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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复原努力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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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8月15日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其中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终结日本试图在东亚地区树立霸权的策略。但这仅是另一大堆难题的开始，包括欧洲帝国的未来、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以及美苏两个大国将要扮演的角色等。在这个零起点上，可以理解国民政府试图获得主动权。他们赶回东部沿海，不但要恢复他们在战前的地位，还要最终实现他们的历史使命，即把中国转变成为一个现代的、团结的，并且由中国人自己治理的民族国家。然而因为恶性通货膨胀、国际贸易的缓慢恢复、官僚之间的倾轧和缺少外国的支持，国民党最后失败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虽然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所采用的动员策略让他们熬过了日本，但却是以大量的社会和政治怨恨作为代价。在这个时期，海关虽然继续为未来奋战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对于必将发生的事仍然无法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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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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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即下的接收工作还算是顺利展开。日本投降两周后，丁贵堂从位于湖南芷江的美国第十四空军大队基地乘坐飞机，于8月31日抵达南京。[161]在会晤了国民政府总指挥何应钦将军和其他政府官员之后，他立刻去上海，开始了海关的复员工作。8月15日这一天，岸本广吉遣散了日本雇员，给他们发放养老金，并安排他们回家的交通。一周后，岸本广吉辞职，把权力移交给了税务司裘倬其，指示他暂时负责总税务司署驻上海办事处。丁贵堂在9月12日接收该办事处，并在次日接收江海关。他向李度汇报，除了“杆栏和管道”有被移动之外，海关的建筑物和档案“情况良好”。[162]他还为以前的同事美言，写道：“前日本雇员，尤其是年长的，或多或少地对看守关产和保护档案有功劳。”[163]有几乎完整的档案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能便于收回关产、处理人事问题和恢复运转，对提出损害赔偿的要求也自然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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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贵堂以他一贯熟练灵巧的作风来面对这些任务，而且表现非常出色。某次的南京之行，他居然可以使海关免除遵守蒋介石的一个命令。那道命令是规定海关的恢复运作应该受到某一个委员会的督导。对此，丁贵堂辩论说，若对海关这么做，将会失去宝贵的时间。[164]这样他就能够先发制人，对付在国民政府其他机构里的同事。11月底，他向李度报告说，江海关掌控有“500个货仓和大量物资”。[165]他从南京、宁波、镇江、苏州、杭州，甚至远在安徽省的蚌埠和安庆迁调人员，来看守那些价值高昂的新资产。丁贵堂还恢复了1934年的税则，废止了在日占区继续征收的转口税，合并了洋员和华员海关俱乐部，还有宣布海关金单位和国民政府通货的汇率为1
:20。[166]他还被委任为“财政部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办公处”的专员。[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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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贵堂的成功源于他作为一个出色的调停人和谈判者，而且能和外国人合得来。他和在上海的美国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而这些美国人对于控制上海港相当有效率。丁贵堂于1945年10月和美国海军洽谈，要求他们提供两艘救援和打捞船、两艘浮标投标船、两艘测量船、两艘海岸巡逻船、两艘扫雷艇，以及六艘能在长江上执行任务的小船。[168]有了这些，就可以在水佩而还没到来之前，让担任临时海务巡工司的爱佛司（R.G. Everest）船长能开始修理那些已被损毁的浮标、信标和灯塔。[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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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感谢“在上海的美国当局竭尽所能地帮助我们”，[170]丁贵堂特别在12月8日，即珍珠港事件的四周年纪念日，举办了一个酬谢晚宴，并欢迎在三天之前乘坐美国“格兰特号”（Grant）军用运输舰抵沪的水佩而。[171]“格兰特号”是战后第一艘来到上海的外国轮船。[172]船上32位乘客中绝大多数是美国人，包括驻上海的美军高层，海军小杜瓦尔（E.E.Duvall Jr.）准将，以及负责上海外国清理委员会（Foreign Liquidaiton Commission）的约翰逊（B.A.Johnson）将军。丁贵堂的客人围坐在摆满了鲜花的四个圆形餐桌边，享用一顿丰盛的中国宴席。供客人喝的，有可供挑选的果汁；加拿大俱乐部、约翰·黑格和尊尼获加黑牌威士忌；轩尼诗白兰地和约翰益寿干邑；中国绍兴黄酒。餐后还有新鲜的水果和希尔斯兄弟咖啡。还有三个城堡、骆驼、茄力克和骑兵队牌香烟，或者亨牌雪茄供抽烟者享用。这些全都是奢侈品，可能由“格兰特号”带来，为此，花了一大笔钱。[173]晚宴的报销让身在重庆的李度勃然大怒，因为“如此阔气的招待通常会毁了原来举办用意”。[174]丁贵堂深知他上司会有类似清教徒式的本能反应，所以等到晚宴举办过后才提出经费申请。[175]他可能是不想在自己的国家输在场面上，并认为这场聚会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可以得到美国人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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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海关按照战争结束前所拟出的计划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上海，同时也自然要求其他各地海关亦应尽快恢复。例如，署理副税务司林联芳在9月24日被要求暂时接管江汉关。[176]林联芳在9月15日与9名其他海关职员和“500名来自其他不同中央政府单位的官员”，[177]一道搭乘“明连号”轮船离开重庆。他们一行人有的睡在甲板上，并且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安全驶过了长江的雷区，四天之后到达汉口。经过沙市时，他们发现海关的楼房已经被炸毁。到了汉口，第六战区司令部授权林联芳接管所有的关产和日本所设立的转口税征收站点。厦门关在10月1日被英籍税务司饶诗（C. P. Rouse）接管。霍启谦在10月6日被任命为粤海关税务司。[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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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出不穷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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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对和平的到来做出非常快速的反应。各关不仅被重新开放，恢复战前的功能，并把日本留下来的大量物资收为己有。虽然丁贵堂知道自己在过去三个月的表现已经是再好不过了，但他敢12月8日的晚宴上放松心情吗？他要是能够相信可以对未来充满信心，那该有多好啊。但这是不可能的。从他在这个时期的往来信函中可以看到，海关迅速地被越来越多的问题压得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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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0月初丁贵堂就已向李度报告，上海人口膨胀到500万之多，因为大量富裕的难民为了躲开共产党而汇聚到这里。[179]住宿供应短缺，房东已经很少相信任何权威，他们收取的租金虽低，但坚持要“订费”，即“一个房间需要一或两根金条，一间房子五到十根金条”。[180]丁贵堂刚返回上海时，物价比重庆还低，但很快开始暴涨。在重庆，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谈判并不顺利。到了12月，美国派二战期间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来华，担负调解的使命。无论是对美国的依赖，共产党的革命，还是迅速恶化的通胀，以及国民政府机构之间的倾轧内斗等，都非常有可能让丁贵堂无法以无牵无挂的心情来享受他的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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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问题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战后海关面临的这类问题相当棘手。除了士气低落、薪酬不足的问题外，留在敌占区的人员也被怀疑通敌。还有如何实现海关完全中国化的问题，也仿佛一个长期不愈的化脓的伤口，仍在继续滋生怨恨。另外，海关人手也不足。丁贵堂在1945年10月8日给李度写信，说当时给海关批准的编制是2000人，但他认为在此之上还要增加5000人，才能满足“光复区、满洲和台湾”的需求。[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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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职员人数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海关辞去了465名日本雇员和16名意大利雇员，因为他们是前轴心国国家的人，所以在战后的海关里没有立足之地。[182]只有德世堪（S. Toscani）这一位意大利人被续留下来，因为他曾经反对过墨索里尼和日本，而被拘禁于山东潍县。此外，假若海关完全照着规定来办，它理应还需要裁撤在岸本广吉掌管时期所雇佣的880名人员。[183]丁贵堂也确实解雇了他们，但是通过一场在9月23日举办的“竞争性考试”，[184]又立刻把几乎全部的人都招募回来。如果那样做可以被合理化的话，是因为，首先，国民政府处理战时行为的大方针是以理解为基调；其次，若官员们仅仅只是留在他们的职位上而已，那么就不会被视为叛国。丁贵堂同时还想“暂时地”保留副税务司级别以上的资深职员。[185]这一想法极具争议，因为在1943年11月，总税务司署曾下令要所有的副税务司级别以上的职员自己设法来国统区。如果他们不遵从命令，除非因为不可抗力而被阻止，否则将被撤职，且没有复职的可能性。[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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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度对丁贵堂的这一举措大为吃惊，抗议道：对于政府命令“副税务司级以上的职员要被撤职”一事，“我没有权力去忽视它，哪怕只是暂时地”。[187]但是关务署署长张福运却支持丁贵堂。张福运认为对海关高级职员的调查不应该和其他行政机构一样通过法院来进行，而是应该由海关委员会来做这件事。[188]他为自己的这个想法争取到批准，因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沦陷区官员审查委员会。[189]该委员会要求高级职员提交因不可抗力而阻止了他们离开日占区的证据。对于所有申请者的说法该委员会都予以支持，除了裘倬其是个例外，因为“他代表岸本广吉去参加了汪精卫的葬礼”。汪精卫是在1944年11月去世的。该委员会还决定把沈博尘以涉嫌叛国为由移交给地方当局；该案件我稍后再谈。[190]这显然是一种企图粉饰的做法，也正如丁贵堂向李度解释的，张福运想借此来“保护海关，不让它因为留住前职员而遭到批判”。[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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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那些没有遵守1943年命令的高级职员的过程中，丁贵堂和张福运并非只维护那些在珍珠港事件前曾经与他们亲密共事的人，丁贵堂认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比起那些在自由中国的职员，他们在教育、经验和能力上都更好”。[192]如果说保护自己人是其目的之一的话，他们的另一个动机就是要把外国人阻挡在外。丁贵堂回应李度的批评，说海关被“外国同僚再支配一个世纪”的日子，已经走到了尽头。[193] 他认为海关能有一些外国人将是“有益的”，但是“从行政的角度来看却也没有必要”，[194]并且“一般民众不想要外国人负责外班”。[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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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贵堂试图阻拦李度把美国税务司放到重要的职位上。他反对任命聂普鲁为江海关税务司，因为在水佩而已经是巡工司、李度是总税务司的情况下，“如果聂普鲁再被任命为江海关税务司，在上海的三个海关首脑都将是美国人。”[196]聂普鲁后来被派到江海关的总务科，这是个相对较不显眼的职位。关务署也阻拦了李度想任命外国人为津海关和粤海关税务司的想法。[197]国民政府和海关虽然依赖美国人，但是他们不想再重返战前的局面，即只有少数中国人在海关内有着较高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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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被扣押的海关职员，丁贵堂在9月7日来到浦东集中营，因为“大量的海关职员和他们的家属被拘押在那里”。他递给每人“三十听香烟，作为慰问的表示”，并传达了李度的口信。可以预见李度传达的讯息不外是对新的和平时代的展望，要他们恢复身心健康。他同时也试图保证，说他正在游说财政部长来改善金钱上的待遇。[198]那些在1943年逃过了被杀害命运的人，被准予休假半年。有些人接受了该待遇，另一些人决定立即重返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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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贵堂的确获得了他的报应。丁贵堂的驱动力是他想要构建起一个叙事，即海关是一个百分之百爱国的机构，它不但在日本占领期间持坚定的立场，并且一贯行事光明磊落，受人尊敬。不出所料，当沦陷区官员审查委员会决定把某人以涉嫌叛国而移交上海法院调查时，这个人给丁贵堂所努力营造的海关形象重重一击。这个人就是上文提到的沈博尘。[199]他为了报复，在上海高等法院控诉丁贵堂通敌，在战时和战后都有贪污，以及庇护自己的亲朋。[200]沈博尘指控丁贵堂使他成为海关战时劣迹的替罪羊，仅仅因为他在1936年曾经揭发济南关（译者注：没有此关，应是胶海关）税务司李桐华走私糖。[201]基于丁贵堂自己的证词、李度的一份配合陈述，以及日本官员和宪兵队所提供来证明沈博尘与他们勾结的信件，法院裁判丁贵堂无罪。[202]海关团结一致地要斗垮低阶稽查员沈博尘。然而不管真相如何，这个案子对海关是有伤害的。因为它揭开了原本掩盖住海关在战争期间所作所为的神秘面纱，清楚地曝露出海关其实与其他官僚机构一样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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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事问题使战后海关的重建困难重重，组织的环境也在恶化。如果说关务署的张福运和一些像宋子文这样的国民党高级领导人对海关依然有好感的话，也只有少数人与他们有同感。当张福运到达南京时，他被挡在海关总税务司署的门外，因为“国民党的头面人物”向他施压，要他接受新局面。[203] 战后不久，国民党就通过了一道废除总税务司署并把其职能并入关务署的法令。这道法令之所以没有被付诸实施，原因是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是宋子文，而他是反对这个决定的。他对这个难题的处理方式是干脆不把此命令下达给关务署，使张福运可以对此装聋作哑。[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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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经被赫德小心翼翼规划出来，好让海关展现其用处的空间，如今一次又一次地被封锁起来。戴笠将军在抗战期间当上了财政部缉私署署长，这与海关形成直接的竞争。缉私署在“陆路和水路交通沿线的战略要冲设立了站点，检查旅客、侦查叛徒、预防颠覆活动，同时还检查货物”。[205]战后，缉私署虽然关闭，戴笠的权势也在下滑，但他仍设法在交通部下设立交通巡察处。1946年9月，宋子文召开了一个包括戴笠、李度和丁贵堂等人出席的会议，并达成一致同意，即将由海关负责缉私，而交通巡察处主要调查颠覆活动。[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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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份同意在书面上看起来可行，在实践中却不是这样。戴笠用来削弱海关的手段之一，就是保持不间断地控告海关的腐败。他的控告中也许很多都是真实的，不过真正的重点在于，戴笠想借此动作来促使蒋介石下令去调查那些指控。这样就可以使海关无法从调查中脱身，不但会消磨海关的时间，还会消散他们的斗志。[207]戴笠同时还想从内部接管海关，他想让自己的人到上海做稽查员，但该想法被宋子文阻止。[208]其他官僚机构同样也想接管海关的部分职能。例如交通部在1947年10月宣称它的权力涉及“航海辅助设施和港口靠泊”，套用丁贵堂的话来说，交通部“还说了一堆关于主权和治外法权的胡言乱语”，等等。[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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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付海关的方法中，没有什么比拿一个刻意设计的政策来让海关职员的薪酬比国民政府其他官员都要低更能削弱海关，或表达出国民政府对它的基本态度了。战争期间，海关失去了设定自己薪酬的权利。早在1946年1月8日，李度给宋子文写信称，“海关薪资的普遍不足，很难（1）应付生活消费，（2）留住职员”，所以不可能打击广泛弥漫的腐败。[210]李度向宋子文呼吁，除非提高薪资，否则他不能有效地处理腐败问题。[211]他承认抗战期间，腐败在国统区已经成为一个问题，而在“日占区，有人告诉我腐败是个常规，而不是例外”。[212]海关职员抱怨说，“邮政职员，和那些在上海电力公司、电话公司、电车公司和轮船公司的职员，都有更好的待遇。”[213]海关士气瓦解的原因在于，“久违的胜利现在总算来到了，但似乎还是看不到改善我们待遇的任何前景”。[214]到了1947年9月，该情况变得更加绝望，因为当时海关职员要求多发一个月薪水好让他们渡过中秋节难关。[215]上海的资深华员在1948年10月向李度提交了一份集体请愿书，称“目前海关华员的薪水仅是战前水平的10%-45%”。[216]海关被抛弃一旁而任其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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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海关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和剥削性的组织。战争时期，海关职员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消费合作社，它的成员光在上海一地就不下三千人，其中很多还不在“职员录的名单上”。该社以“日用品的象征性价格”，向它的成员提供救济物品。[217]它能够提供这些日用品，是因为海关人员查封了“小麦、面粉、布、茶叶等”物资。[218]丁贵堂和李度都不喜欢合作社，因为知道成员都在靠“滥权和腐败”过日子。他们原打算取缔这类合作社，但基于糟糕的经济状况，又决定予以暂时保留。[219]一个曾经是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如今却变成用自己的权力来替它的成员服务的组织。即便不难理解海关之所以会沦为这样，是因为抗战和内战的情况使然，这个演变也败坏了海关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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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度，忠实于他的出身，努力地打击已经扎根的腐败。他任命了一批视察税务司来巡视调查各个海关。其中的一位叫作魏恭朔，他在1946年央求李度撤销派他去厦门的命令。他害怕厦门的走私者会雇用“当地流氓”来杀死他。魏恭朔还讲述了昆明代理副税务司曾经邀请自己去他家，并“展示了他的左轮手枪和上膛手枪”。当他在昆明时，他全程看到了持枪的卫兵，这给他留下了阴影。在长沙，一位嫌疑犯告诉他，军队已经答应要保护这位嫌犯，并且军队说：“我们用一颗手榴弹就能干掉调查员。”。[220]李度同样也给自己找麻烦。财政部于1947年9月拒绝发放一笔定期的英镑配额款，因为海关扣押了张嘉璈嫂子的行李。还应该记得，张嘉璈就是那位曾经与安格联密切共事的中国银行总经理。丁贵堂给李度写信说：“按我的看法，如此严格地执行海关法律，对海关的利益是相当失策的。”[221]对一位严谨的新英格兰人来说，内战中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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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不但在国内被孤立，在国际上也是如此。英国正在印度忙得不可开交，印度在那些年中不但在争取独立，也进行分裂。日本已是出局者。虽然苏联在那个时候的目的还不是很明朗，但它肯定不是海关的朋友。剩下的只有美国了，但它现在占领了日本，从任何战略或经济上的因素考虑都不需要中国。而且美国此时更关注的是欧洲的左翼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除非国民政府得到美国的大力援助，否则就会输掉内战的事态变得明朗时，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援华法案（China Aid Act of 1948）。水佩而被派往华盛顿去替海关请愿。他汇报说尽管大约2000万美金已被分配给海关用于复员工作，但是“我觉得大好时机已经失去了 没有人清楚地了解，中国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也没有一份与中国援助相关的明确方案”。[222]美国不准备像过去的英国那样为海关挺身而出，也拒绝使海关成为它对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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