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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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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于如何解决分歧必须要有一个事先的约定。在联盟内部，母公司的命令是没有用的。最好的办法是在争议出现之前，推选一个相关各方都了解并且尊重的仲裁人，各方也都会接受他的裁决并把他的意见作为最终裁定。他应该被授权，并且不局限于具体争议问题。例如，他能够决定:根据事先安排的办法，任何一方都有权收购另外一家联盟企业的股份。他也能够建议:清算合资企业或者把它变成一个独立于母公司的单独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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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很激进的办法。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仲裁被视为最后的手段。这些条款使联盟各方都能够认识到:把自身的个体利益、主张、自豪感置于次要地位并服务于联盟的持续成功，能够从中获得多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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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未来（珍藏版） 第38章 资本主义危机:谁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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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这个名词在20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畅销书《美国面临的挑战》（The American Challenge）的作者，法国著名学者塞万·施瑞伯（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曾预言，到了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的生产将掌控在少数几家美国的超级跨国公司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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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资本主义中，这些超级经济体实行的是自我管理。公司的所有权分散在大量的个人投资者手中，公司的管理层拥有自己任命自己的能力，他们只需要对自己负责。这些高管职位非常稳固，除非是发生严重的公司丑闻或者公司破产。然而，这些管理层自称是“开明的专制君主”，他们在经营公司的过程中会合理地平衡股东、雇员、客户、供应商、所处城市、经济团体整体的利益——在公司的年报中，他们也是这样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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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塞万·施瑞伯也会同意，20年后，他的预言出现了明显偏差。那些制造业中的跨国巨头们正在竭尽全力地应对技术和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即便这些挑战没有让它们淘汰出局，也给它们带来了落伍的威胁。美国上市公司的高管层，不管公司的规模和绩效如何，都瑟缩在金降落伞的保护之下，对恶意并购者及其致命武器——垃圾债券——充满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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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意接管者与公司并购者——例如皮肯斯（T.Boone Pickens）和艾坎（Carl Icahn）——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但是，敌意接管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它可能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终结公司资本主义的是那些新兴的“机构投资者”——主要是养老基金——它们是美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在美国，养老基金的资产高达15000亿美元，很快就会上升到20000亿美元，现在它们已经拥有了全部美国上市公司1/3的股权，在大型上市公司中则拥有50%甚至更多的股权。当然，养老基金有成千上万个。但少数大型养老基金是主导力量，大部分其他养老基金只是忠实的跟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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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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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美国，上市公司现在的股权集中度要高于历史上的任何其他阶段。所以，任何一个需要资金的公司——公司早晚都会面临的问题——必须设法达到养老基金经理对企业的要求。而且，养老基金经理的选择余地也很小，他们只能关注短期收益，因为他们的工作要求他们快速获得收益，大多数情况下基金以季度为单位对他们的绩效进行评估。这是因为向养老基金提供资金的那些公司，其营业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养老基金的短期收益。如果能够获得可观的短期收益，那么该公司就可以少负担一些养老费用，其财务利润就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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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养老基金某年表现不佳，公司就要多缴纳一些养老费用，公司收益会下降。这样，公司管理层就会给养老基金经理施加强大压力，力争获得短期收益;反过来，基金经理又向自己投资的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施加压力，要求创造短期收益。再推下去（大部分上市公司同时也是基金的投资人，它们每年向基金提供一定费用，员工退休后向养老基金索取养老金。——译者注），这又会迫使基金经理去创造短期收益，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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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养老基金也是公司雇员（而不是公司本身）的受托管理机构。如果并购者提供的报价比股票当前的市场价高一些，基金经理就会自动地说“接受”。如果他们不接受，并且几个月之后，以低于并购者报价的价格卖出股票，那么，他们可能会面临一场诉讼，人们要求索赔，并且状告他们没有很好地履行受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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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本主义向人们承诺:大公司在运营过程中会充分考虑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实际上，公司的管理层被迫将所有其他东西（甚至不考虑一些长期因素，如市场地位、技术、公司基本的财富创造能力）放置一边，专注于获取短期收益和提升近期股价。有人也许会说，公司资本主义已经蜕变成了“投机资本主义”（speculator＇s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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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错觉，而且是一种高傲的错觉。大公司的管理层拥有——而且必须拥有——足够的权力。同时，为了使这种权力具有合法性，它必须与责任相匹配。开明的专制主义（参见本书第30章“公司治理”中的相关论述。——译者注）最后往往会变成无能的、受人批判的对象。在公司受到攻击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支持它——在并购者出现时，美国公司的管理层就遇到了这种情况。并且大多数美国高管层不愿意采用能够真正分清责任的合法保护手段: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独立（董事会的独立性是指董事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关联，比如，不在公司持股、没有亲人在公司任职或不与公司发生业务往来。——译者注）的董事会，董事会富有能力，可以建立一套有效的绩效标准，并且可以开除达不到绩效标准的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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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投机资本主义却是一个错误的药方。它的副作用非常大，甚至会让“病人”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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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对于股东来说，投机资本主义可能也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对于美国公司的重要股东——养老基金来说，结果是这样的。在恶意并购过程中，它们被迫将自己手中的股票卖给敌意并购者。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它们对被并购的上市公司就不再关心了。它们要么要求获得现金，要么尽快卖掉从恶意并购者那里换来的其他证券。它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相当一部分——或者说大多数——公司在被恶意收购后，过上一两年，经营业绩肯定会不如以前。而在西德和日本，公司的经营还是以长期收益为主，而不是专注于短期收益，股东们的整体表现要好于——肯定不会差于——美国的同行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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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对于养老基金来说，其短期利益也不尽如人意，这方面的证据越来越多。尽管证券中介机构、投资咨询机构和养老基金以高薪雇用了大批证券分析师，大多数养老基金仍然表现较差，最好的也就是与股票市场的平均收益持平。它们的绩效表现充分证明了一句古话:“注重短期利益会让交易商发财，让投资者赔钱”。确实，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抱怨——例如，缅因州国会议员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此人1997年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国防部长，在美国有一定影响力。——译者注）的抱怨——投资者过分关注短期收益使得养老基金表现不佳，这样，就使养老基金与最终的受益人（未来的养老金领取人）之间出现了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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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可以看出，毫无疑问，投机资本主义所崇尚的短期收益给公司管理层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这对于美国企业界和美国经济来说都是有害的。在有些案例中，这可能是公司在重要行业或重要市场上失去竞争地位的主要原因，甚至是惟一原因。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美国自己研发的录像机。现在，美国没有公司生产录像机，它们将这个产业拱手让给了日本人。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这一业务不能立刻产生短期投资回报，反而需要进行好几年的长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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