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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未来（珍藏版） 第9章 日本战后的强大竞争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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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因素让日本如此成功？”是当今最热门的讨论话题。但很少有人提到日本的资本成本（capital cost）（财务管理术语，即使用资本所需要支付的成本，包括使用成本（如利息）和融资成本（如上市费用）两部分。——译者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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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司为资本支付10%15%的成本，不论这些资本是短期借款、长期固定借款、还是证券形式，而日本大企业最多支付5%，这种相差两三倍的优势是几乎不可战胜的。日本较低的资金成本背后并不是“文化”或“组织结构”——这两点经常被用来解释日本的成功，实际上是美国40年前对日本的占领导致了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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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日本的储蓄率是美国的两倍，实际上也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但只有少数历史学家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主要国家中，日本是储蓄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日本战败后，储蓄率更是骤然下降，实际上已经是负储蓄率。同时伴随着通货膨胀和严重的劳工斗争，这很快就耗尽了那些逃过了战争期间没收性的高税收和巨大破坏的所有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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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市和工厂在战争中几乎被夷为平地，日本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但是却无法向国外借款，也不能像欧洲那样得到马歇尔计划的支援。在危机中，美国人派来了底特律的银行家约瑟夫·道奇（Joseph Dodge）作为美军占领时期的经济顾问。道奇认为，日本只有激进地转向投资推动型经济（investment-driven economy），才能摆脱困境。他提议，大幅度提高所得税率，甚至包括低收入者。直到今天，日本的税率，尤其是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依然要远远地高于美国。但同时他也提议：对每个储户300万日元内的邮政储蓄存款，免除所有利息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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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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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300万日元只相当于8000美元多一点，但在当时的日本，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它是普通日本人平均收入的25倍，只有占总人口2%的高收入者一年才可以挣这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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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专家都大声反对该提案：日本专家反对是因为可怕的税收减少，当时的国库已经因为赤字而接近崩溃了，美国专家（尤其是华盛顿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反对是因为这会使富人大大受益。但道奇成功地说服年轻的日本新任财政大臣池田勇人（Hayato Ikeda，10年后成为了日本首相）接受了他的计划。经过努力，池田勇人促使该计划通过了持怀疑态度的内阁以及公开表示反对的众议院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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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之内，通货膨胀消失了。6个月后，储蓄率开始回升并且持续提高。税收收入几乎同时开始提高。当利息税豁免政策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最终在1988年被废除时，几乎每个日本人，不管是穷人、中产阶级还是富人，都拥有一个免税账户（tax-exempt accounts，有的人甚至拥有多达20个此类账户，每人一个的限制条件并没有被认真执行）。而免税账户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群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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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储蓄为日本经济和出口的爆炸性增长提供了足够的资本。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日本这种史无前例的经济奇观：高增长的日本居然可以做到不向国外借款。当然，这些免税储蓄也可以解释日本较低的资本成本和它所带来的强大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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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投资推动型经济产生了效果，英美的消费推动型经济（consumption-driven economy）却没有实现预期的投资增加和降低资本成本的效果。可是，消费推动型经济仍然主导着英美两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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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差异，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都接受一些凯恩斯的基本观点：“过度储蓄”永远是危险的，它会导致消费不足和经济衰退，因此储蓄不应当受到鼓励，甚至要受到适当惩罚。如果由消费来主导经济，那么必要的生产性投资就会自动地得到满足。需求增长要求企业提供新增产能，这是能创造利润的，它是投资的“乘数”。因此，鼓励和促进消费会自动地导致收入提高和更多的资本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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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存在的严重错误立即被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些杰出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的莱昂内尔·罗宾斯和哈佛大学的约瑟夫·熊彼特）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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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表示，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过度储蓄。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过度储蓄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另外，凯恩斯自己的理论也将消费推动型经济所依赖的乘数效应排除在外，因为凯恩斯的基本假设是：企业家只有在有信心的情况下才会投资，而在凯恩斯的理论中，信心是低利率和低资本成本的一个结果。减少储蓄（且不说去打击储蓄），肯定会推高利率，从而破坏企业家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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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推动型经济取得了成功（尽管主要是在讲英语的国家），因为它非常适合战后时期的政治需要。惩罚储蓄相当于打击富人，提高储蓄相当于散播财富。在政治上，凯恩斯非常像现在我们所说的“新保守派”（当时叫做“自由派”）。他非常蔑视改良主义者和假装支持改革的人。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改良主义者接受了他的理论并使之成为主流理论。这些理论成为他们政治主张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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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无论怎样提高储蓄都不会使富人受益，任何免除利息税或延期缴纳利息税的国家都会经历和日本同样的事情：中低收入者从中获益最多。例如，在历史上，美国实施任何一项对储蓄进行延期缴纳税款的政策（例如个人退休金账户和基奥计划（Keogh plans，又译为基欧计划，是针对自由职业者或自营业主的退休金计划，可以实现节税。——译者注）），都会出现上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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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们也知道，消费推动型经济并不会散播财富。在投资推动型的日本，其收入分配要比消费推动型的英美更加公平。另外，尽管美国国税局不愿意承认，但以下说法是一个事实：在政府鼓励储蓄的年份里，税收收入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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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道奇运用这一政策以来，40年间，发达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比不上税收减免合法化有效。道奇的免税账户让日本企业只用支付令人吃惊的低利息——从未超过每年2%，而且日本的资本还用不完。美国个人退休金账户和基奥计划的存款通常是名义值大于实际值，但它们总是受到热烈欢迎。律师和会计师也可以证明：只是为了对付税收征管人员，人们就纷纷对并不十分可靠的“避税工具”趋之若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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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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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我们知道如何托起美国低迷的储蓄率和降低高不可攀的资本成本。关键不是税收水平，而是税收范围——这是经济学家对合法减税的另外一种说法。而且我们知道，高资本成本会打击信心和抑制投资的凯恩斯理论是正确的。很少有投资项目可以获取足够的利润去支付15%的资本成本，但很多投资项目可以轻易支付5%的资本成本——这正是日本企业支付的资本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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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和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有很大不同。作为一个整体，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这些差异毫无办法。但是，美国可以采取措施去消除或者减少日本从美国奇高的资本成本中得到的巨大竞争优势。这不是“结构”问题，它主要是我们不适当的利率所导致的，而这又是因为我们坚信消费推动型经济，尽管所有的实践经验和证据都不支持这种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