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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170377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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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商业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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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公司的高管在1975年宣称：“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最黑暗的时刻。”17他并不是一个人，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从公司高管到小店主、从保守派政治家到律师、记者和学者都有类似的说法。社会规范、反资本主义文化和萧条的经济（20世纪60年代的繁荣在1970年的经济衰退中结束，其后是长时间的能源危机，经济出现了高通胀和低增长）带来的冲击意味着公司本身受到攻击。为了维护自身的底线和资本主义本身，商界领袖不得不予以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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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一名叫作刘易斯·鲍威尔的公司律师——不久成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以一份美国商会保密备忘录的形式提出了日益增长的政治反击要求。鲍威尔是弗吉尼亚州的著名律师，也是美国律师协会前任主席。鲍威尔应他的朋友尤金·西德诺要求，撰写了一份备忘录，这位朋友拥有一家连锁百货公司并主持了商会的“教育委员会”（该组织的意思是“公共教育”）。这份名为《关于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攻击》的备忘录解释了反资本主义力量的普遍信念——从大学到讲坛和致力公众福利的律师事务所，正在对企业进行文化层面的攻击，例如商会这样的团体别无选择，只能变得具有政治活力。“商业，”鲍威尔写道，“一定要学习这个教训，很久以前就被劳工和其他自利团体所学习……政治权力是必要的……然后……必须积极和果断地使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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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的备忘录越来越多地显示了企业集体行动的关键性。流传在整个商会中的“保密”备忘录落在了保守作家和公众的书桌上，其中内容在企业活动家的演讲中常被引用。大约第二年，也就是在理查德·尼克松任命他为最高法院法官的9个月后，《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获悉了这份文件，并“出卖”鲍威尔，暗示该备忘录代表了一个颠覆性的计划——有权势的商人冀图控制美国政治。实际上，鲍威尔的贡献被过分夸大了。他不过是把许多人私下说了多年的话公开罢了：商人必须深度参与国家政治。但应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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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担任政治职务的方式外（只有相对较少的积极的商业领袖会这样做），还有两个主要途径对国家事务有真正影响力：资助政治运动、直接与集中的游说。美国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普遍使用了两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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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国会修改了有关竞选财务捐赠的法律。联邦政府自1907年的《蒂尔曼法案》以来已经对竞选活动做出了多重管制，禁止公司和工会对政治运动进行捐赠，因为捐赠对象很明显并非自然人。19然而，公司和工会都建立了法外规则，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者创建了独立的委员会，被称为PACs（政治行动委员会）。早期的PACs存在于合法性的边缘，有组织的劳工依靠政治影响力来避免麻烦，而公司一般会采用这种模式。相反，除了少数例子外，商人倾向于采取其他非正式途径来回避竞选财政制度。例如，公司经常为高层管理人员发放特别奖金，明确要求这些管理人员向公司所选择的候选人捐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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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立法者联盟致力于改革竞选财政制度。1972—1974年的水门事件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运动，在国家层面上看到这样阴暗的事实——大公司通过重定向支票、现金支付和秘密贿选资金等方式向竞选注入资金。为了摆脱混乱，国会创建了联邦选举委员会和公共竞选筹资制度，建立了申报制度和有限支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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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联邦选举委员会澄清，PACs在法律上是合法的，公司支持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爆发增长也随之而来。1974—1979年的4年间，商业PACs的数量从89个增加到950个，而劳工PACs的数量几乎没有增长，仅从201个上升到了226个。公司PACs的数量继续飙升，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略有下降前达到1 800个。到了2016年冬天，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统计，有1 621个与公司有关的PACs，另有278个是劳工PACs。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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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参与竞选筹资外，公司还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招聘向政府官员传达公司利益（即使在更为复杂的监管机构下当选的政治家和官员）。游说是一个古老的职业，巧舌如簧者收取公司报酬来游说政治家改变他们行为，这种合作由来已久。付费说客的出现遵循了美国企业自身的增长模式。19世纪中叶的铁路繁荣取决于政府的慷慨，导致了游说行为的增长，之后几十年的工业制造业也受到游说影响。1946年，国会首先尝试通过《联邦游说管理法》来规范这一做法，要求所有说客注册；6年后，最高法院缩小了法律注册的范围，只要求对主要业务是游说的人进行登记。但是，“主要业务”的标准仍然模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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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公司变得更大、更多元，特别是在二战后，它们的游说能力变得更加强大。到了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大公司都有“华盛顿代表”——在华盛顿居住的永久性雇员，并代表它们公开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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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小企业无法承担永久性说客的费用。相反，它们依靠贸易协会代表其行业的普遍利益。例如杂货店可能会加入国家食品杂货商协会。随着贸易协会在20世纪的扩散，包括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这样的泛行业“顶级协会”，法律上的冲突开始出现：一方面，《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的权利，可以“向政府诉冤请愿”，就像游说者做的那样；另一方面，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则禁止“任何限制贸易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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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商人担心某些类型的游说可能会推动贸易协会合法化。“当一个如行业协会‘组织’获得有利的政府行动支持，这导致‘限制贸易’变得非法。”一个作家在1971年质疑道，“该协会是否会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或者是在《第一修正案》保障权利范围内的治理方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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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最高法院裁定《第一修正案》的言论和请愿保护更合理。这些裁决赋予了行业协会更多的自主，可来代表一个行业内的多家企业行事，而贸易协会的游说活动也显著更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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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跨公司、（有时）跨行业协调合作的主管是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主要全国性协会。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都对这种新的商业活动文化做出了回应，它们重新振作并拓宽了活动范围。它们扩大自己的政治范围，覆盖更广泛的领域，而不仅仅是集中在工会工人和工作场所方面，它们游说并反对与消费者保护、环境监管、对外贸易、税收政策以及有关通胀和失业的政策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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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些旧组织重新改造了自己，一股新的力量也开始出现，并将全国最大、最富有的工业制造商联合起来，被称为“商业圆桌会议”。商业圆桌会议成立于1972年，由大约100家公司组成，所有公司都位列《财富》500强名单，其中大部分从事重工业，如钢铁、铝、化工和汽车行业（该集团目前有近200个会员公司，代表了更广泛的行业，包括高科技、零售和金融等）。尽管美国商会试图吸引从华尔街到缅因街整个商界，但商业圆桌会议关注的是直接影响大公司的政治问题。这个组织的独特之处和力量在于，它的成员仅限CEO，没有副总裁、律师或职业说客。当商业圆桌会议想要针对某个特定的政治人物进行投票时，它将派出强大的公司领袖——福特公司、花旗银行或AT&T的CEO——直入政客办公室。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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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商业和保守派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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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企业的政治动员已经开始以取悦保守派和失望的进步派人士的方式重新引导美国的经济政策。围绕着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承诺以及对社会管制的反对，商业团体在一系列关键的立法斗争中成功地进行了游说，帮助遏止了自由主义政策的倾向。例如，在1978年，企业说客在拉尔夫·纳德带头的立法失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纳德希望对联邦政府的消费者保护程序进行改革。同年，商业圆桌会议带头反对《国家劳工关系法》改革，该法案希望增强工会力量以改善工作场所，并在员工关系中创造更大的监督力度和透明度。20世纪80年代，这些团体与日益活跃的保守派政策团体联合起来，推行税收改革，反对环境法规，并敦促联邦预算平衡。尽管保守派人士和企业说客经常在政策与策略上存在分歧，但他们也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共同观点：反对自由国家倾向。通过向立法机构提供组织、财务和影响的力量，商业团体为保守派赢得了重要的政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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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 第十一章 后工业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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