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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后记 回响和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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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本书的结束，一定会带有遗憾。历史创作，或者任何写作，都不是一项完美的活动。对我来说，停笔的意义就是从那刻起，我就不能够再去纠正被遗落下来的错误。此外，不得不画下休止符也意味着，我必须要和我曾经投入大量时间所写故事中的那些人，以及他们的事务、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记忆和他们的活动等告别；或者至少我要与他们保持距离了。当我读起赫德、安格联、梅乐和、李度、丁贵堂及其他人物的通讯时，那些一封接一封的信函，逐年、逐月、甚至逐日地记录下了他们的生活，我遂把他们当作独立的个体来看待：有些人有趣、精明、慷慨，有些人傲慢、狭隘、自私，但更多的时候是这些特质的混合。不管如何，他们在我眼中都是鲜活的，都是充满人性的，我想我将会怀念他们的陪伴。虽然任何一位历史学者都不应该让自己和他的研究对象混淆在一起，但是他也必须记住，被他写作的对象也是人，而不只是某个思想、运动或某个力量的虚拟化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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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海关历史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首先，我可以在南京档案馆里阅读属于中国某处的某一个海关档案，查阅曾经担任过这个海关的税务司的通讯，参考关于它的设施蓝图，以及翻阅这个关所卷入的事件与纠纷的相关卷宗。接着，我还可以去实地考察迄今它还留存下了什么。在2006年我就曾有过这样的考察之旅，那趟旅行把我带到了九江。九江坐落在长江边上，周理在1937年曾经在那里等待着日本的攻击。也是在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周理对他终身所服务的国家滋生出一种新的敬意。当我和同伴驱车来到江边时，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当今中国最为人熟悉的一幕景象：整片地区都被夷为平地，好让高楼建设可以进行。令人吃惊的是，在遍地瓦砾中居然有一栋建筑幸免被夷平的命运，它就是近代九江海关。新建设区的工地规划图被贴在路边的大型看板上，很清楚地显示九江城市规划者原本也打算把旧海关楼房拆掉。经过询问我了解到，动工之后，他们又决定把旧海关大楼保留下来。我猜想他们可能认为保留这个古建筑可以增加他们新建筑的市价吧。时至今日，海关的过去已经不再是被抹去的一方，反而值得被保留。九江海关大楼已经被重新整修，一面五星红旗正在它高耸的旗杆上迎风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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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考察之旅是在同年秋天，我走访了高邮。高邮是江苏省扬州市下的一个小县城，依傍着大运河。当海关兼管那里的一个常关时，它被纳入海关势力范围。中国历史上高邮是第一个有邮驿站的地方之一。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秦朝统一中国时，就在那里设置邮亭，所以它取名“高邮”。为了吸引游客，当地官员在一栋北宋时期的建筑里修复了“盂城驿”，墙上的布告记载着马可波罗曾来过这里。紧挨此处的，就是一个现代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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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那些想要寄信的人，入口外设置了一个邮筒。它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其样式不同于今天中国的其他邮筒。该邮筒是圆柱状，铸铁质材料，下部有一个基座，邮筒的颜色为绿色，顶部有黄色圆盘装饰，悬垂的外缘使信件免受雨淋。这样的设计使它与1906年12月的大清邮政第156号通令中的邮筒设计大致相符。[1] 中国的现代邮政在赫德奔走数十年之后始获准许成立，并在1897年正式开办大清邮政。它一开始依附于海关，直到1911年独立出来。对邮筒来说，绿色并不显眼。英国维多利亚时期邮筒的颜色是红色的，并延用至今。赫德也经常把绿色用在海关的旗帜上，尽管他从来没有解释过原因，但我猜想或许是他对爱尔兰根源的致意。台湾和中国大陆的邮政至今仍然沿用绿色。因此，就算很多欧洲人和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关于中国的事物，也不一定会知道它们的含义。正如很多中国人在寄信时，也可能不知道他们其实是触及到海关甚或是爱尔兰人的遗产。像海关这样一个机构很有可能会终结，但它在经过历史沉淀之后，成为一种积累物质，遂在我们的四周遗留了下来。所以那些机构可以随时现身在我们眼前，唤起不同的时代记忆，就像我在高邮所遭遇的，或者如本书在一开始所使用的第一个引言作者——普鲁斯特——所说的那样。鼓浪屿，是福建省厦门市边上的一个小岛，它有钢琴之岛的美称，因为根据当地旅游小册子的说明，鼓浪屿岛上钢琴拥有的密度不仅居全国之冠，而且是中国许多著名钢琴家的故乡，有些还是世界级的，譬如许斐平和殷承宗；后者还是钢琴协奏曲《黄河》的作曲家之一。鼓浪屿岛上的“海关培训中心”，正是建在原厦门海关税务司公馆的旧址之上，环境非常优美，我也曾在那里住过几次。它位于一个小山顶上，俯瞰太平洋，并有一条小道通向美丽的沙滩，由此可以窥见当年税务司们所过的惬意殖民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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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在鼓浪屿的停留相当悠闲，但我也获得一些深入的观察。一位厦门大学的同事带我去看鼓浪屿岛上迄今所存有的近代海关设施。它们都坐落在一群由海外富裕华侨或西方人在1949年之前所建的地中海式豪宅之中。其中包括已经被好好整修过的港务长的房子，当年的电台天线杆如今仍然立在那里，发给海关缉私舰艇船长的信号曾经一度从那里传送出去。为外籍帮办所修建的公寓宿舍，以及海关在厦门外滩边上所建的邮政大楼也都还在。我们还去参观了一个博物馆，当今的中国海关在那里展出所查获的走私文物，如同导览册子所说，这是为中华民族所保存的。我的同事则评论，这或许是对的，但用另外一种方式解读该博物馆的话，它也可以被看成是购物目录或展示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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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考察之旅，还有上海之行。我曾被允许进入上海海关大楼，欣赏其大厅顶部的马赛克装饰，但我却无法看到那里的档案，档案室厚重的大铁门紧紧地关闭着。我同样还访问过镇江、淡水、南京下关江岸地区以及安徽省北部的蚌埠和凤阳等地方。和高邮一样，凤阳也是被海关短暂兼管的常关。它位于安徽中北部，在淮河边上，其所在区域虽然离海较远，却是个地势低平、多风和经常发生水涝的地方，和荷兰很像。我在档案里见过的海关建筑，现已荡然无存，但它的位置还是可以辨识。河上的浮桥似乎年代久远，但不管它真正的年代，看来它是彻底发挥了功能。还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地方在官方地图上标注为凤阳，但当地人却习惯叫凤阳关、凤阳榷关，或是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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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考察的意义在于它让我可以形象化认识中国内河水运的重要性。去凤阳的所有行程，我们都是沿着河流和大运河走的，所经过地方的地名都符合它们在过去历史上作为榷关的地方。例如临淮关，它曾是一个临水的渡口，船只聚集，也是一个交易集中区，由向来擅长区域贸易的回民所主导。进口到中国的货物经过这些内陆水道再转销到内陆各地，土货同样经它们载运出口。这些水路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网络，反过来塑造了中华帝国。正如环境史学者麦克尼尔（J.R.McNeill）所观察的那样，中国是“地球上在生态方面最具有复原力和资源的国家”，如同在“北边有一条尼罗河，南边有一条恒河，然后一条人工开挖的密西西比河把它们串连了起来”，几乎跨越了整个东北极和南部亚热带地区。[2]中国曾被赋予了极好的资源：过去和现在都有两大基本主食：稻米和小麦；铜，主要用来铸币和造枪炮；硬木材，主要用于建筑，包括修建帝王陵墓等。这两种原料来自遥远的南方，甚至东南亚地区，它们通过河流和大运河被运到北京。同样的还有玉石。稻米主要产自农业发达的长江中游省份及四川（也曾盛产鸦片），再被转销到长江下游人口稠密的城镇以及北方地区。盐对健康非常关键，也和香料一样重要；它从山东和安徽等几个少数产盐地区被运销到整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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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们对海关是如何管理中国港口和海道有些了解的话，我们对中国重要的内河水运恐怕还知之甚少。就连对大运河也一样。而大运河应该和长城一样，都是中国的象征标志。同样地，我们对于联结上海及其富饶腹地的繁忙苏州河，以及其他更多的河流和运河，也了解有限。没有它们，海关也不能存在。如果海关能自然地让我们从通商口岸来看外部世界的话，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要沿着长江、珠江、西江及其他联结通商口岸和其腹地的水道来回头看中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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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海关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不存在了，但它还拥有重要的“来世”。海关档案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之前都一直封闭，原因之一是它把文件保存得非常好，其中也包括个人档案。“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潮涌向了这批档案。红卫兵爬梳档案的主要动机是为寻找资产阶级走狗和走资派的证据，海关职员成为了主要目标，而海关也是受到怀疑的对象。今天，红卫兵当年使用过的表格仍夹杂在一些旧海关档案之中。那些表格印刷工整，有宽松的栏位和清楚的项目分类，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组织海关档案里面的信息。红卫兵以一种官僚的和有序性的方式工作，旧海关肯定会赞扬！有人告诉我，后来周恩来下令封存了这批档案，并且交由军队看管以停止对海关家庭成员的迫害。尽管部分海关档案目前已对研究者开放，但它仍处于军管之下，士兵还经常进行突击保护演习。当我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阅览室查阅这些海关档案时，就曾遇到这种演习。海关给1949年后的中国所留下的阴影，以及它在革命和迫害之中的角色，这些也是它历史的一部分；只是这部分还是撰述禁区。如果说近代海关很明显地拥有多重面向和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不用回答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海关的历史意义。它在中国的历史大叙事里站在什么位置？ 又，在中国和与其相关的国家中，海关又是处于何种位置？我曾把该机构形象或概念化地称为一个边界政权，它有着自己的处事方式、历史和文化，按照自己的信念来运作。它出现于国家机器在全球扩张之时，并且是该过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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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说过，我认为海关是令人渴望的历史产物，也是受到各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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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垂涎觊觎的机构。不论想掌控它的各个党派是如何公开地说海关，这个机构之所以会那么令人垂涎，其原因在于它不仅能够提供金钱，而且它确实运作成功。在清代，英国人要海关归他们，所以当俄国人试图掌握它的时候，英国毫不退让。而当少年中国对英国表示情况并非如此时，英国人感到非常吃惊。如果说少年中国要掌握海关的话，国民党和日本人也是如此。当然，海关所拥有的自主一直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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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的历史点出了金融和财政是多么的重要，尤其是在中华民国的那段历史中。当今中国囤积了巨额储备，这其实还蛮符合过去历代王朝的行为模式，但在另一方面，或许是不愿再次负债于金融财团和西方国家。财政是个困难的议题，因为钱有种神秘宗教式的特质，它所释放的魔法会一直运转，直到失灵为止；而一旦失灵，灾难性的崩溃就会接踵而至。像这样的情况在抗战时期和内战期间就发生过；因为当关税在这两个时期停止征收时，中国债券失去了价值，整个国家陷入了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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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的历史也证明，当一个国家贫穷和虚弱时，并不意味着它的领导者是糊涂的。这样类似的错误评价在过去很普遍，例如清末的领导人常常被指责，说他们受传统束缚太多，不了解现代世界，到现在这种错误评价仍很普遍。然而事实上，就因为缺少军事和财富力量，反而助长了政治上的精明。不过这并不是说中国领导人就万事皆正确，或者就不会只按他们自己的利益行动。本书不仅已给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同时也有很多反面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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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历史不一定都要带有教训，但我相信这段历史是有的。当英国人初到中国时，他们想教育清朝如何在平等的民族——国家体系内以文明的方式来行事，也就是那套西方国家觉得合理的地缘政治系统。正如茅海建有力地指出，[4]清政府试图用武力抵抗英国入侵是非常愚蠢的。但是，如果双方都不把自己看得如此至高无上，允许妥协和各种想法混合汇集，避免诉诸于武力，并且能够对问题的深层面向，也就是孔飞力所称的“宪政困境”有所认识的话，[5]事情就能更好处理。那些吵嚷着要把中国带入现代世界者，必须要接受这是一个需要相互迁就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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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必要夸大事实，把海关说得多么高尚。对海关及其领导者进行严厉批判也并非是件难事。且不需要太大的思维跳跃，就能理解少年中国为什么把海关看成是对清政府尊严的侮辱，国民政府视它为侵犯中国的主权，以及新中国政权把它当作是资本主义上层结构的一部分，使旧中国贫穷、落后、分裂、被剥削，其本身也在进行剥削。但是尽管如此，海关也致力于创造一个让大家都可以使用的有序市场，提供中国与它的多元贸易伙伴间的和平接触，维持一个让所有各方都可接受的中间地带，通过规章和帝国的行政权来抑制暴利和滥用地位及权势，这些也都是历史事实。在那个时代，海关一直维护着中国，而很少有其他事物或人可以做到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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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不太情愿地对“资本的年代”表示钦佩，部分原因在于他知道接下来的“极端的年代”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所刻画的20世纪的愿景。[6]当我们没必要完全接受海关的创建者和维持者所提出的自我合理化的论述，以及不需要原谅他们的越界行为时，我们也要避免现今那些教条。和霍布斯鲍姆一样，我愿意承认我的确对海关有一些钦佩。因为书写它的历史，使我对公务行政式的官僚、世界主义、奉献于保持边界的开放，以及创造中间地带和妥协地带等等产生新的尊敬。通过大方地认同过去成就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解读中国近代史时，能够少用一点意识形态，或者少一点符合当代潮流的批评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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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让我做最后的一个澄清。我在本书中虽然点出海关混合的特质以及它与欧洲的牵连，但我主要的用意是要把外国元素带回到中国近代史自身。一旦扩大我们的视野，这段历史可以被视为中国海洋商业贸易发展史的一部分。中国近代海洋贸易可被看成是从明朝开始的，明朝在1567年解除海洋贸易禁令。此举取消了施行将近两百年的海禁，尽管偷渡违禁在这期间经常发生，而且有增加的趋势。随着海洋贸易的壮大，中国与日本、菲律宾、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海外关系也不断地发展。为了瓦解郑成功的中国沿海贸易网络，清朝也曾下达过海禁，但仅仅二十年后，禁令就被撤销。中国的海外贸易再次繁荣，银、茶叶、棉花、瓷器和鸦片都是主要商品货物。虽然当初恭亲王在太平天国后期的特殊军事和政治背景之下给予海关支持，但他也并非看不出来海外贸易的巨大利益。何况就算是让外国人监视外国商人，使他们纳税，这也并非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当毛泽东在1949年掌握政权后，他同样下达了禁止与西方进行海外贸易的命令。更确切地说，他决定向苏联一边倒；其后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实施了贸易禁运。[7]当毛泽东在1972年同意接见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后，他也开始有了废止海外贸易禁令的动作。后来当邓小平在1978年展开改革，终于完成了这个过程。不令人意外的是，那些被指定来负责恢复中国海上联结的城市，也刚好就是那些在上一个年代从中国的海外贸易中兴旺繁荣的城市。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海关的历史只是一个更长轨迹里的一部分。在属于它的那个历史时段中，刚好也是一个不寻常的权力空白期，得以让海关管理近代中国海外轮船贸易，所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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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关总税务司邮政通令第156号，1906年12月26日，天津市档案馆，卷宗号W2-1-2838，“通令等，第2卷，通令135-261，指令1-112，邮政文献，通启1-2，通谕1-2，1906-1911年邮政通令”。感谢蔡维屏博士告知我此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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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麦克尼尔：《世界视野下的中国环境史》，载伊懋可（Mark Elvin）、刘翠溶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社会和环境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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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关该方面的最好研究，参见吴松弟：《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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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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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孔飞力（Philip Kulvn）：《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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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时代》，伦敦：阿巴库斯出版社，2008年，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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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满红：《从东亚到世界：17至18世界晚期中国经济中海上白银流通的地位》，载王赓武和吴振强主编：《过渡时期的海洋中国（1750-1850年）》，威斯巴登：奥托·哈拉索维茨出版社，2004年，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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