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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我的风马牛哲学 以决策成本制约纠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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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企业的董事会是股东推举出来代表行使股东权益的代表，股东们推举出董事会是希望董事会能够做出一个比别人更好的决策，而这个更好的决策不仅要超过所有股东个体的水平，也应该是超出同行业的更具有前瞻性的好决策。同时，权力和责任是相对的，董事会在行使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责任。董事长是董事会的代表，如果他不能做出更好、更优秀的决策，又不能承担由此而带来的责任，那他就不具备成为董事会成员的基本条件。这是冯仑坚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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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好的董事长不准备做出更好的、优秀的决策，同时不准备承担由此而带来的所有责任，那么他就不具备成为董事会成员的一个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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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在决策方面追求的目标是：做一个要消灭其他决策的决策，也就是做最好的决策。因为他认为越是好的决策越省心，这个组织越简单，赢利越好，事情越少。冯仑曾在一篇题为《做一个超乎寻常的董事会》的文章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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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伯格（曾任纽约市长）是彭博资讯发展史上一个很成功的CEO，我在不经意间看到他讲的一句话：第一，做出超乎寻常的正确的决策；第二，准备承担责任。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地反映了企业家的责任，也特别准确地反映了董事会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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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始终把董事长的责任放在心上。一次，为了筹备董事会，他事先不断地召开战略务虚会。所谓“战略务虚会”，就是不拘范围，不决定事项，没有主题，就公司的宏观问题，结合外部环境的变化，将未来有可能选择的几个方向提供给董事会成员，然后听取每个人的意见。他这样做就是为了能够作出更正确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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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二十多年从商经验的冯仑把公司的决策看得非常重要。他在考虑这一问题的时候，还拿美国的制度做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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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度让决策成为扯皮制度，比如议会、三权分立，都在扯皮，而行政是独裁系统，执行非常有效。一旦决策以后，所有系统都是独裁的，但决策之前是扯皮的。这样做是高成本决策，低成本执行，低成本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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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冯仑看来，公司管理也是一样的。相对集权的体制的确能够降低决策成本，因为一个人就可以说了算。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是，执行成本被提高的可能性将会达到最大。领导者拍板决定的事情，底下的人没有参与讨论，甚至不需要他理解。这样的人，让他去参与执行怎么会有好的结果？那么接下来，人们不得不面对的就是较高的纠错成本，它甚至可以说是低决策成本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因而，冯仑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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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司治理来说，一定要避免把创办者、大股东变成集权制度下的神，避免放纵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大家执行的时候东倒西歪、最后自尝苦果的悲剧。我们应该建立一种好的治理结构，将决策的成本适当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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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认为，创业者个人权力一定要受规则的制约。万科在企业内部已经建立了反对机制，这使他们的决策更加科学合理，对企业的发展更加有利。正因为此，冯仑认为万通也应该有合理的反对机制，因为没有制约机制企业内部就潜藏着更大的危险。在制约机制下，冯仑提出的任何建议都要先经反对机制探讨，然后再正常决策。这种做法可以减少未来的执行成本和纠错成本。对此，冯仑进一步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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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决策的责任看得像天一样大。不管企业多大、多安稳，一项决策的可能破坏力都是巨大的。我们的选择是支付足够多的决策成本，以减少未来的执行成本和纠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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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认为中国人好像从来都吝啬决策成本，而愿意支付大量的纠错成本，比如拨乱反正、治理整顿和调整。人们往往不愿意在决策上耗费更多的成本，而只是依照领导者的一个主意或想法去执行。但是，如果没有制度制约，决策很有可能会偏离轨道，从而遗留大量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代价又往往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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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我的风马牛哲学 恪守“交警队长”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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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董事会的作用至关重要。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要见成效，治理水平要真正迈上新台阶，关键在于开好董事会。那如何才能开好董事会呢？冯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是不预设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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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万通在天津召开董事会。这次会议开了10个小时，是万通历史上耗时最长、强度最大的一次董事会。与以往不同，这次董事会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不预设立场。对此，冯仑后来在《万通》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一场马拉松式董事会》的文章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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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董事会主要的股东、我本人以及泰达方面私下都没有沟通，完全按照自然的状态召开。会议中涉及一些大项目的计划，甚至包括公司改名等大的议案，每个董事会包括每个参会人和旁听的监证会人员事先都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只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大家进行完全开放式的讨论。我就是希望大家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独立地思考和表达自己的意见。结果，不预设立场开董事会带来了N个“第一次”。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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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这次会议的确让万通产生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出现了表决议案时大股东持两种意见的情况，第一次出现了没有通过表决的议案，第一次暴露出万通在董事会工作中的缺陷及管理层在面对董事会时的经验不足。另外，有一位独立董事第一次表示了反对意见，没有投赞成票。而在以往，董事长一般会与独立董事事先沟通，因此他们一般都不提出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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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一个不预设立场的董事会，可以让董事们真正用脑袋思考问题，按照自己的立场决定问题，从而做出科学、正确的决策。事实上，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董事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总的来说，这种不预设立场的董事会，对董事会和董事长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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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开好董事会还要注意事先的沟通和程序的合法。冯仑认为，这样做是保证董事会能按法定程序开展工作、迅速作出判断、提高效率的关键。董事们的职责，不是简单地举手表决就能了事的，而是要认真讨论，每个董事都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意见，然后按程序行使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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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还特意强调，对一些反对意见应该给予更多尊重。作为一家力求发展的企业，能否让董事会的反对意见成为公司积极发展的动力，也是决定其命运的重要因素。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互动，是推动企业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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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在历史上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挑战，在股东、董事之间，法律上的拿捏需要处理得非常微妙，这样一些微妙的法律拿捏最考验董事长、董事会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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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2007年年底召开的一次董事会上，大家在一些投资方式和项目等问题的讨论上发生了分歧。从最近几年来看，它是冯仑在主持董事会工作中遇到分歧最多的一次，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会出现分歧呢？主要原因是事先的沟通不够充分。比如原计划有一些项目需要通过，但事先并没有就此沟通，也没有事先列入议题，只是计划在会上通报一下，可介绍情况时提案人却希望能够通过正式决议。大家本来就没有充分了解项目的详细情况，临时了解又不能充分消化，还要马上表态，这就有些让人难以接受，所以就出现了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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