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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二节 市场创造的顺序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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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同国家的发展经验或许可以用一种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型和理论来概括。这个理论也许可以被称为“新阶段论”（New Stage Theory，NST），或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理论”（Embryonic Development Theory，EDT）。NST（或EDT）与李斯特（1841）、马克思（1867）和罗斯托（1960）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密切相关，也与其他学派的发展理论紧密相连，如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14]、进口替代理论和大推进理论（见Paul Rosenstein-Rodan in 1943，and Kevin M. Murphy，Andrei Schleifer，and Robert W. Vishny in 198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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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T（EDT）认为“重商主义”主导的、自下而上的、由简到繁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的、由政府主导的“市场创造”到循序渐进的产业升级的发展战略对于国家工业化成败是最为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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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内生的，而且历史上往往是被建立来实现或执行国家发展政策和战略的工具，是用来巩固经济发展成果的体制化保障。[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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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T认为市场创造者缺失和由此导致的市场缺失是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和关键问题，并强调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和社会信任是市场这一公共产品的核心要素，以及政府在提供这些核心要素和克服“市场创造”的巨大成本方面的核心作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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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T强调工业化必须按顺序经历几个主要且独特的阶段，在每个阶段都面临着不同的市场缺失和市场创造者缺失的问题。因而，发展问题并不能通过一次性“供给侧”的“大推进”，即依靠外国资金或技术援助、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方案，或“供给方”投资浪潮来获得解决（如大炼钢铁）。成功的经济发展需要许多轮自下而上、用市场“需求”来驱动和创造“供给”、按次序进行的“产业升级”，这其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公共商人”作用很重要。这里面包含的最基本经济学原理，是“供给不能自动创造对自身的需求”；相反，只有先创造市场，供给才能应运而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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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因为大工业是一个运营成本巨大的有机体系，它需要依赖一个巨大市场和其规模效应来维持利润和克服工业组织、固定投资、技术引进和创新所带来的天量成本。但是如此巨大的规模化工业品市场难以通过一次性的大推进（无论是进口替代还是休克疗法）来建立，而只能是一步一步按照正确的顺序来实现。这个顺序符合林毅夫讲的“供给方”（企业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原则，但是更加强调“需求方”的“市场创造”原则。[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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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工业是一个复杂有机体，那工业革命就是这个有机体按顺序展开的“胚胎发育”过程。其中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前一个阶段的“原始”积累来创造市场并获得融资。换句话说，有序的胚胎发育过程需要经历多个不同的组织演化和结构转型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与新的、更新层次的市场规模相联系，与新的、更大的、更迂回的工业结构相符合。而这种“发育”过程需要靠之前阶段积累的市场和技术来创新，靠其积累的储蓄来融资。这一发展过程的核心是，通过需求方的推动和供给方的反馈，在几个阶段之间，逐渐建立规模化生产、规模化销售、规模化供应链和工业集群，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并建成一个能自我反馈的良性循环体系（比如用原始工业化进一步刺激农村商业化，用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吸收农村原始工业化后挤出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又用基于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重工业反哺轻工业和农业，最终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以及所有生产工具的量化生产）。这一过程依次克服了粮食安全诅咒、马尔萨斯陷阱、工业体系缺失或比例失调、幼稚产业生长、中等收入陷阱、竞争力缺乏、由实体经济缺乏导致的金融信用危机和债务危机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以不同形式屡见不鲜的问题。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工业结构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和迂回，资本越来越密集，市场规模越来越大且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市场要素的大范围流动性日益加强。由于巨大的市场规模大大减低了规模化生产所面临的巨大固定生产成本在平均生产成本中的份额，所有的工业“器官”和“零部件”的“细胞”都变得越来越可廉价替换和可再生，最终逼近“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的社会化大生产，从而进入福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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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地，为了赶上和发展成为像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那样的现代工业经济体，一个分散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原始农业国必须经历三个主要“发育”阶段：原始工业化阶段[20]、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还可加上“二战”以后出现的后工业化的福利社会阶段）。现代金融资本主义则是建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它的强大来自其工业体系供给可再生的有形资产的能力，并非因为它们能印制钞票或发行债务（毕竟这些金融资产背后都以实际资产为支撑，否则就要像阿根廷和希腊一样陷入债务危机）。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国家能力和政府大推进，因为成功登上每一个更高阶段都需要高屋建瓴、集体努力、公共融资和相应社会结构变革（使其生产要素大规模流动），这超过了单一个体或企业甚至一个产业的能力。但底层第一个阶段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因为每一个更高阶段的经济和产业规模及其运作结构（不单是抽象的劳动—资本比）都建立在前一个阶段所创造的市场规模、营销网络和制造业技术积累之上。以学习数学作一个比喻：一个人没有学过代数就很难理解微积分，而不先学会扳手指头数数和四则运算便不能理解代数。关键是，个体学习数学的过程与人类整体发明创造数学的历程惊人的一致，只不过速度更快。就如婴儿的胚胎发育重复整个生物进化的关键过程和环节但速度更快一样。同理，中国的工业革命也重复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步骤和环节，只不过是以更迅猛的速度进行。如果违背数学发展的规律学习数学，或违背生物进化的结构进行试管婴儿的胚胎发育或细胞分裂，必然造成“畸形”和“发育不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演化也一样。[21]这就是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里讲的“类”（比如物种）的历史发展和“个体”发展的逻辑关系，称之为历史逻辑学。马克思把黑格尔的神秘的基于“绝对精神”和“抽象概念”的辩证逻辑颠倒过来，从最简单原始的社会性生产活动开始，用人类的基于物质利益驱动的集体创造活动来重新解释历史，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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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的每一个阶段或许还可细分为三个时期：激活（起跑）期、起飞期和完成期。每一个阶段的完成期也构成下一个阶段的激活期。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三个时期分别是：（1）以初步劳动分工、农产品商业化和手工制造品远距离贸易为基础的，以原始积累为特征的原始工业化阶段；（2）以世界市场为依托、进一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大量使用机器的劳动密集型的流水作业式的规模化大生产（就像20世纪90年代中国以几亿件T恤换取一架波音飞机的阶段）；（3）以满足规模化大市场需求和交换为驱动力的包括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在内的工业“三位一体”体系的建立。第一次工业革命起飞期的旗舰产业是规模纺织业，而完成期（同时又是下一次工业革命助跑期或激活期）的旗舰产业则是以能源（煤炭或石油）、运输（铁路或公路或航运）以及引擎动力（蒸汽机或内燃机）构成的三大“工具”产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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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最后时期（第三期）同样构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激活时期（第一期）。在以轻工业消费品的规模化生产为主导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对机器、能源、动力、运输以及中间材料比如钢铁和水泥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很自然地呼唤第二次工业革命——它以规模化生产方式来生产第一次工业革命所需的手段和媒介（即生产工具、原料和中间品）为特征，比如对机械产品、电力、矿石、水泥、钢铁、化学制剂、卡车、轮船和发动机等进行规模化生产。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即起飞时期）的标志就是引擎和重型机械（也包括精密仪器）的机械化生产。这使得第一次工业革命赖以实现的生产手段本身（机器）的全面机械化、规模化生产成为可能。第二次工业革命三个阶段的一些旗舰产业包括钢铁、水泥、基础能源、运输网络产业（激活期），动力系统尤其是引擎发动机和重型机械与精密机械批量制造（起飞期，中国目前处于这一阶段），以及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高技术服务业，比如金融业、智能化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的物流业（完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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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时期），当用于规模化生产的生产工具和手段本身的规模化、机械化生产能够实现且有利可图时，加上对化学和农业生物技术的巨大投入成为可能时，农业的全面机械化和现代化才成为可能，原始的小农生产方式才能完全结束。因此只有第二次工业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安全的诅咒这一自古以来就盘桓在人类社会的阴霾。[24]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以后，人类的工业生产形成了一个自我反馈和“封闭”的良性循环系统，从最终消费品到生产它们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和中间产品以及零部件本身都实现了规模化大生产，从而实现了真正稳定的自我反馈的工业体系，为进入福利社会（公平切分蛋糕以及人的尊严获取和自我实现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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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意义就在于它使得生产工具（而不仅仅是消费品）的规模化生产成为可能，从而彻底保障了所有消费品和农产品规模化生产的可持续性和竞争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中等收入陷阱”归结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缺失，或没有使其顺利完成。而无法顺利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除了与缺乏持续强大的重商主义国家意志有关外，还与采用错误的发展战略有关，因而使得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市场发育不全，以至于既无“财”力也无“内需”动力来有效支撑以工业“三位一体”（即能源、动力机械、通信和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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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已进入中等收入但增长乏力的国家包括拉美和东欧国家。这些国家都有能力规模化生产日用消费品，也具备一些现代重工业，但是不仅基础设施落后，而且重工业不成体系或无法嵌入全球产业链，因而长期属于亏损状态，缺乏全球竞争力。不仅如此，这些国家的轻工业也不具备全球竞争力，因为早熟的农业现代化和金融开放，再加上民主选举导致的社会过早福利化，使其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早已经变得非常昂贵，从而无法再利用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出口来获得所需外汇、劳动生产率和外国直接投资（FDI）。这就导致了这些国家需要长期依赖金融手段（外债或政府赤字）来维持其重工业的运转和福利社会所需的巨大社会开支，因而频频爆发债务危机，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增长“陷阱”。这可以说是“胚胎发育”理论下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结构主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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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仅传统服务业，而且现代服务业的多数部门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由于服务产品（比如贷款服务、饮食服务、看病服务、教学服务，等等）的异质性很强，外部性（externality）很高，因而很难完全靠规模化生产方式和市场力量来解决服务业的供给不足问题。而且服务业存在大量信息不对称问题，尤其是金融、医疗、药品和教育领域。因此，服务业不仅其市场失灵比制造业和农业严重得多，而且由于很难完全用规模化生产方式来实现机器对人力的替代，因此很难成为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技术创新的主导力量。相反，服务业主要是工业革命的服务者和受益者，其技术创新（比如信息传播、医疗仪器、新药研发）主要来源于制造业（通信、精密仪器、化工等）。正因为服务业的这些特点，服务业的真正发展壮大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果，是进入福利社会的标志。对劳动力投入缺乏规模效应这一特点也使得服务业成为农业和制造业完成产业升级之后吸收社会剩余劳动的最大蓄水池。所以经济转型中对这个行业中关键部门的市场化改革要慎之又慎。这解释了为什么即便是在老牌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医疗和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公费（或公立）的，而非自费（或私立）的这个与“市场原教旨主义”明显矛盾的现象，因为福利经济学的定理不适合于这些“市场频频失灵”的领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药品（包括包装食品）和教育（甚至房地产）是政府监管、干涉最严厉的部门，而且政府不仅动用烦琐规章条例而且往往是直接对这领域的“市场”价格（比如利率、专利保护期的药品垄断价格、医药费和学费甚至房价）进行干涉的（比如靠货币政策、专利政策、公费医疗、教育补贴和提供大量廉租房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如果盲目听从自由主义学派和制度学派的偏颇和狭隘的理论，迷信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们擅长的“黑板上的经济学”，误以为政府退出并让市场力量横行就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就会自食其恶果。[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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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旧的阶段理论不同，NST并不认同一次性、一劳永逸的供给侧“大推进”和马克思的经济发展决定论（即发展的前一个阶段必然导致自动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可能成为一个“陷阱”或“均衡”，都需要政府或社会各阶层共同协调下的市场开拓、公共产品投资和产业升级来提升。最基本的“公共品”是什么？就是安全、有序的“市场”和“交易平台”。这背后的基石是社会信任，其保障是国家能力、社会参与和社会监管。[27]而所谓法律制度是在这些基础上随着专业化和产业的升级而逐步建立和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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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工业化年谱划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激活时期为17世纪初到18世纪60年代（1600—1760年），起飞时期为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1760—1830年），完成时期为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1830—186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对应时期则分别为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1830—1860年，激活期）[28]，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1860—1890年，起飞期，也正是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的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1890—1920年，完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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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相应的年代划分大致为：18世纪初到19世纪20年代（原始工业化阶段或第一次工业革命助跑阶段），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起飞时期），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铁路和钢铁产业繁荣，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作为上升力量得到欧洲瞩目）[29]，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的头1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起飞，汽车产业繁荣，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和超级大国，金融业勃兴），20世纪的头10年到20世纪40年代（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农业机械化，金融业迅速壮大，启动福利国家和后工业化时代），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全面进入福利国家，激活第三次工业革命和信息技术），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完成福利国家建设，信息技术飞速发展），21世纪初到21世纪30年代（完成信息技术阶段和第三次工业革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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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中国还处在这一历程的中段，其年代划分大致为：1978—1988年（或1949—1988年，第一次工业革命激活期），1988—1998年（第一次工业革命起飞期，成为全球纺织业中心和重镇），1998—2008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期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激活期，成为全球轻工业消费品制造的世界工厂，并通过煤炭、钢铁和基础设施“三位一体”繁荣激活第二次工业革命）[31]，2008—2018年（第二次工业革命起飞期，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机械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最大出口国，成为制造业大国，比如汽车、轮船、高铁，开启金融业的繁荣和人民币国际化，在多个科技前沿点引爆能源、信息、通信、计算、动力、材料等方面的科技革命，并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激活期）[32]，2018—2028年（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农业机械化、城镇现代化，在能源、信息、通信、计算、动力、材料等方面全面引爆科技革命，金融业全面繁荣[33]，在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中人民币取得支配地位，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时代起飞，成为世界金融中心[34]，同时进入以成熟医疗和健康产业为特征的福利时代），2028—2038年（成为重工业技术的世界领袖，在信息技术上赶上美国），2038—2048年（完成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实质性工业技术和主要基础科学方面全面超越美国成为技术创新的全球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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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无论在今天的中国，还是当年的英国、美国、日本，不同行业、领域和地区的产业升级不可能“一二三、齐步走”，而是各个部门和地区按各自步伐共同发展，呈叠加波似地次第推进。也就是说，哪怕在同一个国家，原始工业化、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等波峰会长时间同时并存，只不过最前面的波峰才代表时代主流，而不是要在第一个波峰消失后第二个波峰才涌现。比如，英国在19世纪中叶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它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旗舰产业，纺织业，继续统治全球纺织品市场直到20世纪初才被美国完全取代。原因很简单：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本来就是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需求服务而产生的，只不过一旦它产生后，其规模和力度以及对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盖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所有产业，从而体现为新的产业革命和产业升级，然而这并不表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作用已经到头或过时。类似的，日本纺织业也在它实现第二次工业革命起飞后的很长时间继续作为全国主要产业之一为工业化提供利润和就业。日本在“二战”战败后，为了重新启动中断了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十分明智地选择了重新全面启用已经过时的劳动密集型纺织业（甚至包括原始纺织业），来为重工业的重建和起飞提供利润、就业和市场基础。[35]与之相仿的，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重新补课，回到当年跳过了的（失败了的）原始工业化阶段重新开始，虽然在毛泽东计划经济时代已经建立了所谓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另外，中国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但是即便到今天，中国的纺织业（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旗舰产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轻工产业仍然是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主打产业，并为中国继续解决着大量就业问题和为重工业革命提供基金支持。[36]在一些落后地方和省份，甚至原始工业（比如靠手工制造箱包的乡镇企业）还在继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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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NST粗略年表中，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2015年的总体工业化程度只相当于美国20世纪10～20年代的水平，尽管中国的某些尖端技术距离美国已只有20～30年的差距甚至已非常接近。这一对于中国总体工业化程度的估计与两个独立的衡量指标是一致的。一是城镇人口比例，中国2015年城镇人口比例约为51%，与美国1920年51%的城镇人口一样。二是人均GDP，美国1910（1920）年代真实人均GDP大约是现在水平的十分之一（八分之一），这一差距与目前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类似。[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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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与美国工业化同一阶段最重要的相似性并不在于收入水平或城镇化率的一致，而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力度与增长的动能（势头）的类似性。凭借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制造业产能蔚为壮观的增长，美国在20世纪初猛然闯到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而中国在21世纪初也是一样。假设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维持7%左右的增长而美国维持2%左右的增长，仅仅40年后（按照PPP则只需要30年）中国就会在人均收入方面赶上美国。这也与NST年表做出的预测一致。[38]假设两国有相同的人口增长率，到那时中国经济体量将是美国的4倍。但是由于全球市场规模的增长速度不一定与中国的产能增长速度同步，中国没有必要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赶上美国，它只需赶上日本（人均收入约为美国的2/3）或韩国（人均收入约为美国的1/2），就可成为名副其实的头号超级大国。而这只再需20～30年左右的努力就可能实现。中国人口是日本的10倍，韩国的30倍。想象一下10个日本或30个韩国的制造力和GDP是什么威力！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日本就已经让世界感到震撼，何况10个日本。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只需要具备2个日本的高端制造业实力就可打破世界平衡。[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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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三节 管理革命：中国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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