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046289 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1704045372]

1704046290 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三节　首都规制权的竞逐：负责政府机关和设计机构的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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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292 作为国家政治管理和权力统治的中心，首都在整个国家政治系统里始终扮演着“中心里的中心”（the　center　of　centers）的角色，总是和建立民族国家及整合国家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是构建国家和权力整合的重要象征。在党国的政治话语体系里，谁控制了“首都”就意味着谁占据了政治道义的制高点，拥有比其他政治强权更多的政治合法性，进而挟公器以令诸侯，一统天下。故从这层含义出发，首都规划显然是一个极重要的、为各政治强权所亟需掌握的政治符号。一旦某政治强权掌握首都规制的权力，就可通过相关技术操作，取得对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解释，进而巩固和扩大自身的权力，因此各政治强权都亟欲将其掌握在自己手中，不遑多让。由此党国各政治强权即愈发注意对设计规划权力的争夺，从而导致城市规划逐渐脱离技术轨道而带有愈发浓郁的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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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294 一、从市政府到国民政府：主掌规划的政治机关的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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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296 按1927年国民政府公布的《南京特别市暂行条例》规定，南京市政府的法定职权中包括“市土地分配及使用”等与城市规划相关的事项(24)。据此市长何民魂提出了“建设农村化、艺术化、科学化的首都”的城市规划。1928年2月22日，何民魂在一次市政演讲中，对自己提出的“三化”设计进行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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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298 我们为什么要它农村化呢？原来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农民占全民百分之八十五，农产品也极其丰富，首都是表现一国特殊精神所在！所以我们一定要主张将首都农村化起来；而且南京有山有水，城北一带，农田很多，只要稍微建设，即有可观，我们为着要把东方文明与艺术的真精神一一整个表现出来！同时主张“艺术化”，“科学化”。若是专—歆羡欧美的物质文明，抄袭人家成文，有甚意义，反觉把自己真美失掉了，所以要建设“农村化”、“艺术化”、“科学化”的新南京！(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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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00 由上观之，何民魂的方案并非要照搬西方模式，而是立足国情，贴近南京实际。即根据南京的特点，因地制宜地试图把南京建成为一个环境优美的、具有东方艺术气质的公园式城市。不久市政府根据何民魂的这一构想，很快推出了一份详细方案——《首都大计划》。其计划初稿于1928年2月完成。内容包括分区与道路规划两部分。分区方面，全市计划分为旧城区、行政区、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学校区和园林区七区。其中行政区与学校区是南京城市设计自近代以来首次添加的内容。其中，行政区规划在城内东北隅、玄武湖西岸，这里“地势平坦，处境幽静”，干道交通便达且地旷人稀、易于开发；工商业区依孙中山《实业计划》的安排；住宅区三处：一为旧城，二为“自狮子山至五台山于行政区、商业区中间地方”，三为“东方临江群山之处”；学校区在城东明故宫旧址，风景优美，市嚣不侵；道路建设方面，政府计划修建中山大道。最初设想是由鼓楼直至风仪门，并在鼓楼至聚宝门、鼓楼经成贤街花牌楼至益人巷、鼓楼经干河沿直落朝阳门、汉西门经中正街至大中桥、水西门经奇望街至通济门等繁华地段，构筑相关干道。其道路宽度依次设计为50m、40m、30m和24m。(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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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02 1928年6月，市政当局组织人力对“初稿”做出调整，计划把江浦及下关地区增列为商业区；浦口下游及八卦洲为工业区；行政区在城内东北隅、玄武湖西岸，位置保持不变；教育区（原学校区）由明故宫改在鼓楼至北极阁一带；清凉山地段被定为居民区。道路规划方面，政府对中山大道路线进行调整，增设子午路。两个月后市政府再次对“计划”进行修改。行政区改在明故宫旧址；学校区则循行政区北端而上，沿太平门向西北行至丰润门；商业区分两处，一在中正街以北，鼓楼以南，东及东北与学校行政区相连，西迄朝天宫为止，另一处位于下关及城内三牌楼一带；住宅区自神策门以西至朝天宫，西迄水西门、草场门至城根为止，东北与商业区毗连。(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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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04 市政府的城市规划虽内容详尽，但最终却未能付诸实施。究其原委，何民魂的桂系背景可能是导致该规划方案最后胎死腹中的根源。何民魂早年因参加护国运动时而结识时任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与李白二人私交甚笃，故被视为是桂系人士。1927年桂系兵力到达长江时，桂系遂极力举荐何氏充任南京市长。但很快后来因蒋桂党争及桂系在中央的失势，何民魂在国民党内受到排挤。1928年随着蒋介石力量的增强和桂系势力的收缩，何民魂不得不于同年6月去职。取而代之的是蒋介石的亲信、曾任南京首任市长的刘纪文(28)。刘氏一上台，即迫不及待地推行自己拟定的规划。其设计方案，除了将全市分为行政、学校、商业、住宅、旧城市与市园、工业、农林、预备扩充等八类地区且指定其区位外，并无他物。不过，在行政区的相关设计中，刘氏提出了自己的市行政区计划，即以子午线路（今中央路）和中山路交叉口为中心，辟出一块面积约600亩的地方作为将来市府办公处所，周围环筑道路，使之成为新的城市中心(29)。从刘纪文的设计方案看，整体布局偏重老城，计划把中山大道打造为全市的交通中心，将中正街以北和鼓楼以南的地域发展为新的商业中心，藉由中山路连接东侧的中央政治区和西北的下关商业区。同时，在新商业区和旧商业区（下关）中间，开辟出一块土地，作为新的住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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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06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直强调地方服从中央、中央高度集权的国民政府，此时却对首都规划一事，态度颇为暧昧，既未反对，也未见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支持。至于其态度的迟迟不定，或许与当时北伐未决，国家政治的重心尚无法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有关。直至1928年底，北伐大业几近完成，蒋介石成功地将桂系排挤出党国权力中心。内外局面大致已定，国民政府才以“建设经费巨大，依靠市政府单独力量，绝不可能独自承担”为由，转而介入首都设计。此后，国民政府先后设置“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以下简称“国都处”）和“首都建设委员会”（其前身为“建设委员会”下属的“建设首都委员会”，以下简称“首建会”）作为负责首都规划和建设的最高主管机关，并延揽一些外国市政专家作为政府的规划顾问。1929年9月在成功合并“国都处”后，“首建会”正式确立在首都建设中的“中心”地位。其职权，国民政府在1930年3月25日给行政院的训令中明定：“该会是首都建设设计最高之机关，按照组织法第2条的规定，本会对于执行首都建设事务的行政机关有指挥监督的权力。各该行政机关发布的命令或处分，认为有违背或妨碍本会的议决，需要呈请国民政府停止或撤销之，属会自应遵照办理。”(30)后来国民政府为统一规范城市土地征收，又授权“首建会”掌管市内土地征收和建筑审批。不久国府又做出决定，不但以后有关土地征收及建筑事宜均需事先函告“首建会”审查，就连已圈收土地的，如果与《首都计划》相冲突或妨碍，“首建会”亦有权令其放弃。(31)后来1931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大”又继而将“首建会”权力扩大至以下十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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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08 1．经费的筹措，包括发行首都建设公债、各省市分筑首都道路、官地地价专款存储；2．土地整理，包括审查公地处分、勘测界限、整理畸零土地、试行土地重划；3．首都范围的拟定；4．首都分区计划；5．交通事业的进行，包括道路、铁路、河道、航空首都航运的设置、补救水患；6．公用事业的推进，包括电气事业、公营住宅、公园与运动场的兴建、菜市场的建筑；7．下水道的办理；8．工商业及合作事业的促进，包括筹设首都大规模平民工厂、创办首都国货合作市场、筹备首都房产合作社；9．首都新开辟道路两旁房屋的促进；10．各机关建筑工程的审议。(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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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10 由上可见，首都建设的重要事务范围均被划入“首建会”权治范围。“首建会”已一跃成为指挥首都建设的“中心”，是为首都建设中的最高权力机构(33)。但对地方政府言，“首建会”的横空出世无疑是市政府行政的极大挑战，权势赫然凌驾于市府之上，市府无形中蜕化为“首建会”下属的一个执行部门，沦为首都建设的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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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12 二、从“首建会”到“国都处”：负责设计单位的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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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14 随着北伐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国民政府渐有余力顾及全国经济建设，首都城市规划也逐渐进入中央视野。1928年8月16日，“建设委员会”主席张静江致函国民政府，称经该会第七次常务会议议决，依该会组织法第七条“得设附属机关之规定”在其下设立一个名为“建设首都委员会”的附属机关，来负责首都建设事宜，理由是“现值训政时期建设首都至关切要”。且该会自行拟就的《“建设首都委员会”组织大纲》业已提交“建设委员会”第11次常务会议议决通过，此时欲将《组织大纲》送交国民政府备案。(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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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16 作为负责首都建设的专职部门，“建设委员会”在自行拟定的《建设首都委员会组织大纲》中规定，“建设首都委员会”的委员将由“建设委员会”聘任。其中包括国民党中常委、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各部院会主管长官、各省主席、各特别市市长、南京市党部代表1人及其他必要之人为委员。并由“建设委员会”指定其中1人为主席、其他6人为常务委员，来负责日常会务，“凡本委员会议决案之执行及普通行政事项，以主席及常务委员名义行之。”除此以外，“建设首都委员会”也可聘任工程师和工务员若干人，分管各种技术事物，并报“建设委员会”备案。(35)至于“建设首都委员会”主席及常委人选，经建设委员会商议，指定主席由蒋介石担任，与蒋私交甚笃的张静江、吴敬恒、刘纪文、李宗黄、李宗侃、薛笃弼6人为常务委员。于是从人事安排看，毫无疑问蒋介石是南京首都设计的最高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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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18 然而，按国民政府当时所颁行的法制，“建设委员会”下设之“建设首都委员会”先应于法制局审核备案后才能正式开展运作。当该请示设置“建设首都委员会”的公文送入法制局后，法制局虽认为《大纲》“就法律方面审查尚属妥善”，但对其中第二条该机构“执掌关于首都之建设事宜”且“不以计划建设、筹措经费及监督执行为限”（即建设执行亦属于其职能范围）却提出了异议，理由是“该会委员多系兼职且不尽驻京”，因此从行政便利的角度提出“建设首都委员会”只负责规划、经费筹措和监督执行即可，而执行方面则应另设专局负责。(36)于是，9月1日国民政府依照法制局的意见，虽同意设置“建设首都委员会”，但仍要求“建设委员会”在考虑执行部门的设置后，再将意见送请国民政府核议。不料，就在此公文往返、“建设首都委员会”尚未回复国民政府之际，素与蒋氏不睦的孙科却于1928年10月在国民政府改组中重新出任要职。孙的崛起，给首都规划机构的设置问题带来了新的变数。11月14日，胡汉民和戴季陶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议设置“国都设计技术委员会”来专门从事首都设计，并提议由孙科来担任该会主席。理由是孙氏长于都市建设，前任广州市长期间市政成绩广受赞誉。而在胡戴所提议的六名该会组成委员中除南京市长和工务局长外，其他4人吴尚鹰、邓召荫、林逸民、范文照则皆为孙科的亲信。(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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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20 对于胡、戴二人所提交的议案，党国要人在中央政治会议上进行了激烈辩论。孙科在会上数次发言表示支持，但提案却遭到了陈果夫、褚民谊、王正廷、王伯群等人的反对，认为此举将与之前设立的“建设首都委员会”发生职权冲突。无奈，戴季陶不得不在会上进行妥协，建议将此委员会归并在“建设首都委员会”之下设立，但最终还是由于意见无法协调，不得不送交国民政府再议(38)。最终国民政府于11月15日国务会议上议决，该委员会改以“设置事务所由孙委员科督同组织”的方式设立，以美国人茂菲（即墨菲）、古力治为顾问，设置时间暂定六个月。由是孙科取得了南京城市规划的设计主导权。同时，由于该“事务所”直属于国民政府，较之蒋介石等主导的“建设首都委员会”是建设委员会的附属机关，在政治级别上更高，因此在此番首都规制权的争夺中，孙科暂居上风。不久，孙科于12月1日该“事务所”成立后，又呈准国民政府将事务所更名为“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聘任林逸民出任处长指导首都的城市规划。(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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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22 孙科之所以此前对“国都处”的设置极为推崇，实际上并非毫无缘由，其隐藏背后的个人私利，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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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24 第一，孙科在北伐前曾担任过广州市长，有城市规划的经历，使他对首都建设极有兴趣。孙科可谓是国民党内为数不多的市政专家。早年曾留学美国，在加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研习市政、规划、政治与经济等课程。1919年，他在孙中山创办的《建设》杂志中就曾发表《都市规划论》，详述西方城市规划的历史与经验，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较早论述城市规划的文章。1920年，孙科仿照美国市政制度起草出《广州市暂行条例》，广州市政厅成立。1921年孙科出任市长后，市政建设全面铺开。在任期间，孙氏建立了广州第一条完整的环状马路系统，开辟了维新路、越秀南路等共计20英里的新式马路，并于市内设市场、建筑公园，开办各类工厂，此外还聘请美国建筑师墨菲等着手进行广州城市规划，这不单是广州有史以来第一个系统城市规划，也是广东政府首次制订的全市性城市规划。(40)考虑到广州偏居华南，孙科尚且如此热衷，北伐胜利南京作为国家政治中枢，中枢寄寓、国脉渊源，自然对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41)由此不难推断，孙科对“国都处”的设置必然会鼎力支持，亟欲收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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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26 其次，孙科极力推动“国都处”之设置，实际也与孙蒋二人间的权力斗争息息相关。孙科系孙中山之子，家世背景显赫，是国民党元老。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权力争夺激烈，孙科、汪兆铭、胡汉明等元老派与以蒋介石为首的青壮军人围绕党国最高权力展开激烈争夺。1926年，时任黄埔校长的蒋介石以“中山舰事件”逼走汪精卫，总揽军政大权。1927年1月，北伐江西告捷后，蒋介石凭藉手中军权，提出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欲将党和政府完全置于他的军事控制之下，此举遭到了孙科及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孙科对蒋介石这样以军权压党权极为不满，直言“以主席为惟一领袖，并且兼为军事领导。此种封建思想对于党内党外皆有影响，渐次便成独裁制度”(42)，“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43)为此，孙科主张改组政府，另组权力机构，并公开疾呼“必须打倒蒋介石，只有打倒了蒋介石，局势才能好转”，表现出了强烈的反蒋姿态。(44)后又于1927年2月力主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而此时蒋介石亦毫不示弱，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与武汉政府对抗。此后武汉政府继南京政权后走向分共，孙科遂奔走斡旋于宁汉之间。8月，蒋介石因战事不利被逼下野，武汉政府迁往南京。9月，新的国民政府在南京组成，孙科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1928年1月，蒋介石复出，国民政府重组，孙科在新政府内遭受排挤，仅任命为徒有虚名的建设部长，而原来的财政部长则由蒋介石的亲信宋子文接任。孙科自认受到羞辱，拒不受命，转而联合蒋介石的另一政敌胡汉民一起远赴欧洲从事“考察”，并在《再造旬刊》上大肆抨击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称“党既已寄生于军政力量之下的危险”，“党的本身既已麻痹疯瘫……其存在已是仅留躯壳”。(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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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28 1928年6月，北伐军进抵北京，北伐旋告成功。按孙中山拟就的《建国大纲》规定，国民党在取得北伐胜利后应立即结束军政，施行训政。此时远在欧洲的孙科得知军事胜利的消息后，自认反击蒋介石的时候到了。为限制蒋的权力，孙科迅速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尽速成立五院制政府。对其用意，蒋介石早已了然于胸。蒋氏不仅同意该提议，还索性把“以党治国”打造成自己推行军事独裁专制的护身符。此后孙科虽开始与蒋介石合作，在1928年10月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中出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和铁道部长，但双方隔阂仍继续存在。孙科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真正信任和重用，而蒋介石亦为加强自己的独裁地位，一方面重用CC派，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另一方面又有意提高黄埔系的地位，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至于在首都建设方面，此时蒋介石已悉数掌握“建设委员会”下设之“建设首都委员会”，握有首都建设的主导权。尽管孙科名义上也是“建设首都委员会”委员，但实际却处于被边缘的位置，无足轻重。故此时孙科之所以在中央政治会议上不遗余力地积极推动“国都处”之创设，一方面可以实现孙中山对建设南京的宏伟构想，了却其父生前的一个未竟遗愿；另一方面也可通过这个途径，透过自己掌握的首都规制权力，强化自己对“首都”这个政治符号的解释权，增强自己的政治资本，并有藉机抗衡蒋介石日益膨胀的政治权力之意。而各有后台的“国都处”和“首建会”，由于彼此争斗，以致城市规划沦为党国高层的斗法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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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33 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1704045373]

1704046334 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四节　“弘我汉京”：首都设计文本的民族主义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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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36 1929年12月底，“国都处”历时1年拟就的《首都计划》正式出台。整个设计在规划方法、设计程序、规划管理等诸多方面都借鉴了欧美模式。由于它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由国人自主完成的城市总体规划文本，《首都计划》也开启了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实践的先河。在规划理论上，《首都计划》深受近代欧美盛行的“卫星城”、“邻里单位”的影响，城市空间布局以“同心圆式四面平均开展，渐成圆形之势”。明确提出避免使城市发展呈“狭长之形”，避免城市一部分过于繁荣、一部分又过于零乱的非均衡发展(46)。在文化观上，《首都计划》强调“民族主义”，提出“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吾国美术之优点”作为规划的指导方针，宏观上采纳欧美规划模式，微观上采用中国传统形式，冀图以此寻找民族主义的外在表现形式，来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和国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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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38 《首都计划》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城市的史地概略、人口预测、中央政治区、建筑形式、道路系统、水道改良、交通管理、铁路与车站、港口计划、飞机场、自来水、电力、住宅、学校、工业、浦口建设、城市分区、实施程序、款项筹集等诸多方面。在对城市未来市域及人口的预测中，《首都计划》明确支持市政府扩大市区的计划，预计囊括200万人口之多。南京的铁路枢纽及航空港的中心地位也会在未来得到进一步加强，此外现代化的下水道建设、自来水工程、电力建设工程等也被纳入未来市政规划的视野。其中，作为《首都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都处”经比较明故宫、紫竹林，最终将中央政治区的地点选定在紫金山南。理由是“该区地处紫金山南麓山谷之间，在二陵之南”且建都城外“有鼎新革故之意”，“国民思想上则有除旧更新之影响，查世界新建国都，多在城外荒郊之地。”(47)但实际上，之所以选择紫金山南麓作为中央政治区的地址，目的显然不止“鼎新革故”、“除旧更新”，其中还充斥着官方的民族主义和加强党治的意识形态考量。“去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国民党早年革命时的一句动人心弦的口号。此时革命的对象虽然已被打倒，但产生这句口号的时代背景并未因时间远去而发生改变，民族主义仍然是当时的主要社会思潮之一。对一直想要“复兴民族”、恢复国家昔日荣光的党国要人而言，明朝代表着华夏正统王朝，曾成功地将异族驱逐出去，重建了汉族政权。而将中央政治区置于紫金山南麓明孝陵的附近，可以进一步彰显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思想，更重要的是，对国民党来说，中央政治区毗邻党的创始人——孙中山的陵墓，也可以极大地加强党国体制的合法性。由此可见，“国都处”之所以选址紫金山南麓，背后显然是出于对复兴民族和追求政权统治合法性的目的。也正基于上述考虑，政府计划在这里建设一系列的大量国家机构。其中，在中央政治区内部的南北走向的中轴带上，规模宏伟的中央党部将建在最北端，其建筑风格明显具有北京天坛与美国国会相结合的特点。与中央党部相比，民国最高行政权力机关——国民政府则仅居于中央党部旁边较小且显然是附属的位置。(48)除中央政治区外，南京市政府被安排在大钟亭；首都文化中心在五台山附近，这里将建设一个大型运动场；工业区在离市区较远，但水陆交通较便利的江北和燕子矶一带。在城市交通方面，《首都计划》引进了林荫大道、环城大道、环形放射、矩形路网等新的设计理念，计划将城市道路分为干道、次干道、环城大道、林荫大道、内街5种类型，并确定每种类型道路的路幅断面。其中宽大的中山大道将错落有致、缜密的构成市内的主要道路系统，环状的林荫大道密布于整个城市，其中一部分还将建筑在完整保存的城墙上，由此远眺则一览无余整个城市的山川、河流乃至市郊景色。此外，政府在规划中还规定，未来的首都将通过建立12个新式公园的方式来予以充分美化，市内道路两旁也将种上优雅大方的法国梧桐，街头路灯亦采用宫灯样式。此外考虑到方便郊区和市内的联系，政府还规划了8条市郊公路干线以及铁路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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