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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中国的终结：创造力、创新力与个人主义在亚洲的崛起 [:170426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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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中国的终结：创造力、创新力与个人主义在亚洲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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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中国的终结：创造力、创新力与个人主义在亚洲的崛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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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车去史雷博士位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办公室，途中迷了路。一年前才买的卫星定位导航地图已经过时——我开过的许多道路，路过的许多建筑在过去的12个月里消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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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微信给史博士，说我迷路了。他答复说他会下楼到他办公室附近的一家酒店停车场来接我。我终于找到了酒店停车场。下车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史博士比我预想的要高大多了——大约一米八五，而中国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不到一米七。他用大衣紧紧裹住自己，此刻大雨如注，雨滴夹杂着空气中的污染颗粒，变成泥点子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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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博士是锐意公司中国运营的主管和抗体研究的主任。锐意这家生物科技初创企业是由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雷蒙德·史蒂文斯教授在圣地亚哥成立的。我约史博士见面是想听听他对于中国生物科技产业创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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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互联网行业一样，对于生物技术和医疗保健行业来说，知识产权侵权仍然是个问题。新闻标题上经常有警方截获仿冒卫生用品或者假药，比如仿冒伟哥和避孕套的信息。2014年2月，法国勒阿弗尔港口海关宣布截获了10吨仿冒的阿司匹林、治疗阳痿的药片和止泻药。这些货物被塞在两个海运集装箱里，以中国茶叶的名义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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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史博士，是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和仿冒阻碍了生物科技产业的创新，还是严苛的监管阻碍了创新？毕竟科研成果要经过多年研究才能转化为市场化的商品，所以我想知道，如果仿冒者能直接盗用这些技术，如果国有企业能够排挤私企，那么花这么多金钱和时间投入研发是否值得。我以为知识产权问题肯定是生物科技发展壮大的巨大障碍——毕竟，大多数跨国公司都因为害怕侵权，把最先进的技术生产线设在中国之外。我们还没有聊几分钟，史博士就打消了我之前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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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博士的故事从1990年开始。24年前，他还是一个身材瘦长，21岁的本科生，就读于上海知名的复旦大学。大家都认为被复旦录取的学生意味着以后工作就有了保障，毕业后要么进入国企工作，要么进政府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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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复旦有优势也有保障，但是史雷决定中途辍学，以追求更好的教育机会。现在这个国家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肥胖率高达12%。但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个未知数。当时中国超过50%的人口还生活在联合国定义的绝对贫困线以下，对大多数人来说吃肉还是难得一次的奢侈，洗个热水澡也一样。许多顶尖人才为了拥有更好的生活而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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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雷后来在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拿到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还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理学硕士学位和技术管理硕士学位。毕业之后史雷受聘于美国顶尖的研究机构，在哈佛医学院马萨诸塞总医院全球最大的生物医药研究项目，做免疫学动物建模和传染病研究，之后离开学院加入企业，在强生公司研究支架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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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博士的妻子是北京人，在化工业巨头杜邦公司有一份快速上升的事业。两人组建家庭，在美国生活了20年，实现了美国梦：买了大房子，添丁加口，事业有成。尽管有了如此成就，史博士和妻子却开始按捺不住，想要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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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锐意找到了回国的机会。这家初创公司获得了六家风险投资公司的支持，5AM Ventures， Versant Ventures， Apposite Capital，葛兰素史克旗下的风投SR One， Arvis SA， 以及默克雪兰诺风投。锐意于2014年3月B轮投资中募得1500万美元。锐意在单克隆抗体和生物化学领域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包括生物疗法用途的以G蛋白偶联受体为靶向的单克隆抗体。史博士组建了中国团队，研发针对例如癌症这类难以治愈疾病的可注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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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博士指着他办公室旁空荡荡的办公室。他的邻居也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发展太快，刚刚搬往隔壁一条街的另一幢高层办公楼。锐意也在招聘人手，扩增办公面积。史博士盯着空荡荡的办公室，好像在想什么时候他也得搬去自己的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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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史博士，中国的研究环境如何，中国研究员的整体创新能力如何。“整体说来中国的创新不如美国的好，”他承认，“但是肯定一天比一天好，无论是学术科研还是投入生产。中国在创新和技术两方面都追赶得很快，比如生物科技行业最热门的领域抗体偶联药物（ADC），中国公司的ADC正在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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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博士说话的时候，整个人都散发出积极乐观的光彩。他精力充沛、乐观，相信万事皆有可能，这是一个无坚不摧的创业者所拥有的精神。作为一名生物科技领域的中国研究者，史博士具有如此乐观的展望，令我感到意外。我原以为他会比较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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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不认为中国是个科学创新大国。彭博社专栏作家威廉·皮赛克这样的评论家断言，中国政府监管过于严苛且中国的互联网还不够活跃，两者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维韦克·瓦德瓦是奇点大学学术与创新部的副主席，他在2013年11月写给领英的一篇影响者文章里断言，中国“政府的作为阻碍了创新，而不是扶植了创新”。目前锐意的研究能力之强看起来证明了皮赛克和瓦德瓦的论断不实。我想知道史博士是否同意他们的假设，认为是政府阻挡了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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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政府不是拖累生物科技创新的问题所在，”他说。事实上，他进一步解释，政府在这个行业“积极推动创新，包括对发放研究经费并允许企业使用相关仪器设备给予了财政支持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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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椅子上靠了一会儿，然后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也让私营企业与学术团体建立合作意向，这敞开了所有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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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研究受到最强有力部门的支持。举个例子，史博士指出，新成立的上海科技大学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主持。这所大学的愿景是成为中国的加州理工学院。各种资源不断投入这所大学，为它的研究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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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意在加利福尼亚之外选择了在上海开设分部，其中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的环境太好了，而美国的环境正在变差。史博士进一步解释，“奥巴马政府削减预算，减少了科研资金”，而中国刚好相反。“机会非常好，有那么多中国科学家从海外回国，政府又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例如无锡制药科技和维亚生物科技这样的合同研究组织（CRO）蓬勃发展。大型制药企业，例如辉瑞、默沙东、阿斯利康、诺华制药、基因泰克和千年制药公司，将研发项目外包给这些CRO。这些CRO也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为研究员提供了由前辈提供现场指导的在岗学习机会，提升了劳动者的知识与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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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博士看来，阻碍生物科技行业真正创新的主要障碍不在于政府监管，更不在于缺乏人才，而在于缺少资金支持。与信息技术领域的早期发展阶段一样——也许更加明显——医疗保健与生物技术的投资者对容易获利的商业模式青睐有加，更偏向于赚快钱的机会。这等于说低垂的果实那一套在中国的医疗保健行业再次上演。而这个领域好摘的果实到处都是，因为有大把价格低廉且质量过得去的医疗器械与仿制药的机会可以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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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问题在于投资者本身的背景，史博士说：“中国许多投资者很聪明，但他们不懂生物科技。他们往往具有从商或从政的背景，而不是科研背景。只有搞科研的人才真正懂得研究的真谛。”在美国和欧洲的情况很不一样，因为他们的投资人往往都有科研背景。他说：“他们了解我们在做什么，开董事会的时候也能给我们很好的建议。但是中国的大多数投资者并不懂真正的研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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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尽管有这些挑战，中国离创新并不遥远，情况正越来越好。政府也在帮助激励创新，而不是妨害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