森这时突然出现了。他除了是《庚子使馆被围记》一书的作者外，也是那些很少会说国民党好话的英国外籍人士之一（见第二章）。他认为海关已沦为宋子文个人的工具：“在目前总税务司领导下的海关已经不是一个中国的机构，而是一个半外国的东西，让宋子文用它来为他个人服务。”[178]年6月16日，辛博森闯入津海关并要求接管。贝泐虽然顺从，国民政府也同时命令梅乐和关闭津海关，并且开始在驶往天津船只的各个出发港口征收津海关税收。[179]津海关的关闭激怒了阎锡山。[180]梅乐和派丁贵堂去天津，指示他会见地方官员，甚至秘密会晤阎锡山：“当你见到阎锡山时，向他透露我认为对新增关税的余款进行中立的监管是合理的。阎锡山应会对此表态，如果他也认同，你跟他说你会要我促成此事。”[181] 阎锡山在7月5日提出一个还价，坚持下列额外几点：梅乐和必须同意不再关闭其他海关，辛博森任命的职员得以继续保留，还有新的津海关税务司在梅乐和提名后需由阎锡山任命。[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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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是个谜。但不管如何，根据贝泐事后的报告，阎锡山的河北特别财政专员苏体仁宣称，对于辛博森的行动“阎元帅并不知晓”。[183]还有人说英国公使馆支持辛博森，梅乐和对这个传言相当重视，所以给伦敦写信说：“天津领事对于辛博森对海关即兴安排的默认，会伤害我们在这一边为达成妥协而付出的努力。”[184]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也对伦敦提出了抗议。[185]的确非常奇怪的是，英国驻天津领事翟兰思（Lionel Giles）安排了苏体仁和贝泐的会面。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给宋子文写信时也说，辛博森指出英国公使蓝普森自始至终知道他的意图。[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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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件终结了贝泐在中国的职业生涯。丁贵堂在1930年6月28日告知梅乐和，天津地方官员和东北奉系军阀首领张学良要贝泐离开。[187] 在这个时刻，这点对梅乐和来说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贝泐判断情势已经有所舒缓了，而且现在外面“不会再对海关有不利的大动作。”[188]于是梅乐和命令把津海关的文件和表格从汇丰银行取回来，包括海关电报密码，等等。[189]想不到当辛博森进到海关时，那位曾经是海关的战争英雄并且经常被仰赖去处理地方上麻烦事务的贝泐，此时却似乎已惊慌失措，没有做任何抵抗便移交了“官方密码、电报簿和其他机密文件”。[190]梅乐和命令贝泐去总税务司在北戴河的别墅躲避风头。北戴河是个离北京不远的海边度假胜地。然而，贝泐却去了上海，目的是希望澄清他的名誉。但梅乐和并不希望他在那里出现，大概是怕贝泐会揭露他和阎锡山的接触，因此贝泐被推上一艘开往英国的轮船，在充任了短期的驻伦敦办事处主任后就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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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不以擅长政治精算闻名，但他这次却把牌打得非常聪明。中原大战时，尽管他早已向丁贵堂表示过他认为阎锡山会失败，但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却是坐山观虎斗。[191]丁贵堂在大战期间一直与张学良保持联系。当国民政府战胜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张学良宣布支持南京；阎锡山的军队开始从天津撤退，张学良的奉军便趁机开进城内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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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要求丁贵堂向梅乐和传达他想让梅乐和指派一位新的税务司，不过，他会任命自己的海关监督。[192]丁贵堂在9月23日向梅乐和传递了张学良的口信，并说，张学良的说法是“为了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我将完全不会干涉津海关”。但他也希望即将被任命的税务司会是一位同情他立场的人。[193]丁贵堂还加了一句：“张学良不喜欢日本人。”[194]在和宋子文讨论以后，梅乐和任命杞尔森（Luigi de Luca）为津海关税务司。梅乐和觉得张学良是可以接受他的，因为杞尔森的哥哥和张学良非常熟。[195]于是津海关在10月3日重新开门。[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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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博森赌了一把，但是他却看走了眼、押错了注，并且还搭上了性命。[197]辛博森在10月1日遇刺，11月11日死于英租界的维多利亚医院。[198]辛博森曾经给阎锡山汇款，把天津地方官员的家人聘任到津海关，并用他从海关档案里得到的资料去曝露这个机构的“低效率和腐败行径”，[199]其中包括津海关职员所犯的欺诈。当战局对阎锡山不利时，辛博森向张学良献媚，承诺“不管以什么方法，我都能立即为你拿出200万元现金”。[200] 然而阎锡山的失败不仅意味着辛博森的位子不保，而且，更成为达成任何和解的一道障碍物。究竟是谁下令杀辛博森的，是国民政府，还是一位不满的职员，或者是一位当地流氓，迄今还是一件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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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占领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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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给海关带来了严重的危机。这不仅是因为东北海关的税收相当重要，而且因为这个冲突不再只是中国内部的事务，它还卷入了另外一个国家。尽管日本扶持了伪满洲国，然而，梅乐和仍试图要创造一个局面来让东北海关依然是完整海关的一部分，这次，南京国民政府拒绝支持梅乐和。对南京政府而言，只要问题的范围锁定在中国内部，他们就可以保持弹性；但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拒绝海关在日本的傀儡政权内继续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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