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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三节 华盛顿共识：进口替代战略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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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上，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华盛顿共识是对“进口替代工业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ISI）战略”失败的一个回应。ISI在50年代到70年代尤为流行，并被许多农业国和前殖民地国家在“二战”独立后用来启动工业化进程。ISI的显著特征是在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的哲学指导下，由强政府来引导全方位的工业“大推进”：从现代农业到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也尝试了这一方案但很快失败了。这一失败并不仅仅是由于中国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许多其他采用这一方案的国家（如50～70年代的印度、埃及和许多拉美国家）也遭到了同样悲惨的失败。这一失败的关键在于没有认识到现代工业和大规模生产实现的条件和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的亚当·斯密（第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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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作为一种重商主义的具体实现形式，ISI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取得成功（就像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英国，19世纪早期到中期的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日本和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中国）。但在自上而下的方式下作为“自给自足”哲学的体现，ISI注定会失败（就像20世纪50～80年代的拉美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在上述的自上而下的自给自足方式下，发展中国家忽略了全球市场开拓，建立了太多先进的重工业企业（包括汽车工业甚至是航天工业），以及相应的中间品生产设施（如钢铁和化学工业）。这些工业本该属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内容。它们需要巨大的金融和人力资本投入、复杂的劳动分工、先进的分销体系和原材料与零部件的供应链系统以及巨大的全球市场。而当时，这些国家并没有充分注意到培育农村原始工业的必要性。因此，这些国家未能成功开启以轻工产品规模化生产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来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创造起码的市场和资金条件。在高昂的投资、资本、管理和日常运营成本条件下，在没有一个相应的大规模国内和国际市场来使得这些大型企业的生产盈利的情况下，这些雄心勃勃的企业只能够成为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不是现金流。最后，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在ISI战略下的确建立了“自给自足”的工业基础，但它们也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些工业基础往往极不平衡、没有盈利能力、生产力低下且毫无国际竞争力。这种重工业ISI体系违背了工业化的历史逻辑（顺序）——即由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的程度和生产规模的逻辑，从而制造了一种财政入不敷出、收入极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经济：大部分人口聚集在农村或成为城市无业人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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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愿意通过国际贸易和专业化嵌入国际价值链体系，ISI自给自足的哲学同时意味着放弃国际市场以及这个市场对本国工业的升级支持、竞争压力和生产技术输入机会。导致的结果就是本国市场规模的进一步萎缩和国外先进技术“外溢”的终止，还有市场竞争压力的消失。最后，在ISI下包括机械和零部件在内的许多工业品和中间产品，其实都不是真正规模化生产的，因而生产能力并没有充分利用。最后，就像林毅夫（1996，2003）敏锐指出的，ISI方案也完全违背了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他们富裕的廉价劳动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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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ISI的另一个经济后果就是大范围的价格扭曲、政府赤字和公共债务。就像经营一个企业一样，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缺乏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那么这个国家就很难偿还其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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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20世纪80年代由国际贷款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华盛顿共识是对失败的ISI发展战略的自然反应。华盛顿共识基于新自由主义和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推崇另一个亚当·斯密教条（斯密第二原则），即自由放任主义，彻底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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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可以被概括为放松管制、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14]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著名的“休克疗法”将这些原则应用于俄罗斯和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休克疗法”试图实行一种彻底的、一劳永逸的、一刀切的经济转型方案：去除所有现存的政府管制，对所有或大多数现有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对所有或大多数部门立即引进市场机制，放开价格和资本管制，实行浮动汇率，降低政府赤字、补贴和公共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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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华盛顿共识方案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把婴儿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却没有抓住ISI失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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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自由主义发展战略背后是对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和“看不见的手”的魔力的迷信与误读。新自由主义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没有理解以下这一点：在落后国家创造一个使“看不见的手”能够起作用的市场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即使当年拥有通过奴隶贩卖、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家能力引导的通过重商主义积累的巨大财富，欧洲列强（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美国）仍然花费了数个世纪来培育工业革命需要的巨大的市场和商业分销网络；何况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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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毫不奇怪，目前学术界如果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华盛顿共识”是失败的。[15]这一失败的根源仍在于它未能真正理解亚当·斯密“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程度”的基本原理，从而无法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出预想中天然存在的市场本身。没有市场，看不见的手去哪里指点江山呢？市场与政府、去监管与再监管、分散与集中，以及自由和控制本就是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体。自由放任主义不是大英帝国在17～19世纪创造出全球最大纺织品市场的秘密，也不是中国在20～21世纪为自己的制造业创造出巨大的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原因。在采纳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尽管涌入了大量私人资本，投资和出口也得到了一定提振，但十多年间GDP年增长率只有1.5%，低于80年代“失去的十年”期间2%的增长，更低于六七十年代ISI战略下5%的年均增长率（见Luciana Diíaz Frers，2014）。“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失业上升了，贫困依旧普遍，而不公平和失望的情绪滋长。犯罪和暴力活动则急剧攀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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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波（紧跟着ISI的）由华盛顿共识和相应的休克疗法导致的失败，自然激起了经济学家一场新的反思，从而直接诱发了对“国家为何失败”（Acemoglu and Robinson）这一发展经济学根本问题的制度性解释：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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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按照Acemoglu和Robinson的新制度经济学，政治家（和精英阶层）和他们建立的保护他们既得利益的制度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不是自由放任主义（或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本身。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认为限制政府权力的私人产权制度、法律规则和多元政治结构是英国工业革命的秘密（先决条件），因而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工业化和（华盛顿共识所预见的）高速增长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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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似乎很简单：如果资本可能会被掠夺性体制和精英阶层随意没收，那么谁还会去积累资本和技术呢？没有资本和技术积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哪来经济增长呢？因此，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不应试图从经济政策上去寻求贫困和工业化失败的根源，相反，他们赞成通过民主化和政治变革实现经济发展，例如通过“阿拉伯之春”运动。“根本上讲，这种政治转型对于一个贫穷国家实现富裕是必需的。”（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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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阿拉伯之春”运动（即使在被认为是成功范例的突尼斯）到目前为止并未带来经济繁荣，而是遭遇了和华盛顿共识一样悲惨的失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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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所有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纲要，无论是格申克龙（1962）的“跳跃式”发展理论、ISI、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还是制度学派倡导的“茉莉花革命”、民主化运动和政治变革，都是属于同一意识形态的萨伊定律的遗产——认为供给（产品、技术或制度）自动地创造对应的需求。[18]但萨伊定律只有在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成立的无“摩擦力”的世界里才有效。现代西方政治法律体制实际上只能开花在已经工业化的土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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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方案不仅在经济上误人子弟，同时在政治上也是幼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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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四节 这些理论的经济误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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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因为忽视了市场创造的巨大成本，这些供给方面的理论在经济上误人子弟。它们没有恰当地考虑金融稳定和国家安全（如粮食安全）的问题。它们把粮食、汽车和股票当成完全可替代产品，天真地以为汽车和股票可以当饭吃，以为只要政府停止干预经济，粮食、汽车和股票市场就都会自动地繁荣。[19]它们同样天真地认为投机性的金融资本流动可以导致更好的资源配置，而完全的私有产权可以提供更好的工作激励。但它们忽视了流动性金融资本只追逐短期的利润商机，而不会顾及发展中国家长期的经济发展利益。它们仅仅声称私人产权为私人带来了更高的经济租金，却否认不可再生性资产（如自然资源和土地）在公有制下会带来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和更加稳定的资产价格。[20]它们没有考虑金融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规模化生产（特别是有形资产的规模化生产）之上的这一事实。因此，如果缺乏规模化生产的能力，那么货币、金银、股票、证券、政府债券和其他各种债务和金融资产都没有真正的价值和力量。没有可再生性的有形资产，金融资本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金融资本的过度供给并不会“完善”金融借贷市场，反而会摧毁这一市场（就像次级按揭贷款证券化引起的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一样，同时也是在历史上反复得到证明）。这些理论没有充分意识到不可再生性资本（比如土地）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一项固定成本，自由资本流入和国际热钱造成的泡沫和资产升值会极大提高日常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从而可能阻断一个国家的发展。它们同样没有意识到工业组织的效率来自管理和分配而不是所有权。[21]它们赞誉私有产权是至关重要的，却没有理解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往往导致私人垄断和寡头，这可能比国有的情形更糟（就像在墨西哥和俄罗斯那样）。[22]金融自由化被认为是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一条坦途，然而内部交易、公司舞弊、资产泡沫和价格扭曲却没有得到深刻的理解。对自由市场的益处的认识也是一样，它们认为它能自动引致创新和繁荣，而没有考虑到协作失灵、欺诈、私人垄断和由于市场扭曲和失灵引起的经济停滞，更没有意识到市场监管的必要性和复杂性。这些由学者在象牙塔里拍脑袋提出的激进政策逐渐破坏了国家管理国民经济和资源的能力，更使得这些贫穷国家（尤其是其自然资源、土地和其他资产）成了自利、短视和利润驱动的外国资本和金融巨头的廉价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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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如债券、信用违约掉期、权证、信用、债务、权益、期货、证券和股票等）以及相应的执行这些金融合约和债券支付的能力，应该是大规模商业和贸易需求的内生产物，而不应该是为金融而金融的政策诱导下的产物。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放松监管）放大了风险，却没有能刺激贸易增长和实体经济市场规模的扩大。[23]这就是为什么采纳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之后进行了（不成熟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拉丁美洲和俄罗斯，与“金融抑制”和“资本管制”的中国相比，更容易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我们必须重申，（这些金融产品和制度的）供给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对它们的有效需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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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对于强大和繁荣的美国来说，也仍然需要复杂和强力的金融与银行业监管和审计，并且美国在这些制度建设方面仍然欠账不少。[25]那么，一个无论在国家治理能力和在对其银行和金融市场进行监管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极其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能抵挡和防范金融自由化和开放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巨大风险？[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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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市场的成本高昂，而创造市场监管体制来规范市场行为的成本更高。没有恰当的监管，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市场力量将摧毁作为市场运行基础的社会信任本身。[27]市场本身除了对赤裸裸的私人利益外别无尊重。然而，华盛顿共识和制度经济学理论却没有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有效市场监管体制来防范或减轻市场的破坏力量对于经济的冲击给予任何建设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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