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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收入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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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是工资的获得者,他们当然不会将其视为企业单位成本的一部分。工资是工人的收入,是家庭预算的来源,也是工人用于维持整个家庭生计的基础。他们显然不能接受劳动力是一种商品的观点,甚至根本无法理解,因为这与他们的自身经历完全矛盾,也与他们的各种需求相冲突。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工人们在生产中所做的贡献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因此工资应该是”当期成本”。但是,对整个经济来说,工人们超出工资之外所必需的花费则是”远期成本”,即维持并且重置生产所需人力资源(包括工人自己和妻儿在内)的必要支出应记作远期成本。因此,工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要求稳定而且有保障的收入。他们首先需要收入是可预见的,这样才能够对其进行规划和预算。因此,通常工人们自己会坚持将工资的”安全性”作为首要需求,而不是工资率,同时他们也认为工资”安全性”的高低要比工资率的高低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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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收入的工资与作为成本的工资之间的冲突仅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企业来说,工资的确是纯经济问题,而对工人来说,“工资”(wage)与”工作”(work)和”职位”(job)之间是等价的。在工业社会里,有一份工作和一定的职位,对工人来说不仅仅意味着他有了收入的来源。一旦失业,工人们将会崩溃,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将不复存在,甚至还有失去自尊、失去家庭体面生活的危险。因此,如果工人的工资是可变的、不固定的,在他看来,就是对他全部公民权利及人格尊严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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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萧条时期解雇工人并不是对工人本身的否定,而可能是由于企业无法控制的非人为因素、经济因素所迫。但是,正是工人们的公民权及人格地位让位于这种非人为因素,导致了问题的出现。因处置不当或不能胜任某项工作而被解雇,或者老板因裙带关系要将原本属于某位工人的工作交给老板的亲戚来做,这些对工人们的经济状况来说,可能都是灭顶之灾。这也许是应当的、武断的或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绝不能由此得到这样的原则,认为工人能否获取社会有效性和社会满意度是不重要的。因此,将劳动力视为商品既不符合工人们的经济需求,也不符合他们的社会需求和政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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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企业和工人两方面的观点都是正确的,都有理有据,而且的确都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解决方法,使其既能满足企业对可变工资成本的需求(通过作为单位成本的工资函数来计算),又能够满足工人们将工资视为收入和公民权利的基础的需要。我们必须找到一种能够同时满足”企业导向”和”工人导向”的工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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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使得工资冲突变得日益激烈、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将工资率视为核心问题。其实,将工资率作为问题的焦点对企业和工人双方都毫无意义。传统的工资政策确实是”企业导向”的,但这种工资政策是否令企业满意也是值得怀疑的。企业可能在原则上能够控制政策的核心内容,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却几乎放弃了所有实质性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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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工资结构尽管仍关注工资率的高低,但不会让企业对其所需要的或整个经济所需要的工资成本作任意改变。在高水平上,工资率实际上已经变得完全刚性。它将企业在保证不亏损的情况下仍能维持经营的业务水平(即所谓的”盈亏平衡点”)提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使得许多企业无法挺过商业周期的艰难期。这样做会威胁到企业的经济稳定性,因为业务和价格水平的微小后退都可能会导致企业(甚至是一个稳定经营的企业)亏损,也可能会带来大量的工人失业问题和企业破产问题,从而很容易引发经济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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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对工人来说也毫无益处,相反,他们的不安全感将更大。但是,只要工资率是决定工资及工资政策的核心,他们就将继续要求获得最高的、刚性最大的工资。同时,他们也会要求企业或者政府保证充分就业,以抵消增加的不安全感。因此,强调对工资率的关注有可能使得企业既丧失工资率的浮动性又丧失劳动力的可变性,并将工资费用冻结在最高水平上,这会使得企业和整个经济都面临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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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资率的关注也使得任何工会组织都难以制定出负责任的、理性的工资政策。从惯例来看,工资率越高——而不是就业水平和工会成员的最高收入越高——越能显示工会的实力及工会领导者的能力。正如任何政治家在战争期间都不会承认他的国家有可能会失败一样,工会领导也不可能承认他所领导的工会成员的工资率可能下降。一旦工会同意工资结构的可变性,就将意味着工会领导的失败,更不必说试图减少工资了,这些都会被工人们视为是在”背后捅刀子”,是严重的背叛组织的行为(正如阿瑟M.罗斯在《贸易工会的工资政策》(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48年)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工资率的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表明,任何试图通过经济学上的理性理论来解释工会工资政策的做法都是毫无用处的。从总体上说,罗斯的这本书对工会及其领导人在传统的工资制定方式下的真实行为进行了最好的分析。——原注)。这使得工会除了与企业展开持久战外,别无选择。它同时也导致了工会成员的利益与工会利益之间的内部冲突,因为工人们追求的可能是最高的、最安全的收入,而工会领导通常追求的是当前最高工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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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建筑业工会在上一次大萧条时的表现。尽管当这些工会的成员从事不符合工会标准的工作时,他们十分反对,但他们同时也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官方工资率的降低。但是能够提供最多工作岗位的建筑项目,通常是一些大型项目,当然不会允许支付符合工会标准的工资。因此,很多项目根本无法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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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针对工资的高低进行集体谈判并没有错。的确,由于工资冲突关乎双方的目标和需求,它只可能通过企业代表和工人代表谈判的方式得到妥善解决。事实上,工资问题也确实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因此,采取经济上的讨论和集体谈判,以施加压力双管齐下的方式可能较为合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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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集体谈判以工资率为焦点,那么永远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双方通常只是喋喋不休地争吵,而不是通过双方的争论和折中来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集体谈判最终将会演变为人身攻击或者为获得更强或更好的行业竞争力而进行的”军备竞赛”,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成为这场竞赛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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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工资率的关注通常会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企业不能解决的、无法调和的问题和冲突。这必然会加深企业管理层与工会之间、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冲突。甚至连双方利益和目标基本一致的领域(比如有关工厂所在社区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各个细节)也变成兵戎相见的战场,而不是共同的领地。对工资率的关注只会破坏各个利益方之间的关系,并且影响工业社会生活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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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焦点的转移问题应该引起企业的重视,无疑也应受到全社会的足够重视,当然首先应该引起工会的重视。当前的做法最终只会将工会推向社会的对立面,因为社会必然会主张工资成本的可变性,并且在最大就业率与最大工资率之间优先选择前者。而任何工会运动都无法承担与社会长期对立下去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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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当前的做法最终会导致政府通过法律条文强制规定工资水平,但是这样做仍然无法解决实际问题。政府强行确定工资率会有垄断倾向,这将对中小企业十分不利。政府必然会对同一行业确定一个全国统一的工资模式,而这一模式通常根据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企业的财力来确定。由于政府的调控和公共政策的控制会立刻成为工资冲突中取胜的武器,因此,自由政府体制将受到威胁。但是对工会来说,由政府强行制定的工资水平将是致命的,它会使得工会失去工会成员们真心实意的支持,从而陷入困境;它也使得包括工会成员在内的大众舆论对工会不利,认为它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阴谋集团,贪婪而又目光短浅,完全不为工会成员的公共利益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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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在整个关注焦点的转移过程中,工会所下的赌注最大。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工会极难接受这样的变化,更别说着手进行这样的改变了。“就工资率进行谈判”已成为劳工运动必然会开展的活动,也已成为工会的一句意气用事却毫无用处的口号。工会领导层从工资率的惯例中获得了既得利益。要进入工会领导层,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看他在工资率之争中获胜能力的高低。在工资冲突中关于工资率的冲突一直都是惯例,要打破常规、破解神话,需要企业管理层和工会领导双方面极高度的诚信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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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8章 工人对产量提高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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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全”的渴望同样也会导致工人对提高生产率及改进生产技术的抵制。当然,还存在一些其他因素。通过生产工具和方法的改进而促成的生产率提高,与工人们通过提高工作速度而促成的产量提高,这两者往往不易区分。工人们可能经常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为什么要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难道就为了老板娘能再添一件毛皮外套吗?“这样的疑问表明,工人们反对生产率的提高与反对利润增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是,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更普遍也是更重要的问题,即工人对新的作业方法、新的生产工具和流程的抵制,也就是对技术革新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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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对技术革新的反对由来已久,几乎从机器的诞生之日就开始了。只是工资问题及对利润的抵制问题,掩盖了对技术革新的抵制问题。事实上,前面两个问题直到较晚的时候才为人们所重视,在这之前至少没有被系统地认真对待过。现在,有些人甚至认为工人对技术进步的抵制这一问题已经可以忽略了。工人对机器和技术的总体态度与一个世纪以前路德派”捣毁机器”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现在,绝大多数工人都认为,技术进步对他们来说是有益的,能够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并且能够创造就业机会而非减少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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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观点也仅仅只是一般性的看法而已。具体到某个工人的实际工作中,他往往仍视技术改进为敌,并且还会不惜一切手段抵制它。我们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认为,工人们的这种抵制情绪仍在增长。比如,像伦敦《经济学人》这样敏锐的杂志也将技术革新视为对英国工业体系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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