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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我的风马牛哲学 董事会也要“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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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存在两个董事会，一个是没有上市的万通实业的董事会，另一个是已经上市的万通地产的董事会。开过几次董事会后，冯仑感觉到这两个董事会开会时的风格和压力不太一样。他发现在上市公司，内在的约束和压力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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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发现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在开董事会时有些不同，却又有很有趣的现象：上市公司参会的董事对董事的法律责任、独立董事的义务等都非常清楚，所以董事会上大家发言比较谨慎，而且特别认真；非上市这边，虽然也很认真，但大家开会心情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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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独立董事对自己每次开会都做出批评和建议的做法产生怀疑，于是就找到冯仑，问冯仑他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冯仑告诉他说，不批评的话，经理人就没有压力，经理人没有压力，他就得批评，他们反而会有意见，而独立董事们指正经理人的错误，他们反而没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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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是董事会的重要成员，网易每次开董事会，都是先由专业委员会开会，然后董事再进去，把专业委员会的意见念一下，这项决议基本上就通过了。冯仑认为这个方法很好，也想将其运用到自己的董事会中，让专业委员会更多地发挥作用。专业委员会事先把会开完，开完之后告诉冯仑，然后把专业委员会的意见传达给大家，这样开会的效率就能得到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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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实业与万通地产之间根本不存在竞争关系，因为房地产开发资质已经完全转让给了万通地产。2007年年中万通实业召开了一次董事会，此次董事会把万通实业的非上市部分转变为一家投资控股公司，即不再从事任何开发业务。冯仑当时就告诉大家，万通实业以后要过没有资质的日子了，是该好好想想怎么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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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认为，第一种可能是“珠江与全合生”的关系，就是许荣茂的香港公司跟大陆A股公司的关系。这种选择基本上还在房地产圈子里，但不竞争，互相还有一些连带和支持，但完全符合规范。第二种是“长江与和黄”的关系（李嘉诚的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的关系），即自己再增加一个业主。也就是说，在万通实业下面再投资另一个产业，并使其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然后万通整体上市。第三种是未来几年把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合并，然后整体上市。第四种是公司的股权私有化，形成一种私人股权投资形式，类似于KKR集团和凯雷。第五种是变成一家简单的控股公司，不做什么业务，就等着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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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的董事会成功地解决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万通实业的定位和战略问题；第二个是股东的配置和小股东的权益保护问题；第三个就是未来作为一家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治理和前景规划问题。最后，董事会通过决议，把万通实业的业务确定为三项：第一项是和泰达集团一起组建一个土地开发基金，来推动土地开发的一级开发业务，但不做房子，业务重点放在天津滨海新区。第二项是积极投资一些物业经营的项目，比如“万通驿馆”，其实就是类似于“如家”的项目。这个项目经营的是自助式公寓，主要经营模式是租赁或购买别人的物业，然后加以品牌化、标准化，改造后进行出租服务。这些与房地产相关的经营性质业务，是非开发类的业务。第三项是万通实业作为万通地产最大的股东，将积极关注股权性投资，比如选择一些好的地产公司去投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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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很多企业上市的方式是把集团原有的部分资产打包，另外成立一家股份公司，然后，根据证券部门的要求，从上市公司重组的第一天起，就需要将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业务严格地区分开，而且要保证相互之间没有竞争性。即最大限度保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同时，使非上市公司的业务能够有自己的定位和更好的发展。万通实业的转型正是冯仑严格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所做的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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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我的风马牛哲学 第五章 在关系网中摆正做生意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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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的江湖，确立组织内部的规则只有一个办法，即杀了大哥自己当大哥。万一杀不了大哥，那就只有内讧，像太平天国的“天京之变”。中国传统组织文化里没有按规则退出的智慧，这是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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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我的风马牛哲学 “万通六君子”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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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冯仑受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的中国经济改革研究所委派，到海南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并担任常务副所长之职。冯仑当时负责招人、组织研究队伍等具体事宜。就是在那时，他结识了潘石屹、王功权、刘军、易小迪、王启富等人，后来他们六人被称为“万通六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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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除了冯仑的另外五个人也都成了商界呼风唤雨的人物。潘石屹开发的“SOHO”系列成了地产新贵；易小迪的阳光100集团也已上市成功；王启富成了“海帝地板”的总裁；王功权转行创办了“鼎晖创投”；刘军重归农业高科技投资，做着果蔬保鲜、储藏加工和营销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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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蕴藏着异于常人的能量，就拿这六个人来说，他们现在所取得的成绩，是他们当初每一个决定积累所得的结果。从最初凑在一起到后来的分道扬镳，这不是一个遗憾的过程，而是让每个人都得到成长的一次洗礼，所有人都会感激曾经的相遇。六个人的相识说起来十分偶然，对于那段经历，冯仑习惯将其称为“江湖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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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冯仑正在筹备改革发展研究所的创建工作。由于政府拨给的经费十分有限，于是他们把研究所的业务大体分为三个部分——研究、经营和杂志。冯仑主要管理《新世纪》杂志，同时还负责招人组建研究队伍。当时招来的人里面就有潘石屹，不过他去的是经营部门。研究所开办之初，海南省委只拨出来五万块钱，还有一辆车和一台电脑，而用这些来创办一个副局级研究所显然是不够的。所以，经营部门的任务就是赚钱，然后给研究部门做研究。开始，经营部门主要是倒卖批文，因为政府还给了他们一万台彩电的批文。后来他们也做些别的生意，其间潘石屹就开了一个砖厂，他还做会计培训，以至于冯仑在很长时间内都以为他是会计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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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第一次见到易小迪是在中央党校，他当时是带着女朋友一起过来的。冯仑跟他聊过之后，他就去了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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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功权就读于吉林工业大学管理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省委宣传部，还被选作年轻干部来培养。不过，他有自己的理想。孩子刚出生一个礼拜的时候，他就利用在家照顾妻子的机会去了海南。机缘巧合，他在大巴上认识了同去海南的刘军。刘军是北京理工大学的毕业生，当时正在一家国营企业上班，因为听说海南机会多，都没跟单位打声招呼就跑到这里了。两人一见如故，彼此约定，先找到工作的人要帮助另一个。王功权先一步在一家国营的地产公司安定了下来，并由办公室主任坐到了总经理的位置。他还记得当初的约定，在没有任何联络方式的情况下找到了刘军，然后把他带到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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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功权所在公司有一个办公室主任，名叫王启富，后来跳槽到了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也就是冯仑所在的单位。在王启富的极力介绍下，冯仑认识了王功权，两人聊了很多，之后便成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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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冯仑是先认识了王启富和易小迪，后来又通过王启富认识了王功权，但当时还不认识刘军，也不熟悉潘石屹，后来因为王启富和易小迪与潘石屹打过一些交道，彼此才有了联系，渐渐熟悉起来。此时，几个人的联系还并不是很大，还都为各自的事业奔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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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夏天，王功权因故被迫离开秀港公司。海南的改革发展研究所解散了，冯仑回到北京，在南德公司牟其中那里打工。易小迪在当地用很少的钱开了一家印刷厂，雇了一些湖南农民，什么都印，包括结婚证，但一年赚不了一两万块钱。而此间，王启富处于失业状态，刘军去向不明，潘石屹则待在一个公司勉强维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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