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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四节 中国和平崛起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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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和谐、有序、有诚信的市场不是天然存在的，尤其是有组织的规模化大市场，只有靠集体力量（比如政府和社区还有企业家）去共同创造和开辟。同时，也只有在政府和大众严厉监管机制下，市场才能发挥积极正面的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否则，市场力量只会摧毁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潜能和前途。所以，多数国家贫穷和工业化失败（甚至中等收入国家增长乏力）的根源，不是没有愿望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而是有过多奢望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是国家意志和正确发展战略缺失的结果，以至于没有出现（创造出）和平、稳定、有序、有监管、有信任的规模化市场。俄罗斯改革的失败就是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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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是英国而非荷兰最先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根本原因是17～18世纪的英国政府成功地为英国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市场和对大英帝国而言全球最大的“安全”贸易网络。之所以是美国而非法国或德国超过了英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帮助美国商人和企业家创造了比大英帝国更为广大的统一的国内市场（是英国国内市场的数倍）和“有序”的国际市场。[63]这使得美国能够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模仿英国的工业革命、采用规模化生产和规模化分销（不仅在纺织业，也在建筑业、汽车业甚至食品工业和文化传媒）。这为美国产生了更为巨大的生产力、资本供给以及更深化的金融体系和科学研究实力。因而，美国最终主宰了国际贸易和整个世界的资本流动，以及工业技术创新。[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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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同样的原因，尽管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七八分之一，市场创造能力还有待更加成熟，监管机制还很不完善，但中国拥有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超级力量的潜力。这一潜力的根源并不在于其后发优势本身，而在于其政府牢牢掌握了顶层设计的主动权，能够不断为企业创造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开辟安全、诚信的全球市场（比如目前的“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因此中国潜在的国内市场也是美国的4倍。中国还有两千多年强调国家统一和教育的文化传统，以及一个拥抱实用主义（而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民主原教旨主义）的、有为的、重商主义的、主张以民为本的政府，使得中国很容易接受管理层面的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的（但同时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政治体制变革，而不至于犯致命的战略性错误，为“党争”与民粹竞选而消耗精力。四倍于美国的统一国内市场、重视教育的社会以及对国际竞争和贸易的开放态度，将会使得中国有能力不仅在旧有的，而且在新的、美国从未发现的领域采取规模化生产。这一点已经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手机市场和高铁网络以及规模巨大的“一带一路”计划中初步得到显示。中国试图建立横贯欧亚和两大洋的新“丝绸之路”，并让所有沿路国家获取利益，让沿路的内陆国家重新获得自从大航海之后失去了四百多年的通商要道和根植于此的文化繁荣。而在这一前所未有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背后顶着的是中国高达50%的国民储蓄率（等于美国每年GDP的25%；如果按PPP计算，则是50%），高达3万多亿美元的通过原始工业化、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化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庞大的制造业产能和国家高层“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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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工业化和技术创新的水平是由市场规模决定的，而市场规模是由国家能力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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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文艺复兴后西方的崛起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广大而深远，但英国工业革命200多年后的非洲——这个人类的共同诞生地不断用它丰厚的资源哺育了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工业革命——仍深陷在马尔萨斯和粮食安全的陷阱中。老牌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以及二战后由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和制定的一系列发展政策，并没有为非洲逃离贫困陷阱指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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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则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尽管其实质是基于工业革命的“旧”的铁律和“秘密”。工业化的实质是劳动分工和规模化生产，是用可再生性资本替代土地和劳动。不仅劳动分工和规模化生产需要规模化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要靠政府和国家意志去创造；生产运输工具（资本）本身也需要实现规模化生产，而且这个重工业产业升级更需要政府去扶持。在中国，就连乡镇一级政府官员都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政府搭台（创造市场），企业唱戏（生产与交换）；“要想富，先修路”。为什么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就不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呢？民主选举制度本身不可能带来“工业革命”，私有产权本身也不可能自动创造出规范有序的规模化“市场”。反过来，是规范有序的大市场支撑了现代私有产权并使其发挥作用，也是工业革命本身成就了“民主、民有、民享”制度。连老百姓都知道，做生意、搞买卖就是靠发掘、发现和利用市场；小市场做小本生意，大市场做大本生意，没有市场就没有生意。国家工业化是个巨大的生意，因此需要创造巨大的统一的国家市场和全球市场才能盈利和积累。琳琅满目的超市、繁忙拥挤的交通、流光溢彩的音像制品、24小时的新闻联播、频繁的信息交流、柳暗花明的江边大道、众多的娱乐设施和职业选择和由此形成的商业社会“和谐”与讲究质量和信誉的伦理道德，不过是工业化的副产品而已。这种物质文明，起源于欧洲人早期的全球市场开拓、武装贸易、殖民统治和奴隶贩卖，尤其是英国对世界棉纺织品贸易的垄断；而不是路德的宗教改革[65]，也不是英国的议会制度和法律体制，更不是美国宪法“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而支撑欧洲人从事世界探索和冒险的力量，是欧洲城邦和国家间血腥的国际竞争和资源争夺。这一竞争促进了重商主义的商业立国战略的形成，抛弃了重农主义的闭关自守的古老农业智慧，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工业革命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也因此让住在山洞里的欧洲野蛮人（马克思语）变成了现代文明人。而后发的落后农业国如想要复制欧洲的工业革命，要想成为现代文明人，也必须首先“弃戎从商”、以倾国之力去开辟和创造世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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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规模化工业品市场难以通过一次性的大推进（无论是进口替代还是休克疗法）来建立，而只能是一步一步按照正确的顺序来实现。中国势不可当地崛起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正是因为它无意中发现并遵循了工业化国家市场创造的正确顺序和方法。这与其过去120年间在不同政治制度下的三次工业化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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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的步伐和前景解释了为什么传奇性的投资者和资本家罗杰斯（Jim Rogers）多次提到，“正如未来在19世纪属于英国，在20世纪属于美国一样，中国将拥有21世纪……人们担忧中国增长的可持续性，但我们应该记得美国在19世纪时，经历了15次衰退和1次恐怖的内战，几乎没有人权和法律规则，屠杀周期性地出现，买卖议员身份司空见惯（今天仍然可能买卖议员身份，但那时毕竟便宜多了），并且在1907年整个系统都崩溃了。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即将成为最强大的国家的前夜。”[66]罗杰斯也许没有任何经济理论来支持他对中国的大胆而乐观的断言，但他有的是基本的商业直觉、历史常识和一生的投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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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内生的。[67]它们是为了实现长期的发展目标和保护发展的果实而建立的。不同的发展战略和生产方式需要不同的制度来保障。法律规则和私人产权的观念是古老的，但它们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却根据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随着时间而变化。《摩西律法》只规定了10条戒律，而现代的民法和公司法有上百万条（作为对商业实践和社会经济变迁的内生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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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也是无处不在的。因此反腐败是任何一个社会和政体在任何发展阶段的内生需求，因为腐败侵蚀政府（或统治阶级）的合法性，扭曲对公正的基本信念（而这是组织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要素），与社会规范和法律规则相抵触（不论在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威胁社会政治秩序，也使得国家易于遭到外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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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反腐败（执行法律规则）成本高昂。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只有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快完成这个关键时期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才能真正抗击腐败并将其控制在一个非泛滥性的，不对未来经济增长和繁荣造成严重威胁的水平上。[68]这要归功于这些国家由于工业化而获得的能够克服监管成本的经济实力、监察技术和实施经济制裁的能力；同时也因为随着不断纠缠的既得利益，中产阶级和政府都已成为了工业革命果实的重要“股东”或“利益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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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如果美国（还有整个欧洲）可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战胜早期猖獗的腐败而顺利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并成长为一个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导力量，为什么中国就不可能？毕竟，中国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这其中每一个个体和组织都如此地相互依赖，以至于每一个社会阶层的个体利益都与整个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而腐败正越来越成为这一切繁荣的阻碍。因此，不仅中国的反腐被提上议事日程毫不奇怪，而且由于工业化的深入，中国的反腐能力和意志也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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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成功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国家，呼唤工业时代法律规则和新型政府问责机制的时期总会到来，只要工业革命的进程不断推进。[69]现代西方制度是用来保护工业革命果实的。它也是因为工业革命才变得政治上无比需要和经济上可以负担。法律规则，现代意义上的产权保护、政府问责、社会秩序和其他公共品的提供，政治权力再分配和社会阶层间的上下流动，宗教在社会组织、提供人生意义、影响家庭结构方面力量的普遍衰退，平等和现代人权观念（包括少数族裔、儿童和妇女权益保障），以及社会权利在性别和种族间的公平分配，还有对待同性恋的态度……这些都是工业革命的成果，都是对统一的非人格化（非歧视性）的市场交易、作为利益相关者的中产阶级崛起、劳动相对于资本价值数百倍增值以及对资本主义规模化生产和规模化全球分销体系的经济结构变迁所形成的社会和政治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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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社会平等，是在参与非人格化的、由分工和规模化生产支撑的大众消费文化中实现的，而不是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响亮口号中。[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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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建立在劳动分工和全球市场基础上的规模化生产和规模化销售，是自农业社会之后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造，因为它根植于劳动分工原则、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和规模经济，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外部性和外溢效应。通过建立在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分工和规模经济之上的，以全球市场销售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人类社会达到了产品、服务、知识和信息的全面发展并进入了福利社会阶段。这一点是马克思没有充分预见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来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即使在殖民主义时期也不是。因而，就像美国的崛起给英国和英国人民带来了益处（而不是损害）一样，中国的崛起同样也会增进（而不是损害）美国和美国人民的福利。受到“伤害”的仅仅是这些国家的狭隘的霸权。当然，一切取决于先进国家如何对待和利用后发国家的崛起。例如，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自1983年以来的30年间增长了50多倍，但其国内通胀率几十年间一直维持在极低的水平，这要归功于中国的崛起。[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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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由于其国内市场大于北美和欧洲的总和，由于对世界原材料和商品市场的供求大于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以及它不干涉主义的互利共赢的外交政策，意味着向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时就暗中设下的历史终极目标——一个以规模化大生产实现全球物质富裕的目标，一个让全球每一个民族都在全球分工链上获得同等待遇和尊严的目标，一个“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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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印度、中东和非洲的崛起将会更加壮观。但要成为现实，它们需要正确的发展战略、合理的发展顺序、步步为营的工业政策和制度建设。而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国家能力和对工业革命内在逻辑的正确理解基础之上。欲速则不达。有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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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潮逆西，后浪压前驱。万舸争渡，迟发竞先离。不拒涓流，泻千里应有时。日积跬步，凌绝顶会有期。[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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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使在现代社会，新市场的创造也需要大规模投资和政府协助。互联网的建立对电子商务发展的作用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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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些失败的改革浪潮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淡化和放弃政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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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说山地是游击战的乐园，那么平原则是大部队运动战的理想天地，成建制的大部队在山地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游击战在此却可大显身手，神出鬼没的游击战士可将强大对手在山地消耗得精疲力竭并最终将其一一消灭。同样的道理，从山地出去的游击作战力量如不能迅速学会大部队集成作战，那么也会被拥有强大正规部队的一方所吞没。”（参见张文木，“长江与国防”，http://www.guancha.cn/ZhangWenMu/2015_12_13_344505_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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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事实上，美国工业革命初期的许多大型基建工程的工程师是来自军事院校：“直到19世纪60年代为止，美国军事学院提供了当时最正统的土木工程师训练；而西点军校的一些毕业生也参与了铁路的修建和管理工作，他们有些服务于或熟悉当时的兵工署和工程部队，这两个机构是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前极少数按专业配备人员、阶层划分严谨的组织中的两个。”（Alfred Chandler，1977，中文版，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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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埃及人民是不幸的。作为英国和欧洲工业化早期的棉花产地之一，埃及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雄心勃勃地试图利用棉纺织业开启过工业革命，比中国的洋务运动还早了半个世纪。而且埃及政府和人民前仆后继，一直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工业化而奋斗，但是可惜埃及的工业化至今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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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经济史学家注意到，在欧洲当年地理大发现和全球殖民开拓的时代，“商人们对海外业务的集资的确会变得容易得多，如果他们向国内投资者煽情地提到集资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和皇室的荣耀与尊严去对海外野蛮文明进行暴力掠夺，而不是只提什么海外投资机会与投资回报。”（Pomeranz and Topik，2013，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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