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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被组织起来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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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工人在19世纪中晚期面对的工作环境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无法想象的，甚至对于那些干粗活的或者在简陋作坊工作的人来说也是这样。成千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在工厂、作坊、采石场、矿场、钻井以及铁路站辛苦地工作，工作环境可谓肮脏、黑暗、危险。机械化和化学技术的普及，使得工作本身变得更加枯燥，同时也变得更加危险。繁荣的工业把农村的美国人拉到了城市，和大量涌入的英国移民在过度饱和的劳动力市场中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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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新的社会秩序的中央，耸立着大型化、综合化的产业公司。随着自身技术、组织架构以及金融工具的扩充，大公司雇用的美国劳动力份额不断增长。例如在1850年，历史学家估计，挣工资的美国劳动力中有21%受雇于矿业、建筑业或者制造业企业；在1900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32%，在1920年达到了38%。5最成功的企业能够把成本保持在低水平：结合自己的供应者、配送者和竞争者；更有效率地生产商品；改进生产流程；对于数百万在它们阴影中劳动的美国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压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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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就在这种新的产业环境下应运而生。遵循着英国模式（就像其他方面和工业化的历程），最早的美国劳动工会把木匠和鞋匠这样的手工业熟练工人聚集到一起。和中世纪的行业协会一样，这些早期的组织致力于维持对本行业的垄断。随着大规模的生产减少了对专业技能的需要，手工业协会控制了获取知识的途径，管制熟练工人的供给以保持较高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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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受薪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以及工业巨头创造了对工人阶级身份认同更有利的环境，工会在南北战争后的数十年内加速发展。6在传统的小作坊中，即便是新手也和所有者有密切的联系，而且是在相对小范围的集体中劳动。然而在大批量生产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工人在同质化的大公司中工作，与富有的公司老板甚少接触。这种新的社会秩序形成了关于阶级意识和阶级团结的思想，这反过来加强了工人对集体运动的认同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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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和经济精英之间的阶级对立最早且最有戏剧性的表现是1869年名为劳动骑士团的劳动工会的成立。官方名称为“守护高贵且神圣秩序的劳动骑士团”，最开始是作为秘密社团组织起来的，该工会逐渐成长为要求产业系统全方位改革的主要代表。和大多数工会不同的是，该工会欢迎来自手工业、销售业以及制造业部门的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而且在那个时代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同样鼓励非洲裔美国人和女人的加入。劳动骑士团关于社会认识的中心观念是生产者。只要你生产了某种东西，他们就将此归结为你服务于社会产品的生产，无论你的种族、性别以及生产方式。这个群体排除的唯一人群是“非生产者”，包括酒商、赌博者、律师以及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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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劳动骑士团受到广泛认同，成为持有对工业化社会全新的激进观念的战士。劳动骑士团在其影响力最大的时候自夸有几十万成员，进行了一系列运动：要求8小时工作日（当时10小时甚至是12小时的换班制都是普遍的），结束雇用童工，男女同工同酬以及收取分级所得税。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坚持认为工人不应该被隔离于工厂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之外。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经常存在的激烈冲突，包括1877年铁路大罢工这样的插曲，他们促进了（在很多情况下操纵了）很多合作式商业企业的发展，其中包括由集体所有并运营的工厂、商店、矿场以及报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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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着广泛的吸引力，这种激进的社会设想也面临着致命的阻碍。大多数产业的所有者以及其他金融精英中的成员都把工会视为威胁。工人进行的集体运动或者是亲劳工的公共政策，无论是增加工资、缩减工作天数还是改善工作环境，看上去都侵犯了神圣的自由市场的信条，并且也挑战着雇主的底线。在1877年铁路大罢工之后的几个月，一个纽约的丝绸商人公开宣称：“没有工会、混乱的罢工或者是足够水平的立法，能够延缓不可被抗拒的法律的运行，它已经决定了劳动力……必须以它能够带来的价值为基础出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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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雇主来说，使劳动骑士团（以及在工业化欧洲和美国传播的激进组织和学术圈子）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思潮是极度危险的。和保守的手工业行业协会不同的是，行业协会想要限制获取其成员技能的途径以维持高工资，社会主义者想要挑战的恰恰是资本主义所有权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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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春天发生在芝加哥的可怕事故强化了劳动者骑士团同很多商业领袖眼中的激进的、在很多情况下是暴力的社会主义的联系。在秣市广场的劳动者抗议活动之中，某些人投掷了炸弹，造成了10人死亡。8位被宣布有罪的嫌疑人，都和劳动骑士团有关系，并且在很多方面表现为无政府主义者。劳动骑士团自身并没有被卷入这次事件，但是它的公众形象已经无法恢复了。1886年，其成员数达到了顶峰，在这之后，这个集体的规模和影响力就下降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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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社会主义哲学上的对抗并不是劳动骑士团衰落的唯一原因。在劳工组织排名上激烈的竞争，尤其是来自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竞争，同样加速了它的崩溃。美国劳工联合会在1886年作为手工业行会的联盟成立，就在劳动骑士团衰退的时候崛起。它的首任领导人是塞缪尔·龚帕斯，是一名来自英国的移民，身兼香烟制造者国际公会的主席。虽然龚帕斯推崇改进工作环境，但他一点也不激进。他强调，劳动者可以不通过集体所有而是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达成自己的目的。与破坏资本主义的财产所有关系的做法不同，龚帕斯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寻求为行业协会获得更好的谈判位置，行会的领导会和经理人一同坐下商议工资协议、合同以及其他交易。行会也许会将参与罢工和抗议活动作为谈判的策略，但不是因为他们想要破坏商业的基础结构。尽管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采取激进行为的呼声不绝于耳，美国劳工联合会还是在龚帕斯的带领下发出最有分量的声音，成为劳工组织的榜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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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的龚帕斯和美国劳工联合会、劳动骑士团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劳动集团的差异并没有减少雇主对行会可能发展成集体力量的担忧。劳资方面的冲突是剧烈的、暴力的。1892年夏天，卡内基钢铁公司动用私人安保军队镇压了由钢铁工人联合会发起的在匹兹堡城外霍姆斯特德钢铁厂发动的罢工。到最后，一连几个小时，被称作平克顿军的卡内基的私人军队，对工人以及市民发动了枪战造成流血伤亡。州属国民警备队平息了动乱，站在公司的这一边，指责罢工领导人为凶手。在数月之内，公众对钢铁工人联合会的支持崩塌了，对钢铁产业形成工会的希望也随之落空，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之内是这样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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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和公司雇主之间的敌对渗透进了政治领域。在南北战争之后的几十年，共和党支配了国家政治并且以代表商业界（从北方的实业家到南方的铁路大亨）的党派自居。亲商政策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至时任纽约州州长格罗弗·克利夫兰这样的民主党人也拥抱了“老大党”（共和党的别称）紧缩财政以及商业导向的政策。克利夫兰成为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唯一一个民主党总统（分任第22任和第24任总统，这是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与共和党人的政治立场有非常紧密的联系。13他同样主导了联邦政府和工商业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勾结的最野蛮、最具代表性的例证之一：对1894年普尔曼罢工的暴力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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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劳工暴力运动开始于伊利诺伊州的普尔曼豪华车厢公司。1893年金融恐慌后，铁路行业过度扩张而造成经济不景气，萧条减少了对所有行业，尤其是对铁路制造业的需求。面对着收入的减少，普尔曼削减了工人工资。没人愿意看见自己的报酬被削减，普尔曼的工人还多受一层盘剥：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被强制要求租住在普尔曼建造的普尔曼镇内，公司收取的房租仍然保持在危机前的水平。1894年春天，超过3 000名没有参与工会的工人离岗进行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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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周之内，罢工者吸引了迅速发展中的美国铁路工会的支持，这是第一个特定行业的全国性工会。美国铁路工会由尤金·德布斯于一年前成立，他是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劳动组织者，因为领导普尔曼大罢工进了监狱，之后成为美国最为杰出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和活动家。铁路工会的介入使得普尔曼大罢工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当时本身离普尔曼很远的工会成员拒绝在普尔曼生产的列车上工作。工人的团结、严密的组织以及长期积累的愤怒，团结了超过25个州中的25万名工人。美国铁路系统陷入瘫痪。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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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尔曼大罢工集中反映了困扰资本主义体系的“劳工问题”（这是当时用的术语）。作为工业化资本主义的印记，大批量生产和配送依赖于巨大规模的劳动力。企业主们坚持认为，满足工人们涨薪需求或者做出其他让步，将会增加生产的成本从而威胁他们的利润。面对剧烈的竞争和脆弱的经济，很多铁路公司被迫关闭，这以相同的方式威胁着工人和所有者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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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在保留自己作为所有者的特权（包括利润和高额股息分红）时无法平息劳动者的不满，他们开始转向寻求和自己结盟的政府的帮助。最后，这个同盟显现出了成效。克利夫兰总统指控罢工中的工会成员非法阻碍了贸易并威胁了公共安全，声称这唤起了宪法赋予他的必须设法让邮件正常派送（即让交通网络恢复）的责任。在得到了龚帕斯的口头支持之后，他派遣了12 000名联邦士兵用暴力镇压罢工。在罢工结束前，军队在冲突中杀死了几十名罢工者。尤金·德布斯因违反联邦为恢复铁路运输而设下的禁令，被判入狱6个月。在他服刑期间，他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他把美国铁路工会转变为了社会主义政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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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和罢工者的冲突当中有来自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官方明确的支持，很多商业领袖依旧因为新建立起来的劳动工会的强势而动摇，无论这些工会是激进的还是温和的，是面向熟练工人的还是非熟练工人的。当一些雇主同情工人并同意满足增加工资和提高工作地点安全性的诉求时，大多数有能力运作大型产业公司的人害怕组织起来的工人会威胁他们运营公司盈利的能力，更不用提他们的社会和个人地位了。在普尔曼大罢工当中，该公司董事长乔治·普尔曼在一次对股东的演讲中表达了自己的怀疑，他建议：“公司应该把工资的规模维持在1893年4月车厢制造部门的水平，不用考虑车厢卖出的当前价格。”为他工作的劳动力中有超过一半工作不满5年，他解释道：“难道他们不是挣到了稳定的不减少的工资了吗？”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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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引起公司领导的愤怒之外，劳工组织的崛起也引领了商业领域的值得注意的变化。像扶轮社和同济会这样的社会俱乐部出现了，商人建立了地方性商会，并且很多最为成功的商业巨头——例如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洛克菲勒——给大学、医院和慈善机构捐赠了大量资金。然而和现在一样，人们开始争论究竟是什么促成了这样的善举。卡内基在1901年被J.P.摩根收购之后捐出了几亿美元，其中的一些是从霍姆斯特德工厂这样的罪恶中赚取出来的吗？或者这种慈善只是转向抢占公众和政府资助的设施的一种策略呢？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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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慈善和公民参与之外，很多企业试图通过根除驱动劳动组织的中心问题来削弱劳工权利。通过被称作福利资本主义的策略，企业以内部处理的方式找到了回应劳动者的抱怨同时又保持管理层权威的方法。商业领袖改进了安全环境，建立了娱乐设施，提供养老金和保健福利金，并建立了以企业为基地的“工会”来倾听不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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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慈善一样，我们可以把福利资本主义的兴起阐释为极度讽刺的，或者是十分现实的，甚至是一种善行。无论以哪种方式，它都普遍反映了对工业工作环境和劳动者在国家事务中的角色日趋重要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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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农民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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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在1896年夏天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发表他热烈的“黄金十字架”演讲时，他为一项在国家农业中心地带酝酿数年的政治运动带来了全国性的关注。这次运动被历史学家称为“民粹主义运动”，在南方、中西部和大平原各州的白人农民群体中得到了最多的支持。尽管该活动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采取了多种组织形式，人们说起这个活动时普遍想到的还是以内布拉斯加州为基地的“人民党”的绰号，该党于1896年布赖恩获得总统选举提名时并入了民主党。（布赖恩接受了两个党派的总统提名，并且参加了两个党派的选举活动，尽管副总统的竞选伙伴不是同一人。）人民党在1908年解散，那时民主党已经接受了人民党的很多政治立场，并且和很多人民党农村选区共同行动。无论如何，农业人口对大企业的反对，尤其是对银行业的反对，对进步时代的政治产生了深厚的影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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