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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1703757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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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第七章 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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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牌人》（The Card Players，彩图7）这幅画，轻易就可认出是17世纪中叶的荷兰画作，但没有人会把它误认为是维米尔的画作。画中可见诸多熟悉的元素：左边的窗户、斜向配置的大理石方格地板、墙与地板交接处一排代尔夫特瓷砖、两人隔着桌子对坐交谈、桌子上推到一旁的土耳其地毯、仿中国青花瓷的代尔夫特精陶罐、高高捧着的玻璃酒杯、挂在墙上的荷兰省地图。再加上穿着红色军外套、头戴海狸毛皮帽、和年轻女子打情骂俏的军官，这幅画活脱脱就是维米尔《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的翻版。但其实不是。这画有维米尔某幅画作的所有元素，但笔法不够精确，构图不够细心，因而无法将平凡场景化为生动有力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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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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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7 亨德里克·范·德·布赫，《玩牌人》（底特律艺术馆，约翰·纽贝里夫妇所赠）。同样是军官与年轻女子对坐交谈的场景，范·德·布赫的处理手法和维米尔的《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不同。此画据推断绘于1660年左右，当时范·德·布赫若不在莱顿，就在阿姆斯特丹，因为他在1655年离开代尔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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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画这幅画的是亨德里克·范·德·布赫，他是颇有名气的画家，和维米尔在同样圈子里工作，在作画赚钱上，成就可能和维米尔差不多。在代尔夫特的艺术舞台上，这两人约略属于同一个时代。范·德·布赫在代尔夫特附近出生，比维米尔年长五岁，十五岁时迁居代尔夫特。他在那里习画，二十一岁时加入圣路加工会，而五年后维米尔也在同样的岁数加入该工会。现有文献无法证明这两位艺术家相识，但若说不相识，也不可能，因为范·德·布赫的亲妹妹或同父异母的妹妹嫁给著名画家彼得·德·霍赫，而维米尔无疑知道霍赫的画作。欲证明《玩牌人》和《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有所关联就更难了。求爱的军官是当时很常见的绘画题材。维米尔可能早一两年先画成那幅画，但那时候范德布赫住在莱顿或阿姆斯特丹，因而可能从未见过《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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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题材和风格虽然相似，但维米尔的室内场景画，从没有像范·德·布赫的《玩牌人》一样，让人死死站在中央。维米尔没画过小孩，没画过男童仆，没画过非洲人。范·德·布赫把这三者全体现在那个穿着漂亮紧身上衣，带着耳环，在旁服侍女主人的十岁非洲男童身上。不只如此，他还安排那男孩直视作画者——以及直视我们。画中那对男女正在专心玩纸牌，旁边那个小女孩也正专心和小狗玩。只有那个非洲男童没在玩，而且以近乎刻意的眼神瞧着我们。倒葡萄酒的姿势也很奇怪，照理他应该看着酒杯。更奇怪的是玻璃杯的位置。凑近看可知，他以左手端酒杯。但如果粗略一瞥，赏画者可能会认为是那女子用拇指和食指捧着酒杯——17世纪时捧高脚杯的得体方式。唯一可表明她未捧着酒杯的地方，是她手上拿着牌，但若不凑近细看，就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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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把酒杯摆在她手的正上方，显示范·德·布赫原打算由她捧着酒杯，让小听差斟上。若是如此，画中的主要互动将落在那位白种女主人和她的黑仆身上，而在17世纪描绘上层妇女的画作中，那是很受青睐的搭配。但范·德·布赫后来改变心意，决定主要互动应落在那女人和她的追求者上。她从男童手中接下的酒杯，就不再是此画的中心；她递给追求者的那张纸牌取而代之。但这时候，把男孩拿掉已经太迟，因此，那非洲男孩就被安排站着倒出罐里的酒，但玻璃杯里是满的，没有葡萄酒从倾斜的罐子里流出。所以，那男童才能不用盯着倒酒的差事，转而看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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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米尔的每一幅画作，我们都无法得知代尔夫特当时有没有非洲人。范·德·布赫的画作则告诉我们，那时已经有了。15世纪起就一直有少许非洲人来到欧洲，但是在17世纪，低地国境内的非洲人数量显著增长。非洲人来到欧洲，在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这两座港市充当水手、劳工、仆人，大部分都是奴隶之身。这两个城市的法律，允许奴隶一进入其市政当局的管辖范围，就可向当局请求解除奴隶身份，但似乎少有奴隶申请。对于佛兰德或尼德兰境内的非洲人而言，若真能通过法律取得自由之身，生活可能还是没什么改变，因为除了在别人家里帮佣干活，他们几乎别无出路，而且即使法律判定他们是自由人，他们还是几乎脱离不了买下他们的男主人或女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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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德·布赫并不是将非洲黑仆入画的唯一荷兰画家。许多荷兰画家画非洲人，而且通常把他们画在室内，显示拥有他们的白人家庭没把他们当成外人。事实上，拥有黑童仆（而且通常是男童）的人，想要炫耀自己所拥有的黑仆。那就像受聘作画的画家，将委聘人心爱的中国瓷瓶入画一样。那既象征你的个人财富、高尚的资产阶级品味，还象征你有见识，知道在你所活跃的社交领域里，这些是有意义的表征。如果你是女的，你的黑奴是个男童，有他一同出现在画中，还能突显你的肤色、你的白皙、你的性别、你的高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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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牌人》里的那个男童，就是这幅画中的门，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一个以旅行、移动、奴役、混乱为特征的世界。这个世界这时正渐渐渗入低地国的日常生活，把活生生的人从土生土长的地方带到遥远的异地。至于那个男孩，除了知道他出现于画中，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如果不是生于代尔夫特，那么他大概是糊里糊涂地被当时的贸易网、捕捉网——运人如运货般容易的网络——抓住的倒霉鬼之一。但能够活着，就表明他运气不错。有太多人被卷进全球移动的漩涡之后，未能活着脱身。就连自愿而非被逼卷进那漩涡的人，也往往未能幸免于难。葬身17世纪那个漩涡中的，两种人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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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那股无休无止的移动浪潮，将许多人分散到全球各地。为了估算在这波移动潮中丧命的人数，我们将跟着五群先人的脚步，走上将人抛掷到人生地不熟的遥远异乡的五条旅程。他们是：非洲东南岸纳塔尔地区（Natal）的三个男子、爪哇海岸外某岛上七十二个男子和男孩、韩国济州岛上一个荷兰人、福建沿海一个意大利人、马达加斯加岛上两个在返乡途中的荷兰水手。范·德·布赫笔下的那个黑人男童，那个安然抵达代尔夫特但从此未回乡的男孩，他的命运乃是这五个旅程之人的缩影。最后，我们会以17世纪基督徒非常关注的一个旅行故事——东方三博士的旅行故事作结，以思考维米尔为什么在家里挂了一幅这个主题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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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三个男子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时，正看着同船的伙伴越过面前宽阔的河流，朝着他们所希望的莫桑比克方向，渐渐消失在非洲大地。那个高大肥胖的男子是个葡萄牙人，斜倚在轿子里，抬轿人替他搭了简陋的顶篷。有一个中国人、一个非洲人照顾他。非洲人、中国人叫什么名字，如今不详。帝国的奴隶除非是犯了殖民地司法编年史所认为值得记录的罪，否则官方文献很少明载其名。但我们知道那个斜倚轿中的葡萄牙人叫什么名字，因为他是他们的主人——塞巴斯蒂安·鲁博·达·席尔维拉（Sebastian Lobo da Silve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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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博（意为“狼”）被认为1640年代澳门最胖的人。1647年2月，他被送回葡萄牙受审。九年之前，他到澳门接下总督这个肥缺，从而全权掌管澳门与日本之间的海上贸易。鲁博在里斯本时花了大价钱才买到这官位，心想上任以后，靠着澳门独占中日贸易的关系，可以海捞一票。澳门能独揽中日贸易，是因为中日两国政府不愿直接通商往来，但允许葡萄牙人充当中间人。从葡萄牙的澳门殖民地载中国的生丝去日本长崎，回程载运日本白银，只要途中不遭荷兰人掳走船只，一趟获利达一倍之多。但是鲁博时运不济。他于1638年买下这官位，但是不久之后，日本就以葡萄牙商人违反禁止带传教士入境的规定，取消葡萄牙人的贸易资格。1639年，一名葡萄牙船长以身试法，遭到驱逐。1640年，又有一名船长偷闯日本，结果和大部分船员同遭处决。此后，只有欣然同意不把天主教传教士偷带进日本的荷兰人获准到长崎贸易。再无船只从澳门前往日本，鲁博再也赚不到那样好赚的贸易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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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的贸易受阻之后，鲁博转而诉诸其他生财之道，例如逼那些需要他说好话的澳门富商借钱，但他根本无意归还。更令澳门富商不满的是，他喜欢炫富摆阔，无视官场习俗。他一身可笑的“摩尔人装扮，穿戴大量金饰和天蓝色丝织衣服，头戴红帽”，在澳门四处走动。贪婪使他与议会——由澳门的大商人组成的机构——为敌，双方水火不容最后演变为街头械斗，甚至把火炮搬上街头互轰。1642年夏末，国王派人前来处理，但该人竟遭鲁博掳走，关在私人地牢里8个月，最后被活活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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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在中国遥远南疆的澳门街头爆发的乱象，相较于当时袭卷华北城市的乱局，根本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几股起义军正在华北和官军作战，而且各股起义军虽然都想推翻摇摇欲坠的明朝政权，却往往各怀鬼胎，彼此互斗。1644年，原来在驿站当驿卒，后因中央政府经费短缺精简人事而遭裁员的李自成大胆出兵北京，拿下京城。崇祯皇帝曾不顾大臣反对，试图调葡萄牙炮手到京支持，如今眼见曾宣誓保卫王朝的人全弃他而去，随之在紫禁城北端的煤山自缢。群雄并起的局面，并非如此轻易就被其中一股势力拿下。一个多月之后，一支由满汉合组的联军入关，扑向北京，将李自成赶出他掌控还不牢固的北京城。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拥孝庄文皇后的七岁儿子福临继位，是为清世祖，明朝正式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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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一位新总督从葡萄牙的果阿殖民地来到澳门。在这之前，有人在里斯本参了罗博好几本，新总督的任务就是起诉鲁博。新总督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才把鲁博绑上武装商船，押往欧洲。船于1647年2月离开澳门。陪伴鲁博的有三个人：不离不弃的兄弟、中国籍仆人以及被派去在这趟航程服侍他的非洲奴隶。船在距好望角还有一段距离之处搁浅，今天称该地叫纳塔尔。上岸的众人推断，若要活命，最好的办法乃是往北走到莫桑比克，但是以鲁博的状况，那不是最好的办法。鲁博太胖，而且被豪奢淫逸的生活弄坏身体，每走几步路就需要休息。他的兄弟用钓鱼线做了吊床式的轿子，以优渥的计日工资，说服原在船上当仆役的几个人用这轿子抬着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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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到一天，那些抬轿人受不了这工作，决定把鲁博丢给几个再也走不动的修女。罗伯的兄弟出面，威胁利诱，说服十六名水手接下这工作。他承诺给予丰厚报酬，同时威胁他们，若未能将罗博押回里斯本，向国王交差，他们难逃罪责。于是他们启程，丢下那三个修女，抬了一星期，眼看存粮愈来愈少，这时再高的价码都买不到人卖命。来到宽阔的大河南岸时，这些水手心知不可能将鲁博抬到对岸，于是用布替他搭了小遮篷，把他丢在那里。他的中国奴仆和非洲奴隶别无选择，只能留下来陪他，下场将和他没有两样。鲁博的兄弟留下来陪了几个小时，然后还是离开，追赶先走的伙伴，最后回到葡萄牙。他所遗弃的那三个人，则就此杳无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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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时，非洲人可见于东亚，但走出东亚的中国人非常罕见。明朝法律禁止人民出国，未经官府同意而出国，一旦回来，一律问斩。但是两百多年来，已有许多人前往东南亚经商、工作，且顺利溜回中国，并未遭严厉处罚。只要这些来来去去的海商未输出火药之类军事物资，大部分官员睁只眼闭只眼。但是当外国人的奴仆则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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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7年，葡萄牙人在澳门设立殖民地，此后一直有中国人前去讨生活。许多人以自由之身前去，但有些人却是以奴工身份沦落澳门，他们若不是自己卖身为奴以偿还债务，就是因为遭掳走被贩为奴。在明朝，只要对方心甘情愿，且有白纸黑字为据，纳人为奴并不犯法。但勾结外国人进行人口买卖，则是王法所不容，广东的省级官员对此提防甚严。中国政府严格禁止人口买卖，因而1614年葡萄牙人与中国官员谈判之后，不得不同意五条基本规章，其中的第二条就是禁止买卖人口（另有一条规章禁止葡萄牙人在澳门纳“倭奴”，也就是日本奴仆）。两年后，这些规章刻在一块大石板上，石板立在澳门中央，以时时提醒葡萄牙人勿忘他们所同意遵守的：不准买卖“唐人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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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清清楚楚刻在石上，但是中国官员知道，法律挡不住穷人涌进澳门这座金山找工作。官府大概会想隔离中国人和外国人，但老百姓无意遵守这样的措施，特别是离乡到澳门所得的好处，显然大于这些规定所欲维护的任何道德义务。有位官员就抱怨，“每岁不知其数”。官府关注此事，主要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是财政的考虑。问题症结在于让人出国，所属的县就少了课税的人头。多一个人到澳门当奴仆，中国就少一个纳税人。澳门耶稣会神学院的院长公开反对买卖中国孩童，支持中国官方的政策，但还是未能挡住为澳门提供劳力和服务。使澳门得以运行不辍的中国人持续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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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博所搭的船若顺利返抵里斯本，他的中国籍奴仆就会成为欧洲境内罕见的中国人之一。已有一些中国人在他之前来到欧洲，一部分是以教士助手的身份来欧，接受耶稣会士的培训，一部分是被当做珍奇之物带到欧洲，让大国君王和开明学者开开眼界。那艘船未能完成旅程，因而鲁博的那名奴仆就给困在他主人的世界和他祖国的世界之间，进退不得。鲁博一旦死去，他的奴仆身份随之结束，他的生存机会也跟着消失。17世纪的贸易旋风，把许多人从某地卷起，撒落到别的地方，而他很快就会成为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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