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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的轨迹2：手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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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数据帮我们解决了这个自相矛盾的问题：如果人类活动遵循列维模式，我们就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但实际并非如此。事实证明，我们不会永远漂泊。我们逃脱了定律的诅咒，每次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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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电话来是想跟您谈谈合作的事情。”电话那头的那个人说。他自我介绍说是一家我没听过的公司的经理。他说话很快——事实上应该说非常快，看上去连一秒钟的时间都不愿浪费。在第一本关于网络的书出版一年后，我已经习惯了读者发邮件或打电话来咨询有关互联系统的问题。但这是仅有的几通打过来不是要索取而是要给予的电话，所以我对此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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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电话的人是一家移动电话集团的高层主管，他的公司意识到掌握谁在跟谁打电话的记录很有价值。读了《链接》（Linked）之后，他开始确信社交网络在改善公司客户服务方面必不可少。所以，他想用公司客户的匿名信息作为交换，让我们的研究小组为公司提供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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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直觉没错：我的研究小组很快发现，潜在的社交网络深切地影响了移动电话用户的行为模型。基于此，公司在经营方式上做了很多调整——从市场营销到客户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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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他便开创了在移动通信领域引入大量研究的先河，而且在过去几年来各大移动商都开始纷纷效仿。虽然他在推进电话工业的网络思维方面功不可没，但由于他的谦虚和谨慎，他从来不愿意将自己的名字和这些成就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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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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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和我的研究小组埋头研究错综复杂的移动通信期间，我们逐渐了解到手机不仅能透露我们的朋友是谁，而且还能捕捉到我们的行踪。事实上，我们每次打电话时信号塔上的记录载体都会精确地找出我们所在的位置。这一信息不是非常准确，因为我们可能处在信号塔接收区的任意一个地方，而这个区域可能有几十平方公里。另外，只有在使用电话时我们的位置才会被记录下来，而不用电话的时候我们在哪儿它就无从知晓了。尽管存在这些限制，但这些数据还是为我们研究人类的运动模型提供了大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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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尔塔·冈萨雷斯（Marta González）是一位来自委内瑞拉的天才物理学家。2006年，她在德国斯图加特拿到博士学位后就加入了我的研究小组，主要研究人类行为课题。由于需要整理很多资料，加上隐私上的技术问题，她的任务相当重。但是她为破译浩瀚的信息付出了巨大努力，并最终获得了回报。她花了很短时间就完成了对100000个人（匿名）在6个月时间里的行踪信息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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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们惊喜的是，玛尔塔的研究结果与德克·布洛克曼的结论完全一致：虽然大部分用户在两次打电话期间运动的距离不过一到三公里，但偶尔还是会有人旅行了上百公里。总的来说，他们运动的距离跟德克研究的钞票运动的距离都遵守着同样的幂律分布。这再次证明了人类的运动跟猴子和信天翁一样都遵循列维轨迹。但我们高兴得太早了。当玛尔塔的计算结果最终出现在电脑屏幕上时，我们倒不是很确定那是列维飞行轨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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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飞行是否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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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篇颇具创新性的论文发表6年后，谢尔盖·布尔德列夫又从弗谢沃洛德·阿法纳西耶夫那里收到了关于信天翁飞行模型的新数据。谢尔盖以为这些更加精确的数据能够再次证明他在1996年的发现，所以他开始对此进行分析。令他沮丧的是，他发现长途飞行（列维飞行的特征）消失了——新数据中，鸟儿长途飞行的距离变短了，而且变得相对平均了一些。这看上去就像信天翁开始有意地进行随机运动，极力避免列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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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的谢尔盖决定重新分析支撑《自然》杂志上的那篇论文的数据。这次他发现了一些古怪：虽然长途飞行一直存在，但主要发生在鸟儿刚起飞以及快要结束飞行的时候。这就好像一只信天翁刚开始就进行一次长途飞行，但在找到了一个鱿鱼较多的海域后就停了下来，然后一次接着一次地涉水捕鱼。吃饱后，它才会进行另外一次长途飞行，飞回自己的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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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也是有道理的：一只吃饱了肚子并且还有个舒适小窝的疲惫信天翁会飞回哪里呢？严格来讲，问题是如果信天翁遵循列维轨迹，那么长途飞行模型会随机分散在它们的飞行历史中，而不是只出现在飞行刚开始和快结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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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好奇心，谢尔盖将初次和末次飞行从原先的数据中去掉了。这应该不会影响统计。但之后他发现列维飞行的特征消失了——剩下的飞行状态只是简单的随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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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每只鸟的长途飞行初始记录中的开端和结尾部分仍然是个谜，但整体上看，这些数据很像经人工雕琢过，而不像是鸟儿的实际飞行状态。万分苦恼的谢尔盖开始怀疑鸟类的运动并不遵循列维模型。鉴于他在1996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那篇论文的影响力，如果这次的发现是正确的，那就像给科学界丢了一颗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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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颗炸弹并没有爆炸，至少现在还没有。不过，这并不是因为谢尔盖放弃了追查，他还是确信某些地方不对劲。这是因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改变了他的优先级顺序，所以这项新发现被搁置在办公室中多年都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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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坦利的实验室工作了14年的谢尔盖共跟人合著了190篇论文，其中8篇刊登在《自然》杂志上，这样的成果足以令许多终身制教授汗颜。虽然他很喜欢在波士顿大学工作，但他的职位仍然是临时的。他的薪水主要来自于斯坦利的好意帮助以及自己积极筹措的研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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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将近天命之年的谢尔盖觉得到了该“赢得一些尊重”的时候了，所以就向几所学校递送了三份教授职位申请。他知道万事开头难，因为他动手太晚，所以可能要再发个几百份简历才会找到合适的工作。但几个月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纽约的叶史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他立即打包离开了波士顿，那时恰好是他快完成那篇关于列维飞行的论文的时候。由于搬家和繁重的教学任务，他将论文放在了待办事宜清单的最底部，并且一放就是四年——跟西奥多·卡鲁扎的论文在爱因斯坦的办公桌上待的时间一样长。如果不是一个新的变动重组了谢尔盖的优先级清单，它可能就被永远搁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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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天翁模型是假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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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底，英国大西洋调查协会（British Atlantic Survey）聘请了天性乐观、拥有应用数学学位的红发青年安德鲁·爱德华（Andrew Edwards）担任他们的生物圈复杂行为分析师。爱德华很快就对信天翁的飞行模型发生了兴趣，并在不久之后注意到长途飞行主要发生在鸟儿刚起飞以及快要结束飞行的时候。但他不知道的是，谢尔盖在几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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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后来写信给我说英国大西洋调查协会的理查德·菲利普斯（Richard Phillips）告诉他，“这可能是因为鸟儿刚开始以及快要结束飞行时的记录将它们在巢中所待的时间也算进去了”。这一修正已经在最近的发现中得到了证实，如弗谢沃洛德在2002年发给他表亲的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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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进一步研究，爱德华发现原来的数据库中的很多鸟儿都装有一个能够同时记录它们所在地的初级卫星发射器。他将这些数据下载下来后，菲利普斯的猜测就得到了证实：鸟儿在最初以及最后那段长时间发出干信号的时间里并没有飞行。相反，它们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干燥的窝中。一旦将这些休息时间从数据中去除，爱德华发现新的飞行模型恰好遵循爱因斯坦的原子扩散理论——这一发现跟谢尔盖的不谋而合。爱德华的电脑计算出的所有数据都表明那只是个简单的随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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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也就是谢尔盖的论文发表7年后，动物捕食的列维特征已经不再是假说，而成了已被大家接受的科学事实。很多生态学家、动物研究学家、数学家以及物理学家以此为论据发表了上百篇论文。所以，当大家读了10月25日的那期《自然》杂志后，整个科学界都震惊了。杂志上面刊登了一篇由爱德华、谢尔盖以及其他学者合著的论文，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漂泊信天翁那看似遵循列维飞行的运动模型其实是一种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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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到消息的时候正好是玛尔塔完成手机数据分析的时候，而且她的研究指出人类的运动跟信天翁和猴子一样都遵循列维模型。但是，列维模型突然间又被推翻了，而《科学》杂志也刊文发问说：“漂泊信天翁在乎数学吗？”大家的争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类行为的列维模型的正确性。果然，我们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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