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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五节 新一轮的扩张和新一轮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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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线扩张的战略导致组织结构的重组，新的组织框架能够更有效地协调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从而支持进一步的扩张。就在以成都4.5代线、合肥6代线和北京8.5代线为标志的扩张浪潮尚未尘埃落定之时，京东方又开始了新的扩张——建设合肥8.5代线、鄂尔多斯5.5代AMOLED生产线和重庆8.5代线。这三个项目可以被看作是京东方的第二轮扩张，它们具有不同于第一轮项目的两个特征：第一，京东方在这些项目中明显增加了用于新技术竞争的内容——如AM-OLED面板和氧化物半导体、低温多晶硅等TFT技术；第二，新生产线使用的新产品技术主要依靠京东方自己的研发，而不再是大多依靠产业链中已有的技术（这个趋势导致专利数量的激增）。因此，第二轮扩张的核心内容则是以新技术为导向的产能扩大，而京东方建立的技术研发体系也成为支撑这种扩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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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8.5代线（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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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5日，京东方发布公告，将与合肥市政府和巢湖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在合肥（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建设一条8.5代TFT-LCD生产线，项目总投资285亿元。实际上，合肥8.5代线早就开始酝酿了，但它后来遇到一些波折，特别是反映出地方政府之间复杂的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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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合肥6代线于2009年4月开工建设之后，受到鼓舞的合肥市政府就向京东方提议再建一条生产线。不过，当时京东方已经因为在外地建线而使北京市不满。为遮人耳目，京东方宣称在这个项目中扮演的角色只是提供技术支援。2009年8月26日，筹建8.5代线的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合肥市占90％的股份，京东方以技术入股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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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方面希望迅速推进项目，但京东方则宁可放缓速度，原因有二：第一，从策略上讲，合肥8.5代线不能早于北京8.5代线。第二，由于那时京东方正在建设合肥6代线和北京8.5代线，所以再建新线的人员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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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拖延”就使合肥8.5代线项目赶上了“液晶热”所引发的国家管制，对液晶项目由备案制变成了由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审批的核准制，致使合肥8.5代线项目被纳入本章第一节所描述的“五进二”过程。2010年2月末，合肥8.5代线项目参加了国家发改委组织的答辩，但最后“五进二”被批准的是三星和LG的项目，于是合肥8.5代线的建设就停顿下来。随着6代线的建设接近尾声，项目总指挥换成了刘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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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将近一年的停顿，合肥8.5代线项目的两个障碍——北京市不同意京东方继续在外地建线和未获中央政府的批准——逐渐得到化解。那时北京8.5代线已经即将建成，而且合肥方面通过认购京东方股份的形式，出资20亿元用于建设北京8.5代线，从而支持了北京市政府。于是，北京市政府同意京东方在合肥建8.5代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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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审批方面障碍的化解则有数个原因。第一，外资项目被批准后迟迟不动。到2011年春天，LG宣布缓建广州项目，三星公开未说但其苏州项目实际延缓，昆山的友达则彻底不动了。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借机松动了对国内企业项目的管制。第二，到2011年末，由于“液晶热”已经消退，所以从2009年10月实施的审批制又恢复到此前的备案制。第三，京东方的合肥6代线到2011年4月已经实现满产满销，成为各级政府领导人参观的重点。中国第一条高世代线成功建设和运营改变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态度，依靠中国企业发展这个工业的信心增强了。在这些条件下，有关政府部门实际上早就“默许”京东方上合肥8.5代线，项目的建设施工又重新开始，只是不为外界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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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正式批准合肥8.5代线项目。有趣的是，当正式批文于同年8月下达后不久，建筑规模巨大的合肥8.5代线厂房就封顶了。这个项目原本是按照传统非晶硅TFT-LCD技术设计的，但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介绍过的，京东方中途决定建设一条30K的氧化物TFT量产线（B5全部设计产能是90K）和一条采用氧化物TFT-OLED先导线。由于中途的改建，所以B5建设周期比北京8.5代线要长，但这个改动是值得的。京东方、三星和LG在开发氧化物TFT上都比夏普晚一些，但京东方是第一个在新建8.5代线上做氧化物的企业，而其他公司都是改造已有的生产线。批量生产氧化物TFT将使京东方在这个领域与夏普、三星、LG等国际领先企业处于并驾齐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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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8日，合肥8.5代线正式投产，同时点亮3款产品：10.1英寸TN屏、分别使用非晶硅TFT和氧化物TFT的55英寸的液晶显示屏。于是，中国第一条8.5代氧化物面板生产线投产，而京东方内部提出的目标是“将B5建设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氧化物TFT-LCD生产线”。2014年1月，大尺寸OLED先导线的设备在B5完成搬入，预示着中国的第一块大尺寸OLED显示屏将在这里产生。至此，京东方至少在这个领域已经在技术上与三星、LG并驾齐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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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5.5代AM-OLED生产线（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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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三星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条AM-OLED生产线后，京东方就迅速规划了同样的一条线，虽然当时还没有确定建在哪里。2011年3月，鄂尔多斯市市长在北京参加“两会”期间参观了京东方的5代线。参观结束后，市长对接待他的陈炎顺说：“你们这个（东西）好，到我们那里建一个吧。”陈炎顺回答说：“我们有一种商务模式，资本金不得低于60％。投一条线需要200亿元，你们得拿120亿元，其他的我们来做。”市长说：“我们没钱，但我们有煤。”当时煤价很高，当地政府也有以煤换工业项目的政策。陈炎顺立刻意识到这是个好方案，给煤就相当于给钱，于是表示同意。双方经过几个月的协商达成协议，鄂尔多斯市以10亿吨煤的探矿权换取京东方在那里建设AM-OLED生产线。2011年8月12日，京东方宣布将投资220亿元人民币，在鄂尔多斯建设一条5.5代（1300 mm × 1500 mm）LTPS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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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和内蒙古自治区每年有个京蒙对接的合作框架，于是京东方就把这个项目报进去。汇报后，主管市长说10亿吨的煤必须放在北京市（北京缺煤），由京煤集团承接。这样对京东方来说，反倒好协商了。2011年10—11月，京东方以36亿元出让了先期获批的2亿吨探矿权（内蒙古方面为防止京东方拿了煤不干项目，先期只给部分探矿权），使当年主营业务亏损的京东方盈利，避免了被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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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项目的总指挥是陈曦(100)。他于1980年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后改为电子工程系），在那里从本科读到硕士研究生毕业。1987年底，刚刚毕业的陈曦加入了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公司，一直工作到2009年该公司终结，经历了彩管工业在中国最辉煌的阶段以及穷途末日。其实王东升在京东方进入TFT-LCD工业的前后，就已经看中了几个北京·松下的优秀干部，刘晓东和陈曦都在其中。陈曦在北京·松下彩管关闭后，到松下（中国）工作了一年就加入京东方。2011年4月，陈曦陪同王东升到鄂尔多斯考察项目，同时接任负责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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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曦的工业经验是在CRT彩色显像管领域，没有经历过液晶阶段，那能领导建设属于前沿技术的AM-OLED生产线吗？对于这个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其实干这样的工厂，京东方不止一次经历过类似的情况——都是从一片荒野开始。京东方后面的团队确实很厉害，有建设的、采购设备的，只要董事长和总裁说要搞这个项目，各个专业部门很快就把人给我配齐了，并不是靠我一个人去凑齐。”陈曦表示对他来说，B6是“SOPIC变革”的最受益的项目，他不用单独去请人，不管在哪个组织工作的人都可以来这里，专业组织在做各种技术评估时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建线是依靠京东方整体的力量，按照节点和计划来推，每个节点董事长王东升都要来验收——他是自己给自己制定的总命令。总指挥是起牵头的作用，各职能领域的工作通过专业分工进行，这样陈曦反倒轻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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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是属于技术前沿的生产线，其实决定上马这条线时，京东方也是刚刚开始研发AM-OLED显示屏。因此，B6生产线的工艺设计不是依据已经掌握的产品和工艺技术，而是依据来自产业链的信息和自己的摸索，在成都4.5代线的LTPS中试线积累的知识、经验和人才很重要。B6投产后需要克服的问题是，要针对CTO组织开发出来的产品在实际运转中把配套工艺做出来并逐渐完善。B6设有产品开发部，但在SOPIC框架下，它隶属于小尺寸产品开发中心的副中心长，而为B6安排的产品也是从市场端开始设计。这同样显示了京东方的整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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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生产的TFT背板将全部采用LTPS，第一期的30K产能是生产LTPS TFT驱动的LCD，其中加入了4K的OLED的中试线，作为第二期生产LTPS TFT驱动的OLED的基础。制造LTPS最关键的技术是在普通的a-Si表面进行激光退火，使电子迁移率提高100倍，于是就可以把同样的线宽做得非常窄，大大提高电路的集成度，也就大大提高了显示器的分辨率。但因为制造LTPS的设备更精密更复杂，所以供应商的范围非常局限，如准分子激光退火设备、集成化的设备和离子注入设备几乎都是全球只有一家厂商供应，曝光机供应商仍然是尼康和佳能，但做到500ppi的分辨率及其像差矫正的只有尼康，所以采购设备的价格谈判很困难。令陈曦得意的是，他在2012年完成了设备采购谈判，而且买的全是最好的设备，后来的日元贬值又使实际成本下降——“如果我将来不在B6了，至少人家不会骂你陈曦买的什么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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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B6访谈了一位台湾籍的阵列（Array）高级工程师(101)。他出身老奇美，后来在富士康集团的深超光电工作了几年，于2012年年末加入京东方。他说2010年就通过一位加入京东方CTO组织的前同事向京东方投了简历。调动的原因第一是奇美所有权变动后的人事矛盾，但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预期。他和以前的台湾同事都一直说，TFT是没有出口的高速公路，所以大者一定恒大。介绍他到京东方的那个朋友向他介绍了大陆企业的发展，让他相信到大陆企业会有更好的发展。他本来也是把简历投到CTO组织，但京东方认为B6更需要他这样的人，就派他到鄂尔多斯。这位台湾籍工程师在介绍生产线时说，对于B6生产的LTPS TFT，目前全世界各个厂都没有人敢说自己的制程是最完美的，大家都处于改进过程中，并不是每个企业有钱买设备就做得出来，许多工艺的程序、要求和搭配都是通过经验摸索出来的。例如，在B6产线上有一站是镀层，本来是做完这一站就到下一站了，可是刚镀完后其实稳定性不好，启动的电压会漂移，所以必须在特定区域放一段时间。这个做法效果很好，但不知道是为什么，凭借的是做半导体的经验。其他公司不可能知道这些know-how（诀窍）——“就算你拿到其他公司的东西，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有这样多这样的站点。”他解释说，产线与CTO组织是合作的关系，CTO主导制程的advance的部分和新技术的开发，负责研究怎么搭配工艺链，怎么提高制程良率，怎么降低成本，然后再把技术导入到各分公司来做。B6有机台，可以和CTO互相搭配来做（CTO组织受到实验线机台的局限），两边可以沟通合作，没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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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建线的技术问题，让陈曦挠头的还有早期阶段的工业环境问题。虽然在鄂尔多斯建线没有拆迁问题，但土地出了很大的问题。由于当地建设太快，有很多违规使用土地的情况，当地政府在土地管理上也出现一些混乱，致使京东方很长时间没有拿到土地证，而没有土地证就会影响京东方的融资。陈曦说土地证问题把他折腾惨了，搞了一年多才弄完。北京总部也急了，专门派人来这里帮他，还问是不是当地政府故意为难。实际上当地政府是支持的，但对发展工业没什么经验。陈曦说：“他们对于电子厂怎么建不知道，说白了，就是不知道怎么伺候你。”比如说，投产前要接污水管道，当地政府部门说你就直接排吧。京东方的领导说那不行，生产线一天要排12000吨污水，把对方吓了一跳；又说给建个污水池子，京东方的人说那干两天就满了怎么办呢？最后索性“勒令”他们在7月份必须把污水管接上。还有稳定供电的问题。内蒙古不缺电，但当地的电网和国家电网不并网。由于农业用电非常多，电压极其不稳定，京东方要求确保稳定。北京的电网如果电压波动0.1秒时间以上就要跳闸。生产线上搬运玻璃是靠电把玻璃吸在机器上，一旦跳闸玻璃就会掉下来摔碎，再清扫全部的机器设备需要两个多小时，而鄂尔多斯的人觉得跳闸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为了让当地政府部门知道电压稳定性有什么重要性，京东方的人“一遍遍拉着他们看，让他们慢慢明白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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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讲，当地政府在很长时间里也对京东方存在怀疑的心理，因为他们被“骗”了很多次——在以煤换来的众多工业项目中，真正踏实干成的只有几项，剩下的大多是以工业投资为幌子来获取探矿权的。有探矿权就能挖矿，在前几年煤价高达七八百元一吨的时候，煤老板每天睡一觉醒来就是几百万。虽然京东方多次表示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上市公司绝不会骗人，但最后只能靠实干赢得信任。到2013年夏天，京东方的作风和B6的进展已经让当地政府的态度从怀疑变成了敬佩。经过自治区经信委组织的3次审计，京东方的投资进展被确认符合要求，于是内蒙古自治区开会批准向京东方兑现全部10亿吨的探矿权。此后，自治区党委书记来看了这个项目，区里还组织各盟市旗的领导100多人来参观，而且要进B6的洁净车间，让京东方的高管纠结了一番（为防止带入灰尘，洁净车间一般不欢迎外人参观，但领导们兴致勃勃要看高技术生产线，只能让京东方冒一次良率下降的风险）。不过政府一信任，支持起来也是实打实的——看到B6绿化区草坪的草长得不好，政府专门派了绿化队全部重新栽种整理。后来陈炎顺对这个项目很得意，虽然融资方式很特别（以前都是通过股市增发），效果却很好，而且项目还没建成就为集团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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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1日，京东方第5.5代AM-OLED生产线（B6）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点亮投产，并于2014年4月实现量产，投产的头两款产品都是5英寸的手机屏。我们在2013年8月访谈陈曦结束时问他：“这条线还有什么故事？”他的回答是：“故事还没开始。我认为真正出彩的地方还没有开始，现在受再多的苦，如果没有出东西来，都是瞎扯，所以我们继续加油去弄。”如果B6能够按照预期实现大批量生产LTPS的TFT以及由LTPS驱动的OLED显示屏，京东方就在技术追赶的路上迈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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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8.5代线（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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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1日，京东方宣布与重庆市人民政府签署了投资框架协议，双方确定在重庆市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园投资建设“第8.5代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及系统项目”，投资总额328亿元。根据框架协议，该项目包括9万片/月玻璃基板投片量基于氧化物技术的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及3万片/月玻璃基板投片量的内置触摸屏生产线(102)，以及建设液晶电视机生产线（设计产能为200万台/年），并设立重庆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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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京东方来说，重庆8.5代线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项目，它的促成特别反映出中国政府的态度转变。2011年，三星要在中国投资建闪存芯片厂，把北京、西安、重庆作为备选厂址，并派了100多人的考察团到处看。重庆当时在三星的评估中得分最高（其次是西安，最后是北京），于是重庆市马上平出一块地，准备接受三星的闪存生产线项目。2012年3月，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腐败案事发，三星为避免政治风险就决定把项目地址改到西安。此后富士康与重庆市接触，表示愿意在重庆建8.5代TFT-LCD生产线。重庆方面对此很高兴，准备把原计划用于三星闪存项目的厂址拿出来，并将项目申请报送国家发改委。但在同年8月底的项目审查答辩会上，国家发改委的官员和专家委员会成员都建议重庆市与国内企业合作（纷纷表示“京东方也不错啊”“与其让富士康做，还不如让京东方做”），并建议重庆市与京东方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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