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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1703757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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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第五章 抽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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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代尔夫特，以兰贝特·范·梅尔滕（Lambert van Meerten）最为热衷于收藏本地的珍奇文物。他出生在以烈酒买卖致富的家庭，继承家产之后，穷尽一生精力和财产，搜集了大量艺术品、雕像、瓷器、古玩以及他能从翻新的建筑捡回的任何建筑碎屑。他搜集的东西多到无处可摆放，幸好他有个更有钱、更有见识的朋友——扬·斯考滕（Jan Schouten）。斯考滕伸出援手，同意出钱买下一栋三层楼的大房子，供范梅尔滕存放他所有的宝物。房子位在荷属东印度公司代尔夫特事务所大楼所在的奥德代尔夫特运河边更上游处。范·梅尔滕死后，斯考滕将那幢房子改为博物馆，至今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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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观那座博物馆的时候，在楼上一间里屋的陈列柜里，无意间看见一只青花大瓷盘。瓷盘直径43公分，绘有中国庭园景致，庭园里有神仙、学者、仆人、神话中的动物（彩图5），叫人目不暇接。葡萄牙人是最早尝试制作中国式碟盘的欧洲人，但最早能仿制到相当类似程度的欧洲人，乃是代尔夫特的陶工。在这只盘子上，陶工以高超的手法，仿造出中国的绘饰风格，但还不到以假乱真的地步。许多小地方透漏出这是由荷兰人所制。从盘缘的缺口可看出这用的是欧洲黏土，釉色也没有景德瓷那种坚硬和均匀。最让人一眼就识破的地方，乃是所绘朝廷命官手持的牌子上写了三个汉字。陶工大胆地尝试以汉字装饰，但那些字本身毫无意义。因此，那只盘子是个赝品。不过只是衡诸当时的情形，这样的论定失之严苛。陶工绘上如此装饰，并无意冒充中国真品。盘子所流露的中国风格纯粹是为了赏心悦目。这是一件博君一笑、无伤大雅的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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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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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5 代尔夫特兰贝特·范·梅尔滕博物馆收藏的盘子（代尔夫特市立博物馆）。大概于17世纪结束前后制作于代尔夫特。仿中国式的装饰里，前景处呈现五名位于云中的神仙，后面的中式庭园里则有姿态各异的男女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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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那件盘子上的人物姿态各异，各有所忙，比如有人漂浮在云中、有人过桥、有人抓鹤，而在欧洲人的心目中，那些是中国人在图画里常出现的举动。盘上有几个古怪突兀之处，绝不会出现在“真的”瓷盘上，其中之一就是那个乘着神话中的貀，猛吸长杆烟管的秃头神仙。没有烟从神仙的嘴巴或烟管喷出，但是神仙腾云驾雾，就代表了烟。就我目前所见，在中国，没有哪个瓷器绘师会在盘子上画上抽烟之人。一直要到18世纪相当晚期，中国艺术家才愿意将抽烟的人入画，而且只见于素描或木版画中（本章后面会见到一件这样的早期作品）。新的习惯要花一段时间才能融入文化，在20世纪之前，抽烟融入文化的程度，还不到可以出现在美术领域的地步。中国画在这类文化事物上的态度偏向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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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抽烟者的荷兰瓷器还不只这一件。那时，代尔夫特陶砖画师在陶砖上画上抽烟的人，已有数十年的历史。描绘抽烟的人的艺术家，也不只瓷器画师。那时候，代尔夫特的油画上有抽烟的人，用抽烟来象征交际、欢乐，也有同样长的历史。代尔夫特的荷兰小画派画家扬·斯丁（Jan Steen），喜欢在讽刺场景里画上各个年纪的人在抽烟。画风较矫揉造作的彼得·德·霍赫（Pieter de Hooch）和亨德里克·范·德·布赫则让正在聊天的男人手上拿着烟管，这样，他们的手才不至于闲着。维米尔从未画过抽烟的人，因此，我们从他的画找不到可进入烟草扩散全球的方便之门。但是这只盘子——可能是欧洲艺术家最早描绘中国人抽烟的作品——却有这样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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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画师从哪里得知中国人抽烟？他不是在模仿中国原件，因为那时不会有中国画家在瓷器上画抽烟的情景。如果那是他自己想出的画面，想必是因为他听过中国人抽烟的事。他对全球动态已略有所知。经过16世纪后半叶体会过吞云吐雾之乐后，那时候的欧洲人对抽烟已经司空见惯。中国人——或者说全亚洲人——在17世纪也加入吞云吐雾的行列，而且是在没有商业界或文化界的上层人士在旁鼓吹之下——事实上，几乎是在没人注意到此事发生的情况下——自行加入。这个现象正是17世纪全球流动所造成的效应，而这个效应是没人预料得到的。抽烟习惯并不必然会走向全球，但事实是它的确走向了全球。那件代尔夫特瓷盘上的抽烟仙人，为我们开启了另一道门，穿过那道门，我们将会回到那个正在17世纪时生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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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中国所有受过教育的年轻男子求取功名利禄的憧憬之地。北京城冬天寒冷，春天有蒙古吹来的沙尘笼罩，夏天酷热，只有秋天舒适宜人，但这座城市却是皇宫和权力中枢所在。胸怀大志的读书人经过层层考试筛选，极少数的秀异之士汇集于北京的科场，冀望考上进士，入朝为官。跻身进士，长路漫漫。所有考生一律得从所属县城的考试开始考起。能够考上进士的人少之又少，而考上进士之后能够在朝廷为官的则更少。进士家庭出身的考生，准备这一连串的艰苦考试占了些优势，但一旦进入考棚，在里面待上三天写试卷，什么出身都不重要。当然，若是考生家人认识考官，予以贿赂，那又另当别论。不过贿赂不易成功，一旦被查出，则是杀头之罪。如果考上进士，进士家世背景就大为有利，因为那意味着拥有良好的社交手腕和官场关系，可以在京城里觅得体面的职位，不必先外派到各省当县官，再一步步努力爬回中央。循着科举考试爬上北京，非常艰苦。从地方县官再往上爬到京城任职，也差不多同样艰苦，大部分的县官都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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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聪出身良好，在1631年进士及第时已经三十多了。良好家世和官场人脉，弥补了他耗费在寒窗苦读上的岁月。杨士聪被直接安排进翰林院，之后升任礼部侍郎。1637年，太子八岁，杨士聪被任命为校书，教太子读书，为众人称羡，1640年代再当上太子顾问一职。1644年4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几个礼拜之后，清军入侵，王朝易帜。太子受耶稣会士影响，急急致函教皇，请其派兵前来将满人赶出中国，但是相隔万里，就算教皇欲伸援手，也是缓不济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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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历史上，杨士聪并非特别耀眼之人。像他那样官场生涯止于侍郎层级的干练官员不在少数，因此在明朝正史里未有一席之地。但由于他写了一部笔记小说，描写明朝最后十年的京城生活，因而得到后世某些史家的注意。杨士聪于1643年写成《玉堂荟记》，但若论付梓出版，那一年不是好时机。前一年大瘟疫肆虐华北，再过一年，李自成的大顺军将攻陷北京，推翻明朝。因此这本书存世极少。杨士聪当时还不知明朝会亡，但已深感国家多难。他在《玉堂荟记》自序里写道，写这本书意在提醒世人，天下承平之时，京城生活是何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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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聪在《玉堂荟记》第一卷里写道，北京城民在过去十年经历了两个小改变。如他所说，那些现象“盈衢”，显示世道已不如从前。第一个改变是小贩卖起了沙鸡。这种鸟不产于北京一带，其天然栖息地在更北边的戈壁南缘。据当地传说，沙鸡只在北方边界有部队调动，栖息地受到惊扰时，才会飞到这么南边。有人告诉杨士聪，沙鸡在1632年就已出现于北京。捕鸟人看准有利可图，已开始抓他们来贩卖，让人吃下肚去祭五脏庙。沙鸡飞到北京，可能是气候变迁的迹象，因为1632年那年多雨，而降雨可能是迫使沙鸡南飞的因素。但当地人认为沙鸡之所以出现，乃是表示北方边境有事，而当时满人正陈重兵于北界，准备入侵。沙鸡的角色就跟煤矿坑里示警的金丝雀一样。但这种事没人敢说出口，因为即使只是提及满人可能入侵，都会被当成内奸，扣上叛国的罪名。但人人都相信，沙鸡出现于市面，就代表敌人要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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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改变出现于市井，开始出现有人抽烟，这暗示了天下即将大乱。1597年，杨士聪在山东出生，当时山东没人抽过烟。放眼中国全境，也只有极少数人抽过。在东南沿海有人抽烟，北京则已有烟叶流入，因为1596年后的县府采购列表记载有烟叶这一项（价钱是北京市场上肉桂或硫黄价钱的两倍，茉莉香片的七倍）。1631年，杨士聪到北京参加科考时，抽食“烟酒”（当时有人这么称呼烟）在京城已颇为普遍。据杨士聪的记载，烟草出现于北京，始于天启年间，而天启皇帝是在1621年登基，六年后驾崩。杨士聪说：“二十年来，北土亦多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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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聪觉得这奇怪的植物在北京出现，很值得探究。他先指出，抽烟不见于古代中国，因为古籍里未曾提及，因而想必是来自海外。京畿地区抽烟的人主要是从南方调来北边防御满人的士兵，因此杨士聪推测这习惯来自南方。士兵对烟草的需求促使北京农民改种烟草，结果烟草收入是种植谷物的十倍之多。随着烟草出现于市面，北京居民也染上抽烟的习惯。这个转变终于引起崇祯皇帝的注意。他不满农民弃谷物改种烟草，深恐这会危及京畿的粮食供应，于是在1639年下旨，京城不准贩卖烟草，违者处死。官方的说法是抽烟浪费时间、金钱，有害健康，但本地人认为这项禁令乃是对双关语的过度反应。杨士聪记载了一则正史所没有记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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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把抽烟说成吃烟，而北京古称“燕”，与烟同音，于是吃烟就给人“拿下北京”的联想，而拿下北京正是那时满人和大顺军扬言要做的事。于是，光是提到“烟”这个字，就会被视为内奸在造谣生事，欲摧毁明朝。杨士聪若是知道，抽烟的风气在华北流行之前，满人就很喜欢抽烟，绝对会更振振有词地反对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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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所知第一个违反这项新禁令而被送上北京衙门的案例发生在1640年，也就是禁令颁布的次年。有个举人带了一名仆人，前来北京参加会试。那仆人大概是想替主人出门在外时赚点外快，补贴开销，于是把带来的烟草拿了一部分到街上卖，不久就被捕。按规定，犯此禁令者一律砍头。死刑判决呈送崇祯皇帝审批获准，这个倒霉鬼就成为这个严苛新法之下的第一个亡魂。这项规定很不得北京民心，后来几经蓟辽总督洪承畴请求，才在1642年年初被废除。杨士聪在那一年短暂离京，再回到京城的时候，烟草销售量大逾以往，原来被视为奇风异俗的抽烟，这时已是见怪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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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只考虑到实际的利害。他并不关心那个福建仆人的死活，但他关心军队的士气，而士兵喜欢抽烟。士兵相信抽烟可驱寒祛湿气。既然如此，何苦剥夺这驱寒祛湿之物而伤害士气呢？朝廷禁烟乃是因为担心煽动叛逆的谣传仍甚嚣尘上，但那是因为京城居民有理由觉得有叛乱、入侵、瘟疫的力量在威胁着他们。社会中的大部分人觉得出现了无法应对的变动时，像烟草这样新出现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和那些改变扯上了关系。烟草的确可以扯上关系，但其间的曲折迂回远非北京居民所想的那样。要想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观察，我们就得扩大视野，涵盖到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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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再把17世纪的世界当做一面因陀罗网，犹如蜘蛛网一般。这面网时时刻刻在变大。网上每个结都吐出新线，触及新的点时线就附着在点上，这些线也往左右横向连接，每条新出的线都不断重复这个过程。随着线的分布愈来愈稠密，网愈来愈往外延伸，愈来愈纠结复杂，也愈来愈紧密相连。网上有许多结网的人，也有许多中心，所结的网往各处延伸的时候并不是整齐对称。有些地方因为其制造的东西或被带到该地的东西而较受青睐。其他地方则是深沟壁垒，订下法令自我孤立，借此不让那张网近身。但只要有人员移动、征服或贸易的地方，那张网就会变大，往外分枝，而在17世纪初的人就在做这样的事，其速度之快、次数之频前所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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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那些线有各式各样的人与货、船与畜力车、战士与武器在快速移动，动物与植物、病原体与种子、语言与观念也在快速移动。那场网上的对象并非依哪个人的要求而移动，但也绝非随机地移动，因为植物或观念之类的事物要想移动，只有依附于移动的人，而移动的人之所以这么做，则与移动时惯有的需求、恐惧有关——即使他们最后到的不是他们想到的地方。许多事物跟着足迹遍及全球的人传播到其他地方，从而以无人能料想到的方式改造世界，但那些人移动时，并没有传播那些事物的意图。美洲的茄属植物——西红柿、马铃薯、辣椒、烟草——就将以这种方式传播到全球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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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年，哥伦布及其船员抵达美洲，成为最早见到美洲土著人抽烟的非美洲人，但第一个在出版物中提及烟草的人，则是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时间为1505年。1535年，雅克·卡蒂埃在第二次航往新世界时，尝到烟草的滋味。烟在嘴里口感辛辣，由于读者不知那种感觉，卡蒂埃在书中只能拿胡椒来比拟。胡椒和烟草都是茄属植物。尚普兰于1599年首次远航到美洲时注意到烟草，形容它是“某种草本植物，他们抽吸其烟”。1603年，蒙塔涅族酋长阿纳达毕朱在塔杜萨克款待法国人的时候，表现了土著人应有的待客之道——递上烟。尚普兰称那场欢宴为tabagie——在今日的魁北克，这个词意为“香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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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土著人借烟草之助，移动于自然世界与超自然世界之间，和幽灵交谈。抽烟有助于引来幽灵的注意，因为幽灵喜欢烟草燃烧的气味，此外，烟草有助于让通灵者进入正确的精神状态。萨满巫师利用烟草来帮助自己进入迷幻的状态，以脱离自然世界，看幽灵在做些什么，借此窥知未来。今天的香烟，致幻作用不强，但当时土著人烟草的尼古丁含量，高于今日香烟许多倍，致幻效果也强许多。1609年跟着尚普兰的作战队伍来到尚普兰湖的那位“巫师”，是否借抽烟让自己陷入迷幻状态，以预测袭击行动的吉凶，尚普兰并未交代，但很可能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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