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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变：城市如何改变世界 06 谁在创造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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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如果有将近100万名穷人来到你的城市，并且在某个街区聚居起来。或许是一场罕见的农业歉收逼迫他们背井离乡；或许他们来自某个地区的社会底层，在那里，控制城市优势的特权阶层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打压；或许他们只接受了极少的教育，他们仅有的谋生手段都是世代遗传下来的：放羊、制陶、经商、清洁、放贷、金工、缝纫和木工。现在，他们初到你的城市，根基未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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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不闻不问，不给他们合法身份，也不给财政投入，同时不采取容易引发反抗的拆迁措施，让这100万移民在三四十年里自生自灭，将会发生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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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可能认为，这些移民将会建造出一个拥挤的贫民窟，环境肮脏。他们可能会遭遇商人、雇主和政客的剥削。这个贫民窟会有流血犯罪、吸毒和流行病。他们将对城市生活毫无建树。同时，在政府的帮助下，移民们会返回故乡，这对他们以及这座城市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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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前，印度孟买率先开展了这场试验。首先是来自泰米尔纳德邦的穆斯林商人，随后是控制了孟买皮革贸易的古吉拉特邦的穆斯林，他们接连涌入孟买北部边缘的沼泽地。该地位于屠宰场和中心市场之间。这些外来商人们觉察到了商机：由于靠近（密度）有稳定动物皮供给的屠宰场，可进入对皮制品需求不断上升的中心市场（规模），再加上自身的商业技能（协同），他们将创造一个新的皮革制造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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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联合传统的塔米尔商人，开始从家乡招募低种姓的印度教与穆斯林工人，使他们加入新的制革厂。工人们居住的棚屋位于孟买垃圾场附近的沼泽地，为了应对每年都会来临的洪水，他们渐渐将那片沼泽填充为坚实的土地。商人们的大胆投资，以及工人们的辛勤劳动，使孟买市郊的沼泽地变成全球最知名的移民城——达拉维（Dharavi）。如今，这里成为孟买最具价值、争夺最激烈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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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由于出差我曾多次造访孟买，我一方面正二八经地在正规办公室和酒店开会，另一方面则探访达拉维的非正式经济生活。达拉维的崛起是没有先例的，也没有外国资本、政府管制或投资计划，它是我们理解城市优势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1]。在达拉维，城市建构的基础逻辑是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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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年轻的居住区，达拉维最早是一片合法的被抛弃之地，没有任何的政府投资，也从未被列入市政规划。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即世界城市革命的巅峰期，南迁的渔民、制革工人、纺织工人、流浪的手工业者以及贫民大量涌入，使达拉维从一个独特的乡村模样的移民区变成疾病横行、犯罪丛生的贫民窟。接着，在1985-2000年，凭借自身的力量，这片超级贫民窟成为一个大规模的、全球化的工业经济体。此间，政府偶尔给过达拉维很少的一些投资。现在，在拜访达拉维的过程中，我们见到了那些出口导向型公司的经理——这些公司通常是他们的父辈们白手起家创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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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一“上升”（upliftment）[2]进程仍在继续。阿鲁姆的父亲，一名砖厂工人，来自距马杜赖将近1600公里之遥的乡村，他第一个向我讲述孟买移民工人面临的机遇。“那些小伙子来自孟买，他们说那里有良好的气候和工作机会。”那是炎热的一天，他在工地上如是说。“所以每次有人跟他们过去都能找到工作。”在达拉维，总有这样远赴而来寻找新生活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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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印度之旅中，我的同事普瑞玛·葛佩兰（Prema Gopalan）带我去到移民工人宿舍，或庞伽房（Pongal）[3]——数十名泰米尔移民住在一起，里面有厨房、粮食和洗涤区。当他们结束孟买的合同工生涯时，就会从这里离开，返回遥远的家乡。普瑞玛还是印度著名非政府组织SPARC的创始人，这一组织是20世纪80年代达拉维第一家真正的人口调查机构。对我而言，达拉维是一个拥挤混乱的大杂烩。但拥有深入调查经验与本土知识的普瑞玛则不同，他能辨别出达拉维的各个种族、种姓和职业区域，并对当地的发展历程有着清晰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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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在场的几名泰米尔工人聊了起来。两位年轻的小伙子正在捆绑行李，他们将踏上长达数天的火车之旅，回家过开斋节。他们用阿萨杜拉·鲁本纳（Assadulah Rubena）预支的部分工资购买了高压锅与煤气灯，后者就坐在我们对面。1991年，刚过20岁的鲁本纳来到达拉维，他是受到作为老移民的兄长的激励。鲁本纳每月都会将一半工资寄回泰米尔纳德邦的家乡，这些钱大概是马杜赖那些每月制造6万块砖的工人的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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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鲁本纳旁边的是印那亚特·阿拉（Inayat Allah），他的家乡与达拉维渊源颇深，那里的人们是最早迁移到达拉维制革厂务工的移民。迁到孟买后，他发现了来自海外的赚钱机会，那就是到沙特去务农和当厨师。从沙特回来后，他开始自己做起招工生意。现在，他每年都会回几次家乡，从那里招募劳动力到波斯湾务工。在乡民们看来，到海外打工是一项投资方案。年轻移民往往不得不向家人和邻居借1500美元左右的资金（比他们所在家庭的年收入还要多），用来支付签证、旅行和中介等费用。接着，根据他们签订的两年期合同，他们每天都要工作12小时，没有休息日，每月可挣到125～200美元的工资，这要高于在家乡的劳动所得。而且在国外的一切生活开支都是免费的。他们通过日益扩大的全球移民汇款体系汇出的钱，成为家里最主要的资本积累与投资渠道。如今，印那亚特·阿拉每向孟买的旅行社介绍一名出国务工的工人，就能获得75美元的佣金。在签证和劳动合同解决之前，工人们会待在达拉维旅馆；当他们从海外归来后，则会继续留在这座移民城寻找其他商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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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维不再是一个贫民窟。它的人口规模已经足以匹敌美国纳什维尔（Nashville）、加拿大埃德蒙顿（Edmonton）、波兰格但斯克或英国利兹（Leeds）。尽管达拉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远低于上述城市，但它的多样性与活力绝不亚于后者。不过几十年时间，达拉维已经跃居为全球性的制造业与贸易城市，其缔造者则是来自印度各地的源源不断的移民。用西方国家的术语来描述，达拉维已拥有众多出口导向型的产业群，以及实力雄厚的第二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受到第二产业与服务业的支撑，它们中的许多就位于达拉维本地。有一次，我在达拉维全城行走，零售店、仓储、货运、律师、会计师、催料员、宾馆、娱乐业、诊所、宗教机构以及本地政治团体……它们竞相闯入我的眼帘，让人应接不暇。总体而言，达拉维每年的GDP规模约为15亿美元。尽管钱被汇到印度各地的村庄，但在没有显著的外来投资的情况下，达拉维还是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并且一直维持良好的贸易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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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印度，很少会有人将达拉维视为一座城市。传统根深蒂固，殖民时代形成的城市观念仍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印度中产阶级与精英阶层往往将其视做城市的污点，即贫民窟。因此，尽管达拉维成功减少了贫困，并为人类城市建设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智力贡献，但它还是很难得到溢美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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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姆·可汗（Imram Khan）生于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一个贫困农家。此刻，他坐着一棵大树下，旁边是单车道，这条马路也是他在达拉维从事仿皮加工的业务场所。与达拉维的任何事物一样，这是一条街，也是做午餐的地方，是操场，也是政治集会或宗教活动的场所，还是当地供应链与生产线的一部分。在我们会见伊拉姆的时候，路上有人拖着一车从附近垃圾回收站运来的塑料片。我们赶紧让开，垃圾车后面围着一群试图寻觅些东西的人。这里到处是繁忙的景象。这是典型的达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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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姆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仿皮加工工艺。每一道工序都在不同的建筑物里进行，马路上有很多这样的建筑。它们由少得不能再少的水泥砖与褶皱的金属屋顶组成，每间大概有28平方米。这些建筑极其简陋，很少有窗子，但地面很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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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这些建筑，你可以看见堆叠起来的原棉和羊皮，它们就在这里被清洗、腌制，并完成制革前的一系列处理。在门外6米的地方，工人们根据顾客的成革样品，在一个大桶里调配染料；接着将从制革厂拿来的皮革染色。在隔壁，工人们将这些染过色的皮革磨光。好似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庞大的橡胶带与叮当做响的马达转动着进行抛光。一名年轻的工人举起闪闪发亮的成革，脸上流露出既骄傲又滑稽的表情。他衣着光鲜时尚，身上挂着手机。你无法将他与那西方影像中饱受剥削的贫民窟年轻工人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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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革的最后一道工序打包又在另一个屋子里进行。最后包装好的成革被送到达拉维当地的工厂，用于制造凉鞋或皮包；或者被运到孟买，接着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工厂。有位路人问起我的背景。我告诉他我来自多伦多，他回答说，他也有通过孟买港将货物运往多伦多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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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姆·可汗一家是四十年前来自北方邦的连锁移民的一部分，那时的达拉维还是一个乡村模样的野营地。与其他移民一样，他们一家人加入了老一代移民所开拓的皮革生意当中。伊拉姆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他们家族全部企业的名字：瓦哈茨·可汗父子公司（Wahaz Khan and Sons）、埃方·可汗公司（Irfun Khan Enterprises）、艾亚斯·可汗贸易公司（Ilyas Khan Traders）、萨巴·可汗公司（Saba Khan Enterprises）。这些企业在达拉维一共拥有28栋大楼，这还不包括伊拉姆家族的私宅。伊拉姆还告诉我，他们整个家族每年可获得50万美元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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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说，有个新的政府规划，要对达拉维进行拆迁，将其改造为一个由高楼大厦组成的城区。“我们所有的工人都住在附近，”他表示，“达拉维人并不喜欢政府规划中的20平方米的住宅。我们现在的家有45～90平方米。如果政府给我们45平方米的房子，工人们会选择留下；不然的话，我的生意就会完蛋，因为工人们一定会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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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姆的这席话触及达拉维经济系统的一个根本原则。利润以及因此而来的发展，其表现形式是不断增加的工作岗位和产值。这源自达拉维所独有的一系列成本优势，是移民们无规划的自然结果，达拉维也因此由贫民窟成长为成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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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许多城市一样，达拉维的故事，同样是从土地和区位开始。从传统意义上讲，达拉维沼泽地的市场需求是非常之低的。然而，最早的移民先驱不仅在此安家，更将他们的汗水与时间投入进来，在没有任何明确的合法名目的情况下，不断对达拉维进行改造和完善。而他们所获得的回报，与更早的那批制革工人一样，正是他们对未定型的城市优势的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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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合法产权的缺失，即便移民们改良了这片土地，达拉维的土地成本仍然很低。低廉的土地成本，使得穷困的移民照样可以找到安身之处，甚至能够有所积蓄。移民们将辛苦攒下的钱用来购买可以挣钱的设备，如缝纫机等；或者投资于他们的住宅、商业或工业地产。然而，成本压力又促使人们将典型的独栋建筑改造为达拉维风格的集中建筑群，它们集多种功能于一身。在达拉维有一种多功能的建筑，包括居住-零售房屋，零售-仓库房屋甚至工业-居住-零售三用房屋，这在其他许多国家是非法的。这种密集的建筑格局使得达拉维初步发展为一座非正规城市，它拥有四大独特的与密度相关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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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人口密度来揭示达拉维的密集性。在达拉维，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约居住着18.7万～30万人。这是孟买人口密度的6～10倍（孟买已经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了）；是伦敦人口密度的16～25倍；是美国大都市迈阿密市的375～600倍！达拉维的全部人口就在这些很少超过3层的建筑当中生活、工作和休闲。达拉维人全然不顾这样的居住条件是否合适、健康乃至文雅。就这样，达拉维移民正在自觉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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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维模式拥有的第一个与密度相关的经济优势是低廉的运输成本。大部分达拉维工人都住在当地。由于没有住在租金较低的远郊，工人们就不用浪费大量时间在拥堵的交通上，从而可以有更多劳动时间。这既提高了工人收入，又节省了企业成本，可谓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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