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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注释及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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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是我在写作《维米尔的帽子》时参考的内容，包括一些17世纪的原始文献以及20世纪学者的论著。对于亚洲语言的文献，我首先标注的是其英文翻译的名称，在其后用括号加上汉语或者日语的原名[1]。如果希望深入了解本书正文有所涉及但未做详细介绍的主题，我推荐以下八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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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Bailey，Vermeer： A View of Delf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1）。这是一本约翰内斯·维米尔的传记，富有思想性且非常吸引人。John Michael Montias， Vermeer and His Milieu ： A Web of Social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本书学术性更强。身为经济史学家的作者详尽检索了代尔夫特所有与维米尔相关的材料，此书是历史学家的梦想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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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史蒂夫·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Kenneth Pomeranz and Steven Topik， 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400 to the Present（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本论文集讲述过去五百年间主要的商品及全球市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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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纵乐的困惑：明代中期的商业与文化》[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Societ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该书论及明代广阔的社会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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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律格，《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Polity， 1991）]。柯律格在书中，以文震亨所写的鉴赏指南《长物志》为材料分析明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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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利玛窦的记忆宫殿》[Jonathan Spence，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5）]。本书是描述明代天主教传教士的最吸引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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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 and Murial Vigié， L’Herbe à Nicot： amateurs de tabac， fermiers généraux et contrebandiers sous l’Ancien Régime（Paris： Les éditions Fayard， 1989）。本书是一本关于17世纪吸烟文化的优秀文化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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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G. Kiernan， Tobacco： A History （London： Hutchinson Radius， 1991） 。这本书是对吸烟文化的英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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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扉页的话，见Gary Tomlinson，Music in Renaissance Magic： Toward a Historiography of Others（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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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代尔夫特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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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过Ludwig Goldscheider， Vermeer （London： Phaidon， 1958， 1967）了解到了维米尔。关于维米尔的生活和工作，参见John Montias， Vermeer and His Milieu， 以及Anthony Bailey， Vermeer。我也从以下著作中受益：Gille Aillaud， Albert Blankert， and John Montias， eds.， Vermeer （Paris： Hazan， 1986） ; Arthur Wheelock， Vermeer and the Art of Painting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及其所编Johannes Vermee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1995）; Ivan Gaskell， Vermeer’s Wager： Speculations on Art History， Theory and Art Museums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0）;Wayne Franit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erme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以及 Bryan Jay Wolf， Vermeer and the Invention of See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我也参考了网站http：//www.essentialvermeer.com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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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维米尔活着时候的尼德兰，参考Jonathan I.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其中人口规模引自第622页。关于17世纪荷兰艺术和文化史，参见E. de Jongh， Questions of Meaning： Theme and Motif in Dutch Seventeenth-Century Painting， trans. Michael Hoyle（Leiden： Primavera， 2000），以及David Kunzle， From Criminal to Courtier： The Soldier in NetherlandishArt 1550-1672（Leiden： Brill， 2002）。关于代尔夫特的历史，参见Ellinor Bergrelt， Michiel Jonker， and Agnes Wiechm， eds.， Schatten in Delft： burgers verzamelen 1600-1750（Appraising in Delft： Burghers’Collections， 1600-1750）（Zwolle： Waanders， 2002），及John Montias， Artists and Artisans in Delft： A Socio-Economic Study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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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豫园，见《松江府志》（崇祯四年刊）卷四十六，叶 59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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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是必须破解的谜”，引自James Elkins， Why Are Our Pictures Puzzles？ On the Modern Origins of Pictorial Complexity （New York： Routledge，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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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尔夫特一景》，载于Epco Runia and Peter van der Ploeg， In the Mauritshuis： Vermeer （Zwolle： Waanders Publishers， 2005）， pp. 42-59，其中48—49页对船只种类的讨论极具启发性。东印度公司建筑群的鸟瞰图，见H. L. Houtzager et al.， De Kaart Figuratief van Delft（A Pictorial Map of Delft） （Rijswijk： Elmar， 1997）， p.177，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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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代尔夫特与更广大世界的联系，参见Kees van der Wiel， “Delft in the Golden Age： Wealth and Poverty in the Age of Johannes Vermeer”， 载于 Donald Haks and Marie Christine van der Sman， eds. Dutch Society in the Age of Vermeer（The Hague： Haags Historisch Museum and Waanders， Zwolle， 1996）， pp. 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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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冰期、鳕鱼南迁、老彼得·勃鲁盖尔的冬季画、华南橘树冻死，参见H. H. Lamb， Climate， History and the Modern World（London： Methuen， 1982）， pp. 218-23， 227-30。关于荷兰运河结冰的数据，见H. H. Lamb， Climatic History and the Future（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476，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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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瘟疫，参见William Hardy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New York： Anchor Press， Doubleday， 1976）。关于1578年后的阿姆斯特丹鼠疫，见N. W. Posthumus， 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Prices in Holland（Leiden： E. J. Brill， 1946）， vol. 1， p. 641。威尼斯地区则见Carlo M. Cipolla， Fighting the Plague in Seventeenth-Century Italy（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1）， 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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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荷兰的人数估计，摘自Jaap Bruijn， Femme Gaastra， and Schöffer， Dutch-Asiatic Shipping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7） vol. 1， pp. 143-44。维米尔在东印度的侄子，见Montias， Vermeer and His Milieu， p.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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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培根的话，转引自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9]。关于火枪对17世纪世界变化带来的影响，参见Jack Good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The Great Debate （Cambridge： Polity， 2004）， pp.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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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可能给明代绘画带来影响，见高居翰《气势撼人：17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James Cahill， The Compelling Image： Nature and Styl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Paint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82-86]，以及Richard Barnhart（班宗华）， “Dong Qichang and Western Learning：a Hypothesis in Honor of James Cahill”， Archives of Asian Art 50（1997-98）， pp. 7-16。中国因素可能影响到维米尔，见Bailey， Vermeer， p.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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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维米尔作品中的珍珠，可以参见 Runia and van der Ploeg， In the Mauritshuis： Vermeer， pp. 66-67。关于中国对珍珠的审美喜好，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京都：中文出版社）卷二十九，叶 126a，也见于宋应星《天工开物》[任以都、孙守全译，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Various Regions of the Realm（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 ， p.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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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应星的评论，出自《天工开物》的自序。威廉·斯考滕的墓志铭出自 Willem Ysbrantsz Bontekoe， Memorable Description of the East Indian Voyage， 1618-25， trans. Mrs. C. B. Bodde-Hodgkinson and Pieter Geyl（New York： Robert M. McBride， 1929）， p. 157。中国官员的抱怨，转引自拙著《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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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维米尔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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