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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1703757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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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第四章 地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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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幅维米尔的画，轻松就可从中找出那正包围、入侵代尔夫特的更广大世界的蛛丝马迹，那就是《地理学家》（The Geographer，彩图4）。那幅画以维米尔的一贯手法呈现他的画室，我们看到同样的封闭空间，那是在维米尔画作里预期会看到的空间，明亮的窗户再度被画成以极斜的角度面对观者，因而完全看不到窗外街道的景象。但这一次，房间里东西杂乱，而且那些东西跃然指向更广阔的世界。维米尔在这里要表达的无关乎男女情爱（前两幅画的主题），也无关乎高洁人格的追求（那是我们不久就会探讨的另一幅画的创作源头）。这幅画主要表现另一种追求，表达想了解世界的渴望，而这里的世界不是房间内部的世界，甚至不是代尔夫特的世界，而是商人和旅行家正在进入，正从那里带回奇妙东西和惊人新消息的广大世界。那些东西迷住人的眼睛，那些消息占据人的脑海，而维米尔那一代才智不凡之士，正尽情吸取那些消息，开始用全新的角度打量世界。他们要拟定新的量度标准，要提出新的理论，要以大至涵盖整个地球的宏观眼光，小至深入幽微、开始揭开一滴雨水或一粒微尘的神秘内在的微观眼光，建造新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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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4 约翰内斯·维米尔，《地理学家》（法兰克福，施塔德尔美术馆）。《天文学家》的姊妹作，很可能是受托绘制，描绘一名有学问之人，而那人可能是安东尼·范·列文虎克。墙上维米尔签名底下，注明1669年，这虽是后来加上，却有可能就是此画的绘制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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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这就是《地理学家》的主题。因此，这幅画给予观者的感受有别于维米尔其他的画作，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以一贯手法围绕着一个人物来构图，那人正专注于自己的事，目光未投向观者。但其他画作里那种让观者仿如置身画中人旁边的亲切感，不见于此画。我们的目光被引向那个停下来沉思的地理学家，一如被引向那个读信的年轻女子，但我们未能进入更深的心理层面。或许维米尔想通过《地理学家》[和其姊妹作《天文学家》（The Astronomer）]，展开新题材的创作，但不是很清楚如何让这个知性的场景在观者心中激起涟漪。对观者，或对画家本身来说，那股想借由描绘世界地图来认识世界的热情，终究不如想借由爱来了解另一个人的热情更引人入胜。或许，委托维米尔画这两幅画的人希望通过它们呈现对科学知识的新渴望，而维米尔对这样的主题提不起劲。甚至，委托作画的就是画中的人，而最合理的猜测，这个人可能是代尔夫特的布商、测量员、博学之士——安东尼·范·列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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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虎克这个姓就是他的地址：“狮门旁那个角落”，而狮门就是《代尔夫特一景》中那对城门右边的第一个城门。他最为著称的事迹就是以透镜做实验，因此被今人誉为微生物学之父。就文献来看，维米尔和列文虎克没有直接往来，但就间接证据来看，他们是朋友的可能性很大。他们两人同月出生，住在代尔夫特的同一个区，又有共同的朋友。对于那些质疑两人是朋友的人来说，这三点大概还不足以改变他们的看法。但是在维米尔死后，列文虎克扮演了关键角色。维米尔死时，他的绘画和艺术品经销事业都处于低潮，死后两个月，遗孀卡塔莉娜不得不申请破产，市政委员会接到申请之后，即指派列文虎克管理维米尔的遗产。从另外一幅肖像画来分析，这位推开桌上的土耳其地毯，手拿测量用的两脚规，俯身在地图上的男子，就是列文虎克。即使不是列文虎克，此画推崇的也正是列文虎克那一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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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广阔世界的蛛丝马迹，在画中处处可见。那位地理学家摊开在面前的文件，内容模糊难辨，但显然是张地图。一张羊皮纸质的海图，松散地卷在他右手边的窗下。两份卷起的海图摆在他身后的地板上。一份欧洲沿海图——这幅地图的顶端指向西方，而非北方，主题也就随之明了——挂在后墙上。那幅海图出自何人之手，尚不得而知，但它与威廉·布劳（Willem Blaeu）所绘海图类似。布劳是阿姆斯特丹的商用地图出版商，印制了许多地图，《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中后墙上那张地图，就是其中之一。整幅画最上方有颗地球仪，那是亨德里克·洪迪乌斯（Hendrick Hondius）1600年出版的地球仪的16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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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笔下的地球仪，只露出洪迪乌斯口中的东洋（Orientalus Oceanus）那一面，而东洋就是今人所谓的印度洋。对17世纪初的荷兰航海家来说，航越那片海域非常艰巨。前往东南亚的葡萄牙路线，要绕过好望角，再往北经过马达加斯加岛，一路顺着弧形海岸线航行。这条路线的优点在于航行中可频频看到陆地，不易迷失于汪洋大海之中，缺点是航行方向逆风、逆洋流，而且虽然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这条路线仍掌控在葡萄牙人手中。1610年，有位荷兰航海家发现另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在抵达好望角后还要再往南航行到南纬四十度处，然后借西风和西风漂流之力，船只可迅速航越印度洋边缘，再乘着东南信风转北航往爪哇，完全避开印度沿海。通往香料群岛的航程，因此缩短了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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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只地球仪下方的涡卷图案（当时的地图绘制员习惯以这种带题词的涡卷图案，填补地图上的空白区）难以辨认，但现存的一个实物可弥补这个缺憾。洪迪乌斯在涡卷图案里，以印刷体简要解释了这颗地球仪为何不同于他1600年出版的地球仪。“每天前往世界各地的考察活动频繁展开，考察队清楚见到并报告那些地方的所在位置，因此，如果这地图大不相同于我们先前所出版的其他地图，我想不会有人觉得奇怪。”然后，洪迪乌斯恳请热心的业余人士鼎力相助——这种人在编纂这方面知识上有着重要作用。“在此恳请好心的读者，若对某地有更为完整的了解，还请不吝赐教，以增进大众福祉。”大众福祉的增进，当然也代表销售量的增加，但只要能让产品更为可靠，当时没人在意大众福祉的增进是否会图利厂商。当时外面是个新世界，为了理解那个世界，值得花钱取得相关知识，特别是无知的具体后果之一乃是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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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耶稣会士阿德里亚诺·德·拉斯·科特斯（Adriano de las Cortes）就因为对南海的认识不够“完整”而吃到苦头。1625年2月16日早上，他所搭乘的“吉亚圣母”号（Nossa Senhora da Guia）在中国沿海触礁。“吉亚”号是葡萄牙船，离开西班牙的菲律宾马尼拉殖民地，欲前往珠江口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船于三个礼拜前离开马尼拉，沿着吕宋岛西侧往北逆风航行，然后朝西穿越南海前往中国。航行在南海的第三天，寒冷的浓雾使船动弹不得。导航员应该带有相关的海图，以顺利走完这条已走过多次的马尼拉—澳门航线，但海图用处不大，靠它们跟靠太阳、星星辨认方位没有差别。同时碰上浓雾、减速、缓流，使他束手无策。大略估算出船与赤道的距离不是太难，但要估算出船在东西间的哪个位置，就没办法。（确定海上经度所需的仪器，还要再过一百五十年才会问世。）两天之后，开始起风，但不久刮起大风，把船吹得偏离航道更远。“吉亚”号的领航员无法算出所在位置，只能等看到陆地，根据海岸轮廓判断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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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凌晨，距天亮还有两小时，大风突然将船推上中国海岸。地图上未标示出上岸处，船上的人也无人认得。后来幸存者才知道，他们搁浅在澳门东北方三百五十公里处。船解体的地方水不深，“吉亚”号上两百多人，大部分人得以泅水上岸。只有十五人未能登岸：若干水手、若干奴隶（其中一名是女的）、一些来自马尼拉的他加禄人、两名西班牙人、一名年轻日本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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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渔村的居民下到海边，盯着这批上岸的外国人瞧。他们爬上岸时，村民避得远远的。大部分村民可能从没有这么近距离见过外国人，因为这个沿海渔村不在两条对外贸易的主要航线上——一条是从澳门到日本，另一条是从月港（今厦门）到菲律宾，而月港在与澳门相反的方向上，距此地两百公里。住在这段海岸的渔民知道有外国人在那些海域航行，大概听过澳门的葡萄牙人（中国官方称那些葡萄牙人为“澳夷”），而且知道那些人不大可能攻击他们。他们害怕的是倭寇和可怕的红毛（这是刚出现的词语，用以指称荷兰人）。官府于1525年禁止与日本人进行海上贸易，倭寇愤而袭掠中国沿海进行报复，“吉亚”号搁浅时，倭寇为患已有百年。他们以善使刀而令人生畏。当时当地仍流传，曾有十二名日本人持刀，杀掉派去围剿他们的三百名中国民兵。红毛则让他们更为害怕。荷兰人袭掠那段沿海地区，只是最近两三年的事，但因为手法凶残，很快就恶名昭彰。从中国人替荷兰人所取的绰号，便可以知道中国人见到他们时，是什么特征最让中国人印象深刻。对于中国人而言，黑色是正常的发色。葡萄牙人大多也是黑发，因此，在中国人眼中，他们只是长得丑，还谈不上怪。荷兰人则不然，他们金色带红的头发，叫中国人看了惊骇。凡是发色如此的人，都是红毛，都是荷兰人，因而都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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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全球贸易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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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上岸的不只红毛、倭寇、澳夷，其中还夹杂了全然不同的另一种人——黑鬼。那些是伺候葡萄牙主人的非洲黑奴，在东亚的各个欧洲殖民地里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和中国人所见过的人都很不一样，因而最令中国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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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的目光停在那些外国人身上没多久，就转而盯上随着生还者一起漂向岸边的箱子和木桶。他们开始把漂浮的船货拖上岸，翻找值钱的东西。不久，当地民兵带着刀和火绳枪抵达，他们的任务是把船难幸存者留在登岸处，等军队指挥官前来处理。他们也想捡拾船难后冲上岸的东西，但货物已被村民抢先一步捡走，他们只好找上那些一身湿漉漉的幸存者。他们搜了一些人的身，叫其他人脱光让他们搜查，认定他们身上一定藏有金银珠宝。最初幸存者因为疲累且害怕，乖乖地让他们搜身，只有一些人不出声反抗。民兵还没搜到多少东西，幸存者就集合起来，朝内陆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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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担心未控制住这群人会受罚，开始朝他们丢石头、用长矛戳，让他们知道该待在岸上。但那群为数两百多的外国人继续前进，于是中国火绳枪兵开火，有一人中枪，是个日本人，但火药威力太弱，弹丸只是打进那人衣服里，而未伤到皮肉。民兵的刀则较管用。一名叫弗朗西斯科的葡萄牙水手挨了一刀，然后被砍头。他是那批幸存者之中第一个被俘虏他们的人杀死的人。然后一名叫米格尔·苏亚雷斯（Miguel Xuarez）的澳门土生葡人遭长矛刺中。一名神父扶住苏亚雷斯，但还是被民兵拖走并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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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位军官带着小队侍从，骑马抵达。“吉亚”号船长贝尼托·巴尔博萨（Benito Barbosa）赶紧上前，请求放过他的乘客和船员，但那军官挥刀威吓，命令侍从割下巴尔博萨一只耳朵，表明他是犯人，没有商量余地，只有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