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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与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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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斯・基思来说，1936年的柏林夏季奥运会是他成功的标志，他为运动员和到访者供应了大量的可口可乐。希特勒对8月的柏林也非常满意。作为东道主，他骄傲地款待世界各地的来宾，炫耀他金发碧眼的雅利安运动员。在奥运会前夕，马克斯・斯麦林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第12轮举重比赛中战胜了乔・路易斯。到达德国时，斯麦林一从齐柏林飞艇兴登堡号走下来就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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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的赫尔曼・戈林和戈培尔为外国客人精心准备了宴会，大多数来宾都对其所见到的一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罗伯特・伍德拉夫就是客人中的一个，他说服了全体可口可乐随行人员。然而，伍德拉夫却没有被希特勒的表面行为所欺骗。他的直觉告诉他，他们的企业将遭到破坏。事实上，伍德拉夫对有四个龙头瓶装机的现代柏林瓶装厂非常满意。他欣喜地看到奥运会上在出售可口可乐，但对绕在每个瓶颈上的包装带却非常不满意，因为上面的文字标明“含咖啡因”。纳粹的卫生部门坚持在可口可乐的瓶子上加上警示标志，这也许是受到了当时主流食品风尚的刺激。然而，对于很多德国消费者来说，包装物更像是广告，而不是威慑物，因为在那时的德国，咖啡是一种稀有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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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标志违反了伍德拉夫神圣的原则，他命令精力充沛的化学家和律师们撰写书面陈述，试图消除这些危害。约翰・西布利1936年11月写信给伍德拉夫，提到了这件事情：“那个国家（德国）以他们自己的偏见为食粮，这也是这次事件的另一个证据。我希望我们能顺利度过这一时期，不要留下任何创伤。”伍德拉夫与马克斯・基思和沃尔特・奥本霍夫会面时，不允许他们回应有关咖啡因的传言。当基思提出这个问题时，伍德拉夫戏剧化地将来访的美国人请出了房间，希望能够单独与这个德国人交谈。他说：“我不习惯向我的美国人民做出解释。不过，我会为你违反原则。你绝对不能进行自卫性的广告宣传。这不仅仅是给你的对手以尊严，还会耽搁案子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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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一次，基思碰到了对手。伍德拉夫下达了极其严格的命令，但他并没有提高嗓音，也没有表现出愤怒。他的一个助手回忆说：“当马克斯・基思和罗伯特・伍德拉夫会面的时候，他完全被倾倒了。伍德拉夫就是他为之工作的人，是这个世界上他真正非常尊敬的人。”伍德拉夫看到了基思身上的潜质，承认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完全能够打开德国的市场。这两个人成了终生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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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柏林，伍德拉夫依然在处理雷・鲍尔斯的事情。作为瓶装商，德国草药公司还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业绩，鲍尔斯也未能从签订的合同中赚钱。在一个冗长乏味的会议之后，公司律师们同意解散德国草药公司，让马克斯・基思担任可口可乐德国公司的总裁，同时，所有在德国出售的饮料都要支付鲍尔斯一笔固定的特许权使用费，直到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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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9月，奥运会结束后一个月，希特勒指定的继任者、纳粹时代德国空军的领导人赫尔曼・戈林开始负责制定一个新的四年计划，强调德国对战争的准备要自给自足。这位纳粹领导人将进口削减到一个非常小的数量，并且限制外国企业的经营活动。在给德国税务署的一封信中，奥本霍夫尽力说明可口可乐德国公司是一家德国企业，尽管事实上可口可乐公司拥有其绝大部分股份（奥本霍夫称外国资本为“贷款”）。在戈林的高压政策之下，这样的搪塞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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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是公司高管层中的一员，他们很多人都非常担心德国子公司和他们的利益。战争的阴云密布，美国实业界的巨头们暗中秘密策划，保护他们自己不受各种突发事件的影响。有一些人，例如亨利・福特，事实上是纳粹的支持者；然而，其他人，例如标准石油公司的沃尔特・蒂格尔，则保持中立，但认为与纳粹经商并无不妥。像他的朋友和狩猎伙伴蒂格尔一样，伍德拉夫实行的是权宜之计。他的政治立场单纯而简单——一切为了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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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通过在纽约银行业的关系，在幕后对戈林施加影响。1936年，他得到了亨利・曼恩的支持。亨利・曼恩是几家美国银行的德国代表，他说服了戈林允许进口可口可乐浓缩液。“他接受了礼物。”一位熟人私下悄悄说。为了将进口量削减到最低限度，基思开始自己生产浓缩液，因此需要从美国进口最好的商品5号和7X。如果战争爆发的话，就连在纳粹德国内部生产这些成分的想法，伍德拉夫也不会认真对待。他写信给西布利说：“或许应该考虑一下……在德国生产商品5号的可能性，如果事态发展需要的话。”但是他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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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键的1936年欧洲之行期间，罗伯特・伍德拉夫和约翰・西布利的往来信件暴露出伍德拉夫实际上是一个高度紧张和好动的人。然而，他表面上在面对任何困难时都显得非常沉着。伍德拉夫在出访德国之前从伦敦写信来说，他是“一个神经紧张、内心寂寞的人”，但他至少睡眠很好。尽管他在德国遇到了很多问题，但他说，为期五天的访问会“过得非常快（我但愿）”。西布利意识到了伍德拉夫内心的紧张与不安，他表示希望他的朋友在苏格兰打高尔夫球的时候能得到“完全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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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犹太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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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通过与赫尔曼・戈林协调来帮助马克斯・基思，但他却不能控制其他的隐性问题。咖啡因的传闻仅仅是论战的开始。由于可口可乐公司成为德国大型的销售商，因此矿泉水企业、酿酒厂和可乐仿冒者都紧紧抓住每一个可能的诽谤机会。他们声称，磷酸会腐蚀胃的内壁，如果将一小块牛肉在可乐里放置一个晚上，牛肉就会被漂白。一些竞争者控诉可口可乐的名字取得非常不合适，因为它里面并没有可卡因。其他一些人散布谣言说，可乐里含有“毒药”，对“大脑会产生刺激性”。即使焦糖的颜色也招致了很多麻烦，有些人说这是一种“人工染色”的结果。甚至连神圣的一步裙形瓶子也遭到了诽谤，因为它的容量是0.192公升，而德国的标准容量是0.2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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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可口可乐在德国的未来，赫尔・弗兰奇先生的威胁是最具有毁灭性的。他仿造了一种饮料，名叫非洲可乐。1936年，弗兰奇和其他劳动者阵线的代表一起访问美国，亲切友好地参观了美国的工业企业。雷・鲍尔斯安排他们参观了纽约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个瓶装厂，弗兰奇在那里铲起一把瓶盖，瓶盖上面印有希伯来语，其大意是，可口可乐是犹太教允许饮用的——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纽约大量的犹太人就是一个现成的市场。回到德国后，弗兰奇散发了几千张传单，上面印有瓶盖的照片。他声称，可口可乐公司是美国的犹太人开办的公司，由著名的亚特兰大犹太人哈罗德・赫希负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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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在德国的销售额直线下降。纳粹总部迅速取消了他们的订单。整个企业都处于危机之中，而基思却无能为力。在科隆，沃尔特・奥本霍夫努力争取法院发布初步禁令，反击“犹太诽谤”，但是公司在伦敦聘请的辩护律师格沃特金和西布利阻挠公司采取进一步的法庭行动，因为他们担心今后这一切都会公之于众。独立的瓶装商和特许经营者感觉被出卖了，因此提起诉讼。有时，可口可乐德国公司甚至还充当联合原告。奥本霍夫写信给格沃特金，说明生活在德国之外的人谁也“不了解”该问题的范围。为了救急，基思祈求伍德拉夫将哈罗德・赫希开除出可口可乐董事会，或者至少向外界说明他并不是公司的所有者。伍德拉夫支持赫希，同时也要求法律部起草一份公告，说明公司有许多股东，而不是某一个人单独“拥有”这家公司。面对弗兰奇的诽谤，这份股东名单简直就是一个愚钝的还击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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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纳粹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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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尽管犹太教规定允许的瓶盖照片事件持续了好几年，但可口可乐公司还是经受住了这次大失败的考验。正如伍德拉夫在美国的做法一样，基思瞄准了“特殊事件”（例如爱国群众大会），并懂得了尝试是开展业务的最佳方法。可口可乐出现在自行车比赛上，广告强调它有助于运动员彻底恢复体力。在希特勒青年集会上，年轻人列队正步行走，可口可乐卡车与行进者们一起前进，他们希望这能够成功地吸引下一代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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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兰奇第一次提起指控的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基思将可口可乐置于纳粹工业复兴的中心位置。那一年，德意志帝国的“劳动人民”展览在杜塞尔多夫开幕，德国工人在希特勒统治下最初五年所取得的成就得以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一台瓶装机在展览会中央与天主教传道总会办公室紧邻的地方灌装可口可乐。赫尔曼・戈林巡视杜塞尔多夫博览会，中途停下来喝了一瓶可口可乐，公司一位思维敏捷的摄影师抓拍了这一镜头。虽然没有照片作证，但据说希特勒也很喜欢可口可乐，他曾在他的私人电影院里一边吮吸着这种亚特兰大饮料，一边欣赏《乱世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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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希特勒的军队跨过奥地利边境，吞并了奥地利。基思和他的员工们不但不害怕纳粹的进攻，而且还迅速跟随军队进入奥地利，并于9月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分支机构。一个月后，没有人对基思注册成立新公司表示抗议。1938年11月10日的水晶之夜，预示着纳粹对犹太人的恐怖行动到达了一个新的水平。公司的奥地利业务被破坏了，犹太教会堂也起火了。即使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一事的确使伍德拉夫和鲍尔斯产生了隔阂并出现摩擦，但两人都没有感到不安。鲍尔斯认为，他的权利金应该包括所有在德国境内销售的可口可乐，而不论销售区域随希特勒军队的进驻而延伸到什么地方。伍德拉夫对此提出异议。他说，合同中明确规定了边界，应该以签订合同时的边界范围为准。这场争论结束后不久，鲍尔斯就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身，基思毫无疑问地成了可口可乐德国公司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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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基思认可了过去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是他仍然要求员工们不要满足于现状，而要奋发前进，走向未来，直到全德国人民都是可口可乐的消费者为止。他说：“我们知道，只要我们积聚力量，共同努力，就会达到目标。我们不可思议的饮料拥有超强的持久力，能够使我们坚持下去，直到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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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毁的瓶装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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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的部队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最终向德国宣战，马克思・基思意识到他将惹上麻烦。虽然戈林此前已经批准流通“7X”，但战争迟早会削减原料的供应，甚至完全切断。除了原料供应问题，基思还担心，由于可口可乐德国公司是一个“外国”公司，它也许会被国有化，同时公司领导人还可能被监禁。很快，他就采取了两个预防措施，以防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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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他策划成为德国庞大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希特勒也许拥有最大的权力，但他却厌烦处理细节问题，因此便把很多这类问题都留给了保守的文职人员，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非常同情处于困境中的商人。对于基思来说，幸运的是，沃尔特・奥本霍夫与司法部部长是好朋友。奥本霍夫设法让自己和马克斯・基思在敌军财产办公室中任职，在德国和占领区内监管所有的软饮料工厂。德军侵占了欧洲，基思和奥本霍夫跟随德军也进入了欧洲，他们在意大利、法国、荷兰、卢森堡公国、比利时和挪威援助并接管了当地的可口可乐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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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的第二步是寻找另一种产品。虽然他谨慎地为不同的工厂配给可口可乐，但他仍要求他的化学家们发明另外一种饮料，以使公司顺利度过战争时期。他们发明了一种水果口味的饮料。像可口可乐一样，这种饮料是一种独特的含咖啡因的混合物，人们无法从中轻易地辨认出橙子、葡萄或柠檬。依靠能够得到的配料——通常是其他食品行业的剩余物——这种新饮料使用乳清（它是干酪的一种副产品）和压榨苹果酒后的苹果纤维。稍后，基思称赞这种饮料是用“剩余物品的剩余物”制成的。这种水果混合饮料的成分依可以得到的意大利农产品的变化而变化，起先必须用糖精来增加饮料的甜味。但是1941年，该饮料免受糖料定量配给规定的限制，因此允许使用3.5%的甜菜糖，这就使得这种饮料远远好于战争时期任何竞争对手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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