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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融资:案例与实务指引 第二节 京投PPP建地铁,公共融资开先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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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8日,正值新中国60华诞前夕,北京地铁四号线作为国庆献礼的巨作,历经5年的艰苦奋战正式开通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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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纵贯首都南北的地下交通大动脉全长28.177公里,穿越丰台、宣武、西城和海淀4个城区,工程总投资153亿元。截至2009年10月28日,北京地铁四号线运营1个月来,首月内共运送旅客近1600万人次,累计正点率99.40%,日均客运量达到52.8万人次,最大日客流量为8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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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乘坐舒适、快捷的地铁四号线出行时,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是我国国内首个以PPP模式融资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的创新投融资模式不但开创了我国PPP模式先河,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建成和运营为国内其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探索出一条崭新的模式和可以借鉴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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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私合营各显所能,PPP融资互惠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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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即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是指政府、营利性企业和非营利性企业基于某个项目而形成的相互合作关系的形式。通过这种合作形式,合作各方可以达到与预期单独行动相比更为有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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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模式的组织形式非常复杂,既可能包括营利性企业、私人非营利性组织,同时还可能有公共非营利性组织(如政府),合作各方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利益和责任的分歧。只有政府与私人企业形成相互合作的机制,才能使合作各方的分歧模糊化,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完成项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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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模式不同于传统的承包做法。后者是让私人部门来运营一个曾经为公共部门运营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私人部门没有提供任何资本,也没有任何责任和控制权的转移。PPP也不同于完全的私有化,在私有化的情况下,除去一些必要的规制外,是不需要政府参与的,或者政府在项目中的重要性应该是最小化的。而在大多数的PPP项目中,政府一般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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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年里,所有的工业国家都面临着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增长和巨大的财政压力。虽然政府财政资金的缺乏是PPP模式出现的主要原因,但是,PPP不仅仅意味着从私人部门融资。PPP最主要的目的是为纳税人实现“货币的价值”(Value For Money),或者说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PPP能够通过许多途径来使纳税人的“货币”更有价值:一是私人部门在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一个项目时通常更有效率,能够按时按质完成,并且更容易创新;二是伙伴关系能够使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各司所长;三是私人部门合作者通常会关联到经济中的相关项目,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四是能够使项目准确地为公众提供其真正需要的服务;五是由于投入了资金,私人参与者保证项目在经济上的有效性,而政府则为保证公众利益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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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分担是PPP的一个突出特点。经验表明,合适的风险分摊对于一个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PPP关于风险分担的理念是不断变化的。在英国早期的PFI阶段,强调的是将风险全部转移到私人部门。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人们发现让各方面承担其所能承担的最优风险将会更有利于项目的发展。PPP的风险分担理念解决了传统公共部门建设不能处理好项目风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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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PPP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将私人部门引入公共领域,从而提高了公共设施服务的效率和效益,避免了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超额投资、工期拖延、服务质量差等弊端。同时,项目建设与经营的部分风险由特殊目标公司承担,分散了政府的投资风险,适当有组织的PPP还能够使政府得到更好的财政控制。利用私营合作者所拥有的专门技能,通过PPP项目,公众可以得到设计得更好的公共基础设施。另外,从宏观的角度看,PPP通过让私人部门在传统的政府领域发挥比原来更为重要的角色,刺激了经济活动。PPP也使得在一个市场中获得的经验和技巧能够为其他市场所共享,提高了市场的运作效率,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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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融资举步维艰,PPP设想显露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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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获得成功。随后,为了实现奥运承诺及缓解首都地面交通压力,北京市政府决定大力发展轨道交通项目,并明确了新建200公里、总投资达600多亿元的投资建设任务。7月16日,申奥成功后的第三天,时年34岁的王灏被市委组织部抽调到刚由原北京地下铁道总公司改制成立的北京地铁集团,负责北京市轨道交通项目的投融资工作。上任伊始,王灏的融资工作举步维艰。轨道交通项目具有建设周期长(一般在4年以上),投资大(地下线每公里造价约7亿元,地面线每公里造价约3亿元)、回收期长、公益性强、营利能力弱等显著特点,使轨道交通的建设与投融资问题成为世界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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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北京市的轨道交通建设计划,到2015年,在轨道交通新线项目的静态融投资任务将达到2200亿元,总体动态融投资任务将超过3500亿元。随着新线逐步投入运营,到2015年预计当年仅简单运营亏损就达43亿元(不包含折旧和财务费用),全营运亏损高达170多亿元(包括折旧和财务费用),政府当年在运营上的投入相当于一条新线的总投资,政府的财政负担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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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17日,为破解轨道交通建设的资金瓶颈问题,北京市委、市政府从建设科学的体制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入手,将原北京地铁集团公司改组,分别成立了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投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管公司)和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营公司),科学划分和界定3家公司的职能定位:赋予京投公司承担北京市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和资本运营的任务,让京投公司作为北京市轨道交通业主,委托建管公司建设轨道交通新线项目,建成后委托运营公司运营地铁线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专业化的分工协作,使3家公司各司其职,共同推动北京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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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委、市政府为轨道交通建设搭建了很好的平台,但600多亿的“真金白银”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王灏。就在一筹莫展之际,他想到了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时接触过的PPP这个概念。于是,他开始着手研究PPP模式在国外基础设施领域中的应用情况,并试图以PPP模式来解决北京地铁四号线的融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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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究PPP理念精髓,实践中国本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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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事轨道交通投融资工作之初的2001年,王灏开始研究PPP模式在中国的应用。他从构思、模型、研究、研发、解决政策、财务、技术、法律实际问题等方面着手,用了整整两年时间编制出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专家认为,实现轨道交通PPP模式的中国化的前提必须要解决轨道交通定性、定量和实物载体3个层面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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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定性的问题,就是分析判断轨道交通的性质。轨道交通项目不是纯公共产品,应该属于准公共产品,它具有公益性和可经营性两部分的内容。对于公益性,我们可以称之为A部分,从经济责任上来讲,须由政府来承担。而对于可经营性,我们可以称之为B部分,可以由国有企业或社会民间资本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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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定量的问题,就是要研究确定A部分和B部分的基础比例关系。通过对世界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成本、客流和票价结构的分析研究和对相关数据统计的分析,建立了轨道交通项目寿命期现金流量模型。以经营期30年、回报率10%为假设条件,发现新建地铁项目30年财务净现值的总额,约占项目总投资的30%,另外70%投资不具市场价值,应作为公益性投资。也就是A部分和B部分的基础比例关系应为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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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实物载体的问题,就是A部分和B部分的实物对应关系。在轨道交通建设过程中,前期工作、征地拆迁、洞体等土建投资和建设,正好约占总投资的70%,剩下包括车辆、信号、自动售检票系统等机电设备的投资和建设,约占总投资的30%。根据基础比例关系,A部分应对应征地拆迁、洞体等建设和投资,B部分应对应车辆、信号、自动售检票系统等机电设备的投资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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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上述问题,设计具体PPP运作模式的工作就有了重要基础。王灏为地铁4号线创立了两种PPP运作模式,即前补偿模式(SBOT)和后补偿模式(BSOT)。所谓前补偿模式又称建设期补偿模式,也就是政府在建设期一次性承担A部分投资以及还本付息的对应经济责任,社会资本承担B部分的投资任务。项目建成后,A部分以一定价格租给B部分,赋予B部分一定期限特许经营权,票款和多种经营收入由B部分优先获得,以此构成一种盈利模式。北京地铁4号线就是这一模式的实践产物。所谓后补偿模式,又称运营补偿模式,也就是政府在建设期没有相应资金和融资能力,A部分和B部分的投资建设由PPP项目公司承担,政府在项目建成后赋予PPP项目公司一定的特许期限,并承诺按年度以运营补贴方式承担相对应的经济责任,以此构成另一种运作模式。当然,在这两种模型基础上还可有很多灵活变形,如委托运营、租赁经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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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经过自主研发,结合中国轨道交通内在特点、行业规律和国外先进理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PPP模式便成功问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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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论付诸实践,PPP喜结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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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是实践的基础,更是实践的指南。有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融资理论、模型,王灏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将其应用到实践中去,即引入投资方,也只有顺利地实现这一步,中国化PPP模式才算最终发挥作用。2004年,地铁4号线的领导团队编制招商文件,组织、参与了4次大型推介会,进行国际招商。中国香港地铁公司、西门子、新加坡地铁公司等10余家公司表达了投资意向。考虑到轨道交通行业特点、社会投资者投资能力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经验和能力,最后将目光锁定在“西门子-中铁建联合体”和“港铁-首创联合体”两家。通过与两家联合体的多轮竞争性谈判,经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同意,最终“港铁-首创联合体”凭借良好的资信、雄厚的资金实力、丰富的运营经验、先进的管理理念等因素被选定为PPP模式中的社会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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