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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帝国：爱迪生、特斯拉、威斯汀豪斯三大巨头的世界电力之争 [:170396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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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帝国：爱迪生、特斯拉、威斯汀豪斯三大巨头的世界电力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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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帝国：爱迪生、特斯拉、威斯汀豪斯三大巨头的世界电力之争 1889年3月29日，星期五的黎明，当天空中出现了第一道灰色条纹，约翰·霍特（John Hort）醉醺醺地从布法罗滨水区的一个闷热吵闹的酒吧走出来。他28岁，长着深色大胡子，眼皮浮肿，是个不错的果菜贩子。霍特是许多下等酒吧的常客，星期四晚上，他又是一夜狂饮，灌了4个小时的啤酒及威士忌。随着酒吧间里闹哄哄的气氛，霍特的话变得多起来，喋喋不休地向周围的人谈论着他的妻子蒂莉，说她是个无耻的荡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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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8点时，霍特回到了戴文森街526号的家中，那是一个跃层的小屋，他把大门猛地推开，进了阴暗的房间。在小厨房里站着31岁的蒂莉，这个风韵犹存的女人还穿着便服，身边是4岁的小女儿埃拉。霍特用醉眼凝视着站在炉边、手里拿着煎锅的蒂莉，冲着她狂吼，说她是个妓女，然后摇摇晃晃地走到牲口棚，在那里，他的6个工人正在装水果和蔬菜。霍特的年轻雇员都知道，当他们的老板发酒疯时不要惹他。其中的一个人注意到，霍特走进一个铺着草的马厩，抓住一把挂在墙上的斧子，又回头去了家里。很快，寒冷的清晨里传出搏斗的尖叫、桌子嘎嘎乱响的声音和有节奏的重击，之后安静下来，只有轻微的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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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玛丽·里德夫人急忙冲到霍特的房门前，高声喊着，“霍特夫人！”但她只听见微弱的呻吟。然后，她立刻跑到房子的侧面，看见霍特从后门出来，手上、胳膊上、胡子上到处都是血迹。“霍特先生，”她疯了似的问道，“你都干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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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她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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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夫人恐惧地看着他，“不，你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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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冷冷地答道，“是的，我把她杀了，我将被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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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里德夫人跑去求救时，霍特又一次回到了房子里。一个到附近探望父亲的人，听到里德夫人悲痛求救的叫声时，赶快戴上帽子跑了过来。后来，他这样描述道，“我打开厨房的门往里一看，一位妇女趴在地上，手和膝盖向下，满身是血，头发披散开，她痛苦的身躯扭来扭去。我关上了门。”他镇定了一下后，又打开了门，“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在用什么东西擦着双手。他双手沾满了鲜血，迈步跨过倒在地上的女人。”那吓坏了的过路人对要走的霍特说，“这是残忍的暴行，先生，我们得去叫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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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霍特继续走向后面的马厩。他的一个年轻雇工看到浑身是血的老板，吓得一动不动。“去叫警察，”霍特命令他，“我杀了我妻子。”看那男孩还在迟疑，他又说道，“我已经干了，我将被绞死。”然后霍特又晃悠悠地去了酒吧。当警察逮捕他时，他正在要着威士忌。“给我根绳子，”茫然的霍特要求说，“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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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急救马车冲进了院子，头部被砍伤、失去知觉的霍特夫人被抬上了急救车，送进了菲奇医院。在医院里，外科医生们也回天无术，她在午夜去世。实际上霍特不是约翰·霍特，而是威廉·凯姆勒（William Kemmler），蒂莉也不是他真正的老婆，只是他的情妇，她姓齐格勒。他们两人各自扔下已看不上眼的配偶，带着４岁的女儿埃拉离开了费城，想到繁荣的布法罗开始新生活。现在不但再没有什么新生活，他反而被当地报纸起了个绰号：“南戴文森街的斧头杀手”，而且将由于被新死刑方式处死而臭名昭著。在蒂莉被杀后不到一星期，《布法罗晚报》就大肆宣扬说一种可怕的命运在等待着这个杀人犯：电刑。如果罪名成立，杀人凶手凯姆勒就将被处以电刑——这一恐怖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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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法罗警察局的电工提出非常有道理和令人疑惑的问题：“那些所谓的专家说，他们能立刻将人电死。我倒要明白他们怎么能够做到……有的时候人会被电死，但那只是意外事故。但现在他们怎么计算电的致死强度呢？……他们可以让犯人坐在一把金属椅子上，但通上电之后也许只能将他电成瘫痪。这将是多么可怕的刑罚！如果电击未能致死，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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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对威廉·凯姆勒的审讯进行了整整4天，这个“斧头杀手”一直弓着腰，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5月10日，陪审团裁定他犯有杀人罪。5月13日，在雷电交加的暴风雨天气中，法官宣判他死刑，并处以电刑，同时将有当地媒体到场。这个案件吸引全国上下很多人关注的主要原因是凯姆勒将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被处死。在纽约市，哈罗德·布朗，此刻是纽约州官方电刑专家，提请他的盟友们注意，“一个新法令下的判决上周五到了布法罗——一个畜生用斧子砍死了一名妇女。”布朗很久以来就把交流电看作“执行电刑的电流”。仿佛是个巧合，第一个电椅的受刑者来自布法罗，也是死亡学者阿尔弗雷德·索斯威克医生的家乡，在用电刑取代绞刑上起了关键作用的人；同时也是威斯汀豪斯建立交流电中心电站的第一个城市，在那里，亚当－梅尔德伦－安德森高级百货商场的４层楼都被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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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的春天，爱迪生和布朗有了合法的真人牺牲品。由此，电流之战进入了最残忍、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阶段。在直流电阵营里的，当然是布朗和托马斯·爱迪生，两个人都为能有一个活人来合法地、与众不同地被“杀人的”威斯汀豪斯发电机执行电刑而欣喜若狂。这可是了不起的公关成就，人们会永久地将交流电与死亡、犯罪联系在一起。另一阵营自然就是威斯汀豪斯，他决心沉着应战，挫败那些诋毁他机器的卑鄙行为，他的全部心愿——就是带给人类社会日常生活的光明和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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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威廉·凯姆勒在布法罗受审时，这个杀人犯的所有财产，包括卖掉他所有的菜车和马匹，总共大约有500美元。但是凯姆勒坚持，他绝不会花钱请律师，因为他一是要用这笔钱给蒂莉安葬，将她放进一个有银把手的棺材里去；二是将剩下的钱给他的小女儿埃拉，供她成长之用。但是，当凯姆勒被宣判死刑之后，一个叫伯克·科克兰（W.Bourke Cockran）的法律界当红明星，前纽约国会议员，突然站出来为凯姆勒说话。他有力地争辩说，判定电刑是违反联邦宪法和州法中关于禁止施行酷刑的规定的。他的高额辩护费是不是出自威斯汀豪斯呢？虽然众说纷纭，但是没有确凿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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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最冷血的交流电与直流电的战斗中，不是威斯汀豪斯，而是科克兰领导着公众进行反击。35岁的科克兰作为一位成名的鎏金时代的演说家，当时已确定将返回国会再工作一个任期，他深悉斗争中的政治性和法律。这个纽约坦慕尼组织的高层大亨，是个爱尔兰移民，17岁时来到曼哈顿，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良好法语教育背景。他身材高大威严，长着狮子般的脑袋，深深的眼睛，有着一张刮得干干净净、富有表情的脸庞，他总是那些被击垮了的人的朋友。同时他也是被高薪聘请的企业律师，例如，他给约瑟夫·普利策，这个拥有著名的《纽约世界报》的人担任执行律师。科克兰后来的法律客户还有当时许多著名公司——铁路局、公共事业机构、航运公司等。但在此刻，他的律师事业正飞黄腾达之时，作为这件重要判决案的反对方，这位声音清晰流利（仍然带着爱尔兰语调）的律师将为一个杀人犯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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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克兰正在忙着为凯姆勒的电刑上诉，哈罗德·布朗却在拼命加快可怕的电刑器具的工作准备。每一步骤和进展，他都能得到托马斯·爱迪生的鼎力相助。首先在3月初，当布朗必须为纽约州监狱当局做新的演示时，帮助布朗的一个爱迪生公司职员急切地写信恳求他的老板，“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内我都在努力买、借，甚至偷一个威斯汀豪斯的发电机，但是迄今为止尚未成功。恐怕我们不得不打扰您……是否可以重新缠绕您的西门子交流发电机的电阻，以使我们能得到起码1 000伏特？”于是，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州政府说应该为奥本（Auburn）、辛辛（Sing Sing）和丹内莫拉（Dannemora）监狱购买3台发电机，而且应该通过布朗购买，但条件非常苛刻：只有在“第一次电刑后证明这个工厂能够达到目的时”，州政府才支付大约7 000美元。用他那新的华尔街地址，布朗在3月27日给爱迪生写了一封诈骗性质的信，声称他需要5 000美元才能继续进行下去，“但布罗德街16号（爱迪生公司总部）的人们不接受，除非得到您的批准。如果我能够通过健康署将全国的交流电全部停掉，您认为值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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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关键时刻，汤姆森－休斯顿公司机灵的查尔斯·科芬却悄悄地走在了前面。乍看上去，这个公司偷偷摸摸地加入这场冲突的决定有些蹊跷，因为汤姆森－休斯顿公司一直是交流电的支持者，而且两年以来都向威斯汀豪斯交许可证费。但是自从前一年，威斯汀豪斯输掉了高拉德－吉布斯变压器的专利官司以后，一切就都结束了。摆脱了与威斯汀豪斯的许可证联盟关系后，汤姆森－休斯顿公司开始积极与爱迪生公司对话，寻求合并的机会。科芬开始秘密地帮助布朗，为3个监狱购买威斯汀豪斯的二手交流发电机。这是个关键性的胜利。现在直流电阵营得到了他们的“杀人”交流电机——威斯汀豪斯生产的发电机。在7月4日那天，当别人都在忙着听爱国演讲和观看内战老兵游行时，布朗却潜心于电刑，他告诉科芬，“我经受了巨大的压力和诱人的报价，但我无论如何还是坚守了信中的协议，没有试图改用其他机器以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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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当完全清醒的凯姆勒在奥本火车站下车后，他就被立即押到奥本监狱。奥本监狱，一座灰色的砖石的堡垒，环绕着20英尺高的厚围墙以及看守塔。监狱恐怖不祥的外表，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茂盛的绿色常青藤和欢快地叫着的棕色麻雀衬托下，变得柔和多了。奥本监狱建于1817年，地处和监狱同名的小镇，在布法罗和奥尔巴尼之间的繁忙的伊利运河上，是纽约州的第二所监狱。虽然监狱内关押有1 200个犯人，但除了那叽叽喳喳的麻雀声外，这里死一般的寂静。全部犯人都穿着著名的黑白道的狱服，而且所有人都得遵守监狱的严格管理制度。“犯人之间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交流。”监狱看守说，“他们的眼皮必须是永远下垂的。当他们每日进行‘奥本’走步时必须前后紧挨着，无论到哪儿都必须将一只手搭在前面人的肩上。”在这1 000多个犯人中，你只听见压低的一步接一步前移的脚步声。奇怪的是，凯姆勒这个被判死刑的人，却被监狱的固定看押模式排除在外。他有一个干净的单人牢房，被允许穿普通衣服，日夜看守着他的卫兵给他大声念《圣经》和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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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7月，科克兰律师不断地上诉，使阻止凯姆勒的电刑判决取得了进展。卡尤加县法官埃德温·戴（Edwin Day)授权布法罗的律师特雷西·贝克（Tracy Becker）担任仲裁人，根据证据决定，到底电刑比传统的绞刑更少一些痛苦，还是更残忍、非常规而违反宪法。哈罗德·布朗被安排出席听证会，当然这在爱迪生阵营里引起骚动。在听证开始前的两个星期，爱迪生的电力总工程师英国人亚瑟·肯内利，与布朗取得了联系。“爱迪生先生提醒，”肯内利说，他们希望布朗意识到“唯一有影响的、反对电刑的争论点在于，电刑是否是酷刑。罪犯身上与电极相连的地方可能会被烧焦，而避免这种现象的合适电流量还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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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会的第一天是在星期一，7月9日，在雄伟的正义大厦里科克兰约定的办公室举行。从敞开的窗户，传来楼下各种不和谐的嘈杂的声音：报童呼喊着当日新闻的大标题，小贩拼命叫卖筐里的玉米，还有驾车人催马向前的吆喝声。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科克兰兴奋地重复论及两个基本问题：各种不同领域的电力专家是否对此议题涉及的专业电有所了解，了解到什么程度？如何才能保证迅速和无痛地致死，使电刑不成为对威廉·凯姆勒残忍的和非人性的刑罚，而又怎么看待确实有很多人受到电击后仍安然无恙的实例？和所有杰出的辩护律师一样，伯克·科克兰的法律策略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制造一个流水线的人群，这些人本身就经常受到灯和电线的电击而安然无恙，让他们来质疑电刑快速无痛致死的可能性。他还将介绍一个令人惊奇的证人（作为一个喜剧插曲），一条名叫达什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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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证人就是哈罗德·布朗。刚一站上台，他就受到科克兰的盘问。科克兰从布朗确认自己的职业为电力工程师问起，说他并没有受过这个领域的正规教育并得到认可。布朗承认，他不是美国电力工程师学会的成员，也没有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但他坚持认为，他在西方联合电力公司和布鲁斯电力公司工作了13年的资历，与任何学历相当。“我目前特定的工作是应客户要求设计机器，或作为电力机械买卖的中间人……或以专家身份给有关电力方面的问题当顾问。”他宣称，“我现在不代表任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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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克兰把问题转到奥本监狱的发电机上时，布朗看起来挺高兴。“那机器真的在那儿吗?”布朗沾沾自喜地问道，当然了，那是个威斯汀豪斯的交流发电机。两天的询问下来，布朗没有承认什么。但他不得不承认确实有一条狗，埃杰克斯，它在布朗的杀狗实验中，经受了无数次电击而没有死，活了下来。不过布朗强硬地说，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凯姆勒电刑中的实际操作，保证他将迅速、无痛苦地死亡。总的来讲，《纽约时报》报道说他“经受了品质和忍耐力”的考验，“没有显现出不安和慌乱”。有一点确定无疑，就是从布朗自愿担当反交流电的先锋起，他的财富就有了明显的增长。他的办公室从不时髦的西54街的荒野搬到了45街的黄金地段，而且，他现在是个为美国最著名的发明家和电学家熟知的同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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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听证会重新在科克兰的办公室里开始。那天的证人对科克兰极为有利。丹尼尔·吉本斯（Daniel Gibbens），一个无精打采的纽约市电力控制委员会的特派员，目睹了布朗的杀狗实验，因此对能否有快速和无痛的电刑持怀疑态度。他一副苦相地说，只记得狗实验“是我经历过的最可怕的情景之一。那些狗因痛苦而翻滚扭动，只能用嚎叫和让人可怜的哀吠来发泄它们的愤怒。”就电力本身而言，吉本斯说，在不同的人和动物身上是很难估计出它的效力的，“就和威士忌对不同的人起不同的作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