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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变：城市如何改变世界 14 复兴之城：芝加哥再度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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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百老汇（Broadway）与罗伦斯大道（Lawrence Avenues）交叉处的商业区中央，有一个名为“上城”（Uptown）的老剧院。它被认为是全美最大的电影院，比纽约市著名的无线电城音乐厅（Radio City Music Hall）还要大。然而，从1981年起，上城剧院被封，从此再未对外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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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堵大门的夹板上，有人贴了一张该剧院的开业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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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往事，那是在1925年8月，当时的上城剧院红火非凡，那里进行管弦乐队、合唱团、爵士乐、舞蹈和舞台表演。多达1.2万人排队购票。那年夏天，200辆彩车汇聚于此，盛况空前。该剧院开放了4400个座位，点亮了1万个舞台灯，通过一只20米长的管风琴招呼观众，同时在业内率先安装了空调系统。后来，上城剧院仅周末一天就卖出了2万多张电影票，这是芝加哥城市体系的商业巅峰，同时引领了美国电影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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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一个世纪前，芝加哥还是一个沼泽遍布的偏远小城，仅有少数的商人和农民在此聚集。但从20世纪开始，它已经成长为全球十大城市之一。在上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作为芝加哥第二个闹市区的上城区崛起了，它改变了美国文化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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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一场大火灾过后的芝加哥迎来一次重建浪潮，人口上升到50万人，但那时的北部林区（包括后来的上城区）仍然不在城市范围内。该林区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被开垦为芹菜种植园。从19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随着有轨电车和铁路线路的北扩，投机的开发商在这些农地上建起了住宅区。于是，这片社区开始形成了，尽管尚未完全竣工，它还是吸引了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德国和爱尔兰的移民，他们抛弃了贫民窟般拥挤的市中心。在开发商的推动下，新的住宅区在1893年正式融入芝加哥，并且一下子成为独立的市中心。这得益于芝加哥自来水和下水道系统、警察服务和消防系统的北扩。1901年，这里建起了新的高架铁路站。不过，没有人会想到接下来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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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谈谈芝加哥的经济。上城区很快形成了一整套产业价值链，从生产、销售到消费，其影响波及全国市场。经过20年的发展，它成为美国新的电影与唱片工业中心，是美国最早的“好莱坞”。到1920年，上城区自身俨然是一座城市，并且屹立于全美最大城市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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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城区崛起的第一步，是在20世纪末，它被确立为湖滨避暑胜地。前来避暑的客户给餐厅、酒吧和娱乐场所创造了需求，并且拉动了当地就业。由于娱乐产业人才的集中，美国第一家电影公司埃森内工作室（Essannay Studios）于1907年在此诞生。埃森内工作室反过来吸引了更多人才和技术人员的加盟。像葛洛丽亚·斯旺森（Gloria Swanson）这样的知名演员是从芝加哥当地挖掘出来的，也有许多艺术家，诸如查理·卓别林是慕名而来的。20世纪初的美国出品了五部无声电影，其中有四部是出自埃森内工作室之手。上城区还搭建了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电影销售模式。不久，第一部有声电影也于上城区诞生了。接着，美国第一家唱片公司在此出现。超过480个电影和电视节目在这里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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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佩里·杜里斯（Perry Duis）写道，在20世纪20年代，“上城区40万人口中的大多数都是单身或无子嗣家庭，他们白天工作，晚上则频繁进出剧院、俱乐部和舞厅，他们一般不在家里用餐。”一位名叫玛丽·达顿（Mary Dutton）的企业家为这个上升中的城市体系注入了新元素，她开办了一家拥有1226个座位的安洽自助餐厅（Ontra Cafeteria），主要面向年轻的居民和娱乐业从业者。达顿小姐后来将她的自助餐厅开到了新兴电影产业中心洛杉矶。上城区城市体系一直在自我完善中，同时不断影响全美的经济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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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职业者、工作室、公寓式旅馆和餐厅的集群进一步促进了娱乐产业的发展。像其他地方一样，随着工会合同的普及与工作时间的缩短，休闲与消费文化更加发达了。每到周末，上城区剧院，包括上城剧院、德鲁克斯剧院（Deluxe）、湖边剧院（Lakeside）、里维埃拉剧院（Riviera）和名流剧院（Pantheon），以及舞厅和卡巴莱酒馆（cabaret）[1]都人满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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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1981年，在鲍勃·马利（Bob Marley）和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2]的那几场炙手可热的音乐会之后，上城剧院的大门就永久性地关闭了。该剧院是上城区最后的荣光，如今10年过去了，居民们和企业仍被夹板拒之门外，苦等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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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1970年间，上城区的中产阶级开始逃离此地。那时候，贩毒、勒索、帮派暴力和卖淫已经侵蚀了该地区。当警察抓到作奸犯科的居民时，会问他们：“像你这样的当地人在做什么？”芝加哥警方和消防队也离开了，市政厅不得不出台法律收紧户籍制度。繁华过后的娱乐街区被新的产业和商业模式所替代。公寓式旅馆今非昔比，低收入的养老金领取者、成千上万名出院的精神病人、刚出狱的不法分子以及来自古巴越南等地的贫民成为常客。银行拒绝接受这里的资产作为抵押品。恶劣的房东收回了房屋，将它们租给帮派成员和毒贩，后者控制了当地的公园和街道。当房东从他们的危房中榨干了最后一滴利润时，这些建筑又被赋予了新的生意机会，这种机会在芝加哥普遍存在，当地人称之为“发纵火财”（arson for profit）。有一次，上城区24栋公寓楼同时失火，因而赢得了“纵火联盟”（Arson Alley）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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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工业城市芝加哥，上城区的这种危机到处存在。原本彼此相连的社区城市体系崩溃了，芝加哥沦为一个由数十个破败社区组成的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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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过去25年间，上城区和芝加哥的社区面貌已经有了明显改观。芝加哥再度崛起，成为美国最繁华的商业、会议、旅游和娱乐中心。这与底特律形成了强烈对比，尽管二者有着共同的背景，包括相同的制造业历史、水运、移民、种族隔离和产业萧条。底特律无法通过一种新的城市化再造自身。芝加哥则不然，它通过渐进且彻底的转型，重新成为全球最具生产力、最具创意和最活跃的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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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当地已经形成健康且高效的城市体系，上城剧院还是没有恢复营业，它是当地城市经济依然脆弱的象征。它代表着城市在转型中要面对的第三大挑战：通过规划与市场监管，驾驭城市的经济冲动。上城区是最好的例证。实际上，每栋建筑都会面临这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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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市场，最好先明确我对市场的定义。市场可以简单理解为买卖双方之间的一个有规律、成体系的交易机制，人们基于共同的价值判断做出交易决策。这是人们对市场的一般看法。这种看法将市场视为一个普通的交易机制，但事实绝对不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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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里有不同的市场，包括鱼市、住房市场、停车场或工程合同，它们由当地和区域内的顾客、法律、规范、惯例、基础设施和空间关系所决定。塑造市场面貌的不仅仅是买方和卖方，还包括许多不同的力量。反过来，每一个市场都能决定商业模式能否在城市取得成功。通过限制成功商业模式的种类，市场可以改变城市的发展模式，正如上城区后来所经历的那样。当这些商业模式发展到最成熟的阶段时，不同的地方市场行为聚合起来，将给城市体系带来独特的效率与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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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究市场的地方性，我们以某个居民区的住房市场为例。从理论上讲，住房市场涉及的也是普通的产品单位，即每平方米的居住空间。单位价格由供给、需求和产品成本决定。需要一个协调双方交易的房地产中介，它会收取一定费用。还要有一家银行，它提供按揭贷款，同时收取费用和利息。但在现实生活中，产品的性质、市场价值和交易方式取决于当地众多的文化、政治、法律和制度因素。社区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决定了该区的住房能否获得溢价；还决定了房主能否开办家庭企业或出租房屋，从而影响其活动范围与收入状况。政治与法律因素决定了房屋能否继续扩建，以及扩建所需的相关成本（包括合法费用和非法贿赂）。制度因素决定了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及其成本，还可以决定房主是否得自己负责自来水系统维护与保洁服务。上述因素都是住宅市场的一部分。它们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住房的价格和性质，包括它们的所有权结构、流动性和销售状况。它们决定和影响着市场，正如市场关系到城市的转型成败一样。从这个角度讲，城市可以塑造其市场，也能塑造自身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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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地方市场也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不同城市的市场有着巨大的差异。你很难将北美服装店的固定价格、成衣以及无特性的购物方式，与伊斯坦布尔和德里（Delhi）的传统服装街相提并论，后者经常得讨价还价，并且人们会注重商家的殷勤程度以及衣服的个性。不同的市场使用不同的建筑，有着不同的活动和外部性（诸如垃圾和噪音）。它们是这一系列因素的妥协产物，包括不同的种族和经济群体，以及宗教、商业、劳动力和政府制度等。一个没有文化、历史习俗和制度的市场，只能存在于教科书或臆想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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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在尊重地方文化的同时，妥善管理国民经济和跨国公司，发展地方经济，我们必将迎来一个充满经济奇迹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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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的诞生之日起，芝加哥一直被视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芝加哥在早期就形成了清晰的城市战略，在一个由投机者、商人和投资者组成的松散联盟的主导下，受益于周边的全球最大的新兴农业区与新兴市场（密西西比河流域和五大湖流域），它得以成为一个运输、仓储和贸易中心。在一群积极致力于在芝加哥扎根的企业家的推动下，该市肮脏的港口成为连接两大流域的工业航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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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早期的市场由四种角色组成：投机客、创业公司、移民群体以及倡导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机构。他们联合起来改造社区（尽管有时会有激烈的冲突），促进市场成长，引入新产业。接着这些产业集群实现了优势互补，达到共赢。他们始终与政府、私人开发商和贫民窟移民保持同步，创造出独特的城市形式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巩固了芝加哥的工业社区城市体系。这个城市体系形成了自有的社区生态和政治经济模式，发展出全球最为明晰的城市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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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早期，大规模的特别工业区（就像牲畜围栏一样）、多功能的工业城区和城市边缘的中产阶级的居住-零售城区已经成为芝加哥的城市主体。后来，连上城区也发展为独立的工业社区城市体系。所有这些城区均由四通八达的铁路和有轨电车网络连接在一起。芝加哥的制造业不如底特律，金融业不如纽约，但它却传奇般地成为北美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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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对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的再投资浪潮被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打断了。全部投资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服务。这些危机迫使芝加哥在50年代仍然只拥有世纪初的基础设施、工厂和设备。就在这个时候，该市遭遇了城市改造压力，同时最基本的经济大权——土地和基础设施的决策权由地方政府部门和商业集团转移到联邦政府手中，后者热衷于社会工程与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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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美国政府在大都会地区的边缘地带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试验。它从地方城市获得税收，接着不计成本地投入到城郊地区的高速公路、自来水和下水道建设当中。美国政府还对购买郊区住宅的贷按揭款予以补贴，同时新的城郊建设商业模式也获得了政策优惠。其结果是，诸如芝加哥和底特律这样的大都会分裂为两个相互竞争的城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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